一，佛经西来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120年），霍去病率兵重创匈奴，缴获“祭天金人”一尊，带回长安。此“祭天金人”即佛像。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到长安，向博士景庐口授佛经《浮屠经》。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梦见一个高大金人，头顶四周闪耀着日月光辉。有大臣圆梦说，这是西域天竺国的神，叫做佛。汉明帝便派遣使者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等12人到天竺国（今印度）去请教佛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他们从天竺请来了两位佛教大师，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同时用白马驮回许多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汉明帝按照天竺佛寺的模样在洛阳建造了一座佛寺，命名为“白马寺”。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僧（玄奘）去西天（印度）取经，带回来657卷写在贝叶上的佛经，至今被珍藏在西安大雁塔中。

　　这些从天竺国带回来的、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就是“贝叶经”。

　　二，为什么叫“贝叶经”

　　贝叶，即贝多罗叶。属棕榈科的一种热带性植物，主要产于印度、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叶子长且质地稠密。在纸张发明以前，古印度以贝多罗叶记载佛教经典及宫廷文献资料，现今南印度及南传佛教地区仍有人继续使用。

　　公元前1世纪时，比丘们为了便于弘法，便把佛经写在贝叶上，以免散佚。这些书写在贝叶上的佛经，被称为“贝叶经”。

　　三，贝叶经是怎么做成的

　　贝叶经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

　　（一）采叶。贝多罗树特别高大，不分枝，其叶硕大无朋，一片叶可盖满一面墙壁。用利刀除去叶脉，取得近30个叶片。每个叶片有两米多长，一端稍宽，另一端稍窄。

　　（二）水煮。把裁好的叶片横向卷起，放在大锅里用水蒸煮，然后捞出晾干。这样处理后，叶片就变得质地柔韧，不易拆断。

　　（三）磨光。在两根木桩上横架一根木棒，将晾干的叶片挂在木棒上，两手攥住叶片的两端，上下拉磨，把叶片的表层磨掉，使其变得洁白光润。

　　（四）裁割。用直尺和利刀把叶片裁切成可供书写和保存的小叶片。一般每片叶长约两60厘米，宽约8厘米。

　　（五）烫孔。用烧热的铁棍在切好的贝叶的中间（或两端）烫1个孔，以便用绳穿订。

　　（六）刻写。在烫好孔洞的贝叶上，用铁笔刻写经文。

　　（七）上色。刻写完毕之后，要用色料涂抹叶面，称为“上色”。

　　（八）装订。用细绳把刻好的贝叶穿在一起，打结，便订成了一部贝叶经。

　　四、贝叶经的历史与传播

　　最初，经、律、论三藏是以师徒相承、口口相授的方式流传，并没有见诸文字。至公元前1世纪前后，大乘初兴之际，才将口头的圣典抄写在贝叶上，成为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据文献记载，贝叶经的使用及传播，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公元1至10世纪，古印度佛教徒携带大批贝叶经，前往中亚、我国新疆、西藏和尼泊尔等地区弘扬佛教；这些地区的佛教徒也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并带回大量贝叶经。佛教和佛教文化得到极大的传播、发展。

　　19世纪、20世纪初，西方列强从亚洲掠夺了大量贝叶经。

　　五，贝叶经都在哪里

　　梵文贝叶经诞生于古印度。但是，由于宗教纷争、战乱频仍、气候炎热潮湿等原因，古印度的贝叶经几乎已失传。

　　随着佛法东渐，大量贝叶经被僧人带到中亚及中南亚多个地区，分散于许多寺院。2000年中，这些贝叶经并未受到妥善保存，或藏于佛像，或置于老旧的房间，或藏于山洞；在尘封几世纪后再度被人发掘，或辗转市井，毁于兵荒，或远渡重洋，散于全球。迄今为止，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家那里，还保存着贝叶经。

　　现存于我国的贝叶经很少，仅在西安大雁塔、峨眉山、普陀山、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藏、台湾等处存有少量版本。部分也散落民间。

