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在塔利班的爆炸声中轰然倒塌，云冈石窟便成了犍陀罗艺术东传最早最宏大最完整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珍品了。认识这一点，无论是从世界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发展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艺术史特别是雕刻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审度云冈石窟的价值，都是十分重要的。

　　犍陀罗作为一个地理学的概念，是指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以及周边与阿富汗东部接壤的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这个地处欧亚要冲的“大陆之脐”，我们从美国人煞费苦心搜寻本·拉登的片断镜头里多次看到，这里似乎荒寂而险仄，然而在古印度的语汇中“犍陀罗”却是“香气四溢”的意思。就在这里，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800年里，古老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没有擦肩而过，它们相逢、相识、相融，以至碰撞出无比瑰丽的艺术火花，这就是犍陀罗艺术。

　　世界宗教史认为，佛教大约于公元1世纪下半叶开始东传中国(中国佛教界以东汉明帝时的“白马驮经”之说为肇始，明帝在位时为公元58～76年)。佛陀法驾西来，渐次形成三条通道：

　　一是由犍陀罗沿古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新疆、甘肃、河西走廊，经过300年强有力地渗透，到南北朝时，已经基本覆盖中国西北和中部大部分地区。从这条通道传入的佛教，佛学界称“汉传佛教”，犍陀罗造像艺术自然也随之而来。

　　二是从东印度的北方越过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山口进入中国西藏。这条通道始于公元7世纪，到了公元13世纪，伊斯兰教捣毁印度超岩寺时，大批印度僧侣带着经像逃入西藏。此时大量入藏的佛像已是印度波罗王朝时的密宗造像。所以从这条被中国佛学界称为“藏传佛教”通道传入的造像别有个性。元清两代由于蒙满两族入主大统，推崇密宗，密宗造像艺术也就大器晚成，成为中国晚期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印度的东部有漫长的海岸线，从公元1世纪起，佛教便从海道逐步传入东南亚各国。其中小乘进入缅甸、泰国、印尼等国，大乘直达东南沿海登陆。这就是中国佛教界所说的“南传佛教”的通道。在南传佛教传承过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是东晋高僧法显西行求法，去时是由丝绸之路西出帕米尔，经犍陀罗南下印度，回国时却走的是佛教南传的海路。当时正是公元5世纪印度大一统的笈多王朝时代，因此法显带回的造像艺术，是更能体现生活在热带的印度民族美学思想的芨多艺术。这种艺术观念下的佛像，都披着极薄的圆领袈裟，全身几乎没有衣纹，或满布细密的衣纹，故称之为“湿衣法”。芨多艺术倾向是中国南传佛教造像艺术中的一大特色，所谓“曹衣出水”。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在平城(大同)定都期间，由皇帝亲自倡导、国家出巨资、延大德高僧主持、在印度及西域僧人指导下实施的一项皇家工程，是由中国北方万名工匠，在公元5世纪后40年一气呵成、包含有上千个佛龛窟和51000余躯佛像的不朽巨作。这样一个基本定位，决定了云冈石窟必然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汉传佛教早期最宏大最重要的场所，当然也必然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最优秀最典型的巅峰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只有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可以和云冈石窟造像一论仲伯，然而可惜的是，这两尊大佛，在公元7世纪就被伊斯兰教严重摧残，2001年又被塔利班炸成碎块。巴米扬大佛的不幸被毁，就犍陀罗艺术的传承而言，云冈石窟便成了独一无二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