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士

　　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之丰富，记载体裁之多样，在人类文明史上无出其右者。我们习惯所谓二十四史就是正史资料，是祖先留给后人的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档案，从文化继承来说，其中自然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历代的官修史书往往替王侯将相树碑立传，难免忽视民间技艺、宗教信仰。正史中的佛教文字乃因人记事，或因事记人，散存于众多的本纪、人物传、诸志里边，多则整篇整段，少则三五句，乃至几个字而已，无意间又留下一笔关系古代宗教信仰实况的精神财富，《正史佛教资料类编》（以下称《类编》）正是集腋成裘的一部史料书。

　　杜斗城教授费时多载，全面阅读稽查《后汉书》《晋书》《魏书》《隋书》，以及南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历代正史涉及佛教事件、人物、寺院、习俗、经济等相关的记载，与其研究生合作，依照其内容区分为通论、人物、塔寺、议论、事迹、敬佛、教令、经籍、出尼、毁佛十类，其中人物、议论、事迹资料比较丰富。依赖集体智慧完成这部61万余字的大书（16k，582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属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之一。书称“辑编”说明先辑后编，分门别类而成书。

　　宋元以来就有学者 从正史中摘录相关的佛教人物、事件、寺塔等记载，参以古籍中的佛教文字汇编成书，而将正史中所有涉及佛教的文字编辑成书，直到新世纪才有缘实现，就学者治学而言，一则有了分类的系统文献，二则方便查阅；嘉惠学林，善莫大焉。

　　我国正史所记载的佛教资料在某一部史书中的份量并不大，除《魏书·释老志》《元史·释老传》等专门记载外，其余正史多因人实录，并无有意撰写宗教信仰的具体内容。盖因中华文化重天道与人道，注重日常人伦生活经验，轻视超越其上的心灵信仰自由。从这部资料类编中即可看出一个社会中人（世俗人）帝王将相、工商僧俗的信仰行为，在当时当地对佛门内外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始有可能被写入史书，留下一些或简略、或细致的记述；若是隐修的僧侣则不大理会。这与主持修史的史官的态度也有关系。例如《梁书》记载梁武帝（502——549）建爱敬、开善等寺、造佛像，在同泰寺讲经、舍身、做法会，《南史》照录，文字稍异；《隋书》则采入天文志或五行志等诸志内。北魏孝明帝（515——528）在位时，灵太后胡氏摄政，始终如一地护持佛教，建寺度僧，影响及当时的财政开支与后期佛教的发展。但《魏书》《北史》的相关记载分散、简略，针对僧人治病、贫民出家，灵太后入永宁寺礼佛，文臣元怿、李瑒、崔光等上表劝阻，引用《诗》《易》《春秋》《礼》，要求对佛道或“裁之以礼”，或“融教阐悟”（《类编》260页、261页），实为巩固其统治基础。至于文人士大夫信佛参禅、中外佛教交流、元明时期藏传佛教政教合一性等，诸如此类，颇有记载。知过去佛教之面貌，方可知其今日发展趋势。

　　由西域传来的佛教经年累月地在中华大地传播，历两千年而未衰亡，彰显固有之传统文化包容博大，但与佛教在对待生命、家庭、国家等态度上，前者出世，后者入世，矛盾加剧时难免一争高下，以便延续某个王朝的命运。后世所谓的儒、释、道之间的争论，尤其是晋唐时期的辩论在正史中颇有记载，从《类编》人物、议论、敬佛类的部分文字里即可读到，不必再循正史记载逐卷翻阅。后人之所以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化，或曰传统文化、国学，基于丰饶的典籍可供我们使用，却非随手即可利用的，研究佛教也不例外。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变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演进互为影响，有众多复杂关系，佛教经录、僧传、禅宗灯录中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在正史中同样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凭借这部《类编》查阅，则事半功倍矣。

　　诚如主持《类编》的杜斗城教授所说，要将大量出自正史人物传、诸志的零散佛教资料予以准确分类，实在为难——原始记载只为存真，现在分类成文字多寡不一、数以千计的条列资料，只为方便学习利用。例如在塔寺部分尤为明显，按事件重心来说，“永宁佛寺”即可改为“尔朱兆”（194页）；“感业寺”可改为“武则天”（同页）；“宝昌寺”可改为“唐玄宗”（196页），均可列入人物类。这是我阅读后的拙见。整部书若依历代正史佛教资料出处顺序，把具体分类资料依人物、事件等排列在原书名下，或可明了发生的时代，不似《类编》中的资料，反而不易检索。再如目录中事迹、出尼类资料的某些标题尚欠雅训，不如简化概括为一短句，简洁明了。

　　本书史料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正史为依据，将原书的繁体汉字变为简体字，每篇（条）资料末尾括号内均注明出处，说明摘录自某书某卷某页，例如《辽道宗幸七金山三学寺》：（道宗清宁十年九月）幸七金山三学寺。出自《辽史》卷六十八《 游幸表》，在原书1072页。纪年为编者所加，内容只一句话。同一事件记载于前后撰写的史书，后书有的照录原文，有的文字稍异，则不录，有楷体字“杜按”予以说明。美中不足者为书内尚有文字、标点讹误，如《冯亮》（78页）“敛以衣 ”（《魏书》），同句“殓以衣幍”（《北史》），“幍”均误，同帢，《辞源》释为“便帽”；又“虫乌”当为“虫鸟”。仅举两例，与编者共勉戒之。

　　一篇（条）史料单独来看，似无关紧要；了解其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的相关记载，究其内在联系后，则有助于掌握其群体信仰之本质，本书出版之意义或在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