　　六，欧美贝叶经研究现状

　　（一）英国：斯坦因洗劫敦煌莫高窟

　　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梵文贝叶经文献381部和纸本梵夹多件，分赠给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65部。以后，霍格森又从西藏运走《甘珠尔》和《丹珠尔》到英国。187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的军医赖特在尼泊尔搜得梵文经本共850部，其中佛经325部。1880年，鲍尔到中国新疆“考古”，获得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孔雀王经》。1882年，戴维斯创立了巴利圣典会，又组建了“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后来释译了巴利佛教《摄阿毗达磨义论》和《长阿含》。他一生翻译佛教经论12部，撰写佛教著作30余部，主持出版了拉丁体巴利文三藏和注疏，著作等身。

　　1908、1915年，斯坦因两次从中国劫掠了13570卷敦煌文书，这使他成为研究中国学的专家。1933年，E?J?托马斯出版了《佛教思想史》。1937年，神父索西尔出版了《中国佛教术语辞典》。1955年，孔兹出版了英译本《大智度论》，印度裔学者穆尔蒂写作了《佛教的中心哲学》一书。

　　1970年以后，英国的佛教研究已从经典的校勘转向了佛教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出版了勃洛费尔德的《道教与佛教神秘主义》、特雷弗?林的《印度佛教复兴》《佛教帝国主义和战争》等。现在，英国有许多大学讲授佛学。伦敦大学甚至收藏了《房山石经》。

　　（二）德国：格林威德尔“收集”贝叶经

　　20世纪初，德国的格林威德尔等人，在中亚“收集”了贝叶经和各种文字的写本10000余部。1906年皮舍尔出版了《佛陀的生平与教义》一书，非常畅销。朱托伊特将《本生经》译成德文。贝克出版了《佛学——佛陀及其教义》。韦伯、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等人，将巴利佛典《相应部》译成德文，撰写了《巴利文学与巴利语》一书；研究梵文经典，如韦伯研究了《阿含经》；写作了《早期的佛教哲学基础》（1904）。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把贝叶经中的巴利文阿含经全部译成了德文。

　　1942年，冯?格拉泽纳普编译了《佛陀思想》，发表了《佛教的神秘》。1944年，诺贝尔撰写了《金光明最圣王经：附有词汇表的藏文本》。瓦尔德史密特出版了《佛陀生命终极的传统》，翻译了《大涅槃经》《四眷属经》。1947年，施密特出版了《佛陀的教义》，次年编纂了《佛教字典》。1951年，德国僧人尼安那波尼伽将《尼波多经》译成德文。翌年，吕德斯出版《佛教原始经典语言的现象》。1962年，施林格夫写出了2卷本的《佛教》。此外，史密特豪森译介了《瑜伽师地论》；亨利?贝歇特的《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国家与社会》一书，成为研究佛教的经典作品。

　　（三）法国：伯希和中亚“探险”贝叶经

　　1833年，英国人霍格森将尼泊尔的171部贝叶经和手抄佛典赠给了法国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尤金?鲍诺夫，以后又从北京给法国运去了北京版的西藏大藏经。1844年，鲍诺夫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印度佛教史导言》，研究了佛教的教义，介绍了《般若经》《楞伽经》等大乘经典。

　　1859年，法国驻斯里兰卡领事格保洛特“收集”了大量的巴利文贝叶经。

　　20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伯希和、薛尼温?莱维，从印度、尼泊尔、巴勒斯坦、中国敦煌等地区，掠夺了数以万计的梵文贝叶经、绢画以及敦煌遗书。他们校勘《中边论颂》，翻译《大乘庄严经论》等。并出版多卷本辞书《法宝义林》。他们把巴利语三藏用罗马字母注出，又将其译成英法等语言，同时又对梵文文献和敦煌文献，以及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栗特文等文献做了研究与翻译，加以考证注疏，掀起了欧洲的“亚洲学史上的翻译运动”。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全部巴利文大藏经。

　　（四）比利时：蒲山“引起佛学研究的革命”

　　1925年，魏莱?蒲山出版代表作《涅槃》。他将《俱舍论》《成唯识论》译成法文，校订《入菩提行经》等经书，编辑《敦煌藏文写本目录》，被认为“填补了在早期巴利著作之研究，及后来中观学说之间的裂缝”的一场“佛学研究的革命”。蒲山的学生拉摩特致力于研究、翻译和注解《大智度论》，并著《印度佛教史》，引起学界重视。

　　（五）意大利：杜齐8次进入西藏

　　从1929年起，意大利的杜齐（1894-1984）长期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地区调查，先后８次进入我国西藏，弄走大量贝叶经、绢画、写本等文物。1933年，他创建了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1950年开始主持出版60余卷本的《罗马东方丛书》。杜齐本人一共写过360余种著作，还对一些梵文贝叶经做了校勘。

