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松

　　梵净山作为古佛道场，在明万历以前，早已是名播宇内的灵山佛地。现存明万历时的《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文（以下简称《敕赐碑》）载：“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宗也……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频顾于道府，诸候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这里虽然不无饰词，但可以肯定，梵净山古佛道场在明朝万历以前，早已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佛教圣地。

　　然而，遗憾的是多次战乱和灾难使这一佛教圣地面目全非。灵山之颓湮没了灵山的踪迹。如今要弘扬灵山胜迹，岂能不知“古佛道场”开山的历史源流？是以就力之所及，江集史料，融会稗史野说，探索仙山由来之路，但愿肥能较准确地再现其历史轨迹。

　　梵净山古称“三山谷”

　　早在汉代，梵净山被称为“三山谷”。据《汉书·地理志》“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其后，一直沿用这一名称（北魏《水经注·沅水》）：“又东迳辰阳县南，东合辰水，水出县三山谷”。唐《元和郡县志》：“三山谷，一名辰山。”）直到明、清（清人写明史，称今江口一带苗民为“三山苗”）

　　“三山谷”何以得名？古人由中原历荆楚，越洞庭，溯沅江，入辰水而达铜仁。远在梵净山100多公里外的大兴尖岩，即可的到高耸入云的三座大山壁立辰水西原。明代张简臣说：“登尖岩望梵净山”。清代徐訚的《梵净山记》说：金顶“四周辽阔，群峰延袤，起伏杂错，皆如蚁蛭。山左之月镜山（即老金顶），山右之凤凰岭，为斯山辅佐，亦如五岳之在寰中。若不俗欲孤立者然”。这就是说。从远处看梵净山，是以金顶为中峰，左右并立老山和凤凰山的三座大山。其谷即为辰水之源。“三山谷”或即由此得名。

　　梵净山历史上也出现过其他一些名称，主要有：九龙山(名《名胜志》:“九龙山……铜仁大小江出焉。”)、月镜山（清《铜仁府志》：“梵净山在府城西南，又名月镜山”。）等。故而，解放前出版的《辞海》称：“梵净山在贵州省江口县北，印江县东南，上多梵刹，因名。亦称'九龙山'、'月镜山'，即古三山谷。山势峻伟，为贵州第一”。

　　梵净山之名实另有所因。

　　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

　　山之得名，各有其因。在中国山名“梵净”，应该说是很奇特的。因为“梵净”一词并非汉语原词。“梵净山”似乎只有到古天竺才找得到，正如浙江的普陀山只有到印度“南海”才找得到一样。

　　一说金项其形卓然桶立，类似蒸饭的甑子，俗名“饭甑山”，谐音通转而为“梵净山”。另一说多梵净山“多梵刹，故名”。其实此二说都未揭示“梵净山”的真正来源。

　　“梵净”一词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佛教词语，它是“梵天净土”的略语词。“梵”是音译词，意为“寂静”，佛教没有“死亡”，只有“涅”。“梵天”就是指一种“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涅槃寂静”的境界，“净”即“无染无秽”。而“净士”则是大乘佛教某些派别构画的理想王国，是众生“涅槃”后往生的极乐世界。隋朝张通深爱他的妻子，人给她写的墓志铭就有“定知善果，还生梵天”的祝愿。名僧玄奘，大诗人白居易、苏轼都追求死后“往生净土”。显然古佛道场而名“梵净”，是中国佛教为“芸芸众生”提供的一条通向“梵天净土”之路。

　　循名求实，也是一条探索之路。明确“梵净”山名源于佛教“梵天土”教义，就可以找到梵净山古佛道场产生的轨迹端点。

　　梵净山道场是弥勒净土道场

　　印度佛教关于“净土”（理想王国）的教义是多样的，有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东莲池”净土，有弥勒佛的“兜率极乐天宫”净土，有维摩居士（无动佛）的“东方妙喜世界”净土，有药师佛的“东方净琉璃世界”净土，等等。净土教义在很早就已传入中国。东晋时有位高僧道安（公元312—385年）在襄阳弘法“弥勒五经”与其徒8人在弥勒像前立誓“往生兜率”，开创了中国的弥勒净土信仰，其徒慧远（公元334—416年）在庐山东林寺弘法“阿弥陀三经”，集结僧俗123人在阿弥陀佛像前立誓“往生白莲池”，开创了中国阿弥陀净土信仰（称为白莲社），形成了中国南北两大净土信仰中心。收于净土信仰是以“观佛”或“念佛”为基本法门，简单易行，又适应了许多人“脱离苦海，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望，与陶潜写《桃花源记》的社会根源是一致的，因而净土信仰传播较快。南北朝、隋及唐初，佛像塑得最多的，不是释迦佛祖，而是弥勒和阿弥陀。

　　佛典中有“竖三世佛”之说（即燃灯佛代表过去，释迦佛代表现在，弥勒佛代表未来）。弥勒佛是未来佛，由于佛典有“弥勒出生，脱离苦海”之说，人们总是憧憬那美好未来。而弥勒佛又是笑口常开的慈祥之佛，很得人们的好感。所以，弥勒净土在初唐以前，首先受到社会上层士大夫及知识分子的崇奉（如梁武帝、玄奘、白居易等）。一般佛徒信仰弥勒净土的也愈来愈多，社会影响也愈来愈大。

　　梵净山古佛道场最崇高的殿宇是金顶二殿（释迦殿和弥勒殿），不仅让弥勒与释迦并列，而且拜佛者在拜释迦后，要跨越天桥去拜弥勒佛。设计的这个拜佛次序就突出了弥勒的最高佛位。再则，在老金顶前的原建通明殿主位仍是供奉弥勒佛，意谓兜率天教主弥勒居此，通体光明，照耀世界，故名通明殿。可见，梵净山古佛道场显然是弥勒净土的道场。“所谓大地乾坤，无边法界，极乐天宫乎？”（《敕赐碑》）。

　　梵净山道场作为弥勒净土道场，是否可能在弥勒净土信仰发展最快的初唐以前开山呢？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一，在初唐以前梵净山地区还是“苗蛮荒服之地”，语言文字不通，缺乏社会信仰层基础，在离中心很远的偏僻高山上开设弥勒净土信仰道场是不可想象的。其二是净土信仰在初唐以来尚未完全成型为佛教宗派，而且作为佛教活动形式的“道场”本身尚未出现，有何道场可言。

　　任何道场开山。只有在教义已为当地信徒所普遍接受之后而不是这以前。

　　净土宗在南宋的曲折发展为梵净山道场开山提供了条件

　　弥勒净土在初唐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原因：一是弥勒净土修持难度大，“观佛”法门难于掌握，不如阿弥陀净土“念佛”法门简单易行。其二是南北朝出现的世俗化教派弥勒教的下层教团，多次打着“弥勒出世，脱离苦海”旗号起事，威胁封建王朝的统治，终于在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被唐玄宗下令禁断了。

　　弥勒净土衰落，而阿弥陀净土却迅速兴盛起来。唐初的高僧善导（公元631—681年）继承慧远开创的莲宗完成了净土信仰的教义和行仪，形成一套阿弥陀净土念佛法门，正式创立了净土宗，成为唐代中国八大教派之一。由于净土宗只要口念阿弥陀佛名号，一切众生皆可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得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而成为“易行道”。信奉者迅速增多，社会上层（如名相文彦博、名臣宗泽、文学家苏轼等），以念佛为活动内容的净土法社，在宋朝纷纷出现，影响大的如省常的“净行社”、本如的“白莲社”、遵式的“念佛会”等等。名相文彦博集结僧俗10万人念佛，求往生净土之愿。南宋时，由僧人茅子元建立的净土宗世俗化教派“白莲宗”受到到宋高宗的鼓励（御赐“莲社”匾，封茅子元为“劝修净业莲宗导师慈照宗主”）。唐代八大宗此时除净土宗和禅寺外，基本都衰落了。这时，净土宗的水陆道场盛行起来。道场的出现，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净土往生和现世利益合二为一，为世俗社会所普遍接受。净土白莲宗在南宋俨然成为中国佛教的总代表。

　　弥勒净土衰落、弥勒教被禁断