　　（六）俄罗斯：沙皇下令收集贝叶经

　　18世纪时，俄国政府修建了桑格里寺。沙皇一世彼得大帝亲自下令收集藏、梵、中亚等各国文字的佛经抄本。1905、1914年，奥得尔捷夫、奥尔布格等人先后在敦煌盗走部分汉译佛典。另一些人则在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窃取了大量珍贵文献。据苏联科学院公布的资料，数目达1243部，但据日本学者的统计，为10000余部，占敦煌文书的总数四分之一。由于占有了这批资料，苏联皇家科学院组织了学者从事专门研究，最终形成了欧洲的彼得堡学派。

　　1919年，罗森堡经过研究《俱舍论》，发表了《佛教哲学问题》。彻尔巴斯基校订过大乘佛典《现观庄严论》八千颂及藏文本《俱舍论》（单品），撰写了不朽巨著《佛家逻辑》。1923年著《佛教中心概念以及达摩（法）一词之意义》，汉译本名《小乘佛学》；1927年著《佛教涅槃之中心概念》，汉译本名《大乘佛学》或《佛家涅槃论》。

　　（七）美国：洛克维尔两次进藏带走贝叶经。

　　对贝叶经佛典的研究，美国晚于英法德等国，但现在影响最大，成果最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人洛克维尔两次到西藏“探险”，带回数量不菲的梵文贝叶经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写作了《释迦牟尼传》（1907）等书。朗曼编纂了《梵文读本》，又在1890年出版了《佛教翻译》《经集》。亨利?克拉克?瓦伦终身残废，将其大部财产捐给了巴利圣典会。埃杰顿编辑了《佛教混合梵语：文法与辞典》，哈特编写了《梵语速成学习法》。A?K?纳拉因曾任联合国世界佛教研究会秘书长，曾经培养了数名华人博士。

　　1950年以后，美国的华裔学者十分活跃。陈观胜出版了佛教史著作《佛教的中国转化》。1970年，沈家祯创“世界宗教研究院”，其图书馆被认为是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1975年，台湾名僧圣严法师在纽约建立了“中华佛教文化馆”，下设“三学研究院”和“禅中心”，发行《禅道通讯》和《禅杂志》刊物。净海和永惺法师在休士敦建“德州佛教会”，讲授佛学。

　　七，中国贝叶经研究现状

　　（一）清末民初：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

　　居士杨仁山创办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出版。同样的还有：扬州江北刻经处，常州天宁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三时学会，佛学书局等。它们或由僧人、寺院管理，或由居士承办；有的实行股份制，每股10元。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了一批学者著作，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太虚、圆瑛等也出版了《太虚大师全书》、《印度之佛教》以及一些经疏。

　　（二）建国初期：金陵刻经处整理玄奘全集。

　　1950年，北京成立了现代佛学社，出版了《现代佛学》月刊。三时学会编纂了《汉藏佛教词汇》《亚洲各国佛教史要》等资料。赵朴初撰写了《中国的佛教》（英文）。李荣熙做了《百喻经》等佛典的英译工作和《锡兰佛教史》的汉译。叶均翻译了巴利藏经《清净道论》等。金陵刻经处整理了《玄奘译撰全集》400卷，英文《玄奘法师传》。整理拓印了房山云居寺石经。

　　（三）改革开放之后：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藏经》。

　　1979年，吕激出版了建国以来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82年，吕潋出版了《西藏佛教史略》《佛教大藏经史（8～10世纪）》。1988年，出版了《佛教与中国文化》，次年，出版了《佛教文化面面观》，以及《贝叶文化》（1990）、《中国佛教文化论稿》（1991），周叔迦的《周叔迦佛学论文集》（1991）、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大藏经》，佛教协会拓印了重印了《乾隆大藏经》（亦称《龙藏》）。

　　（四）2000年以来：西藏清查贝叶经。

　　2002年，云南西双版纳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等共同合作，着手翻译整理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其中包含了部分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的贝叶写本。

　　2007年，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到2008年8月，已经将拉萨市、山南和日喀则地区的寺庙、博物馆里的部分梵文贝叶经登记造册。国家投入了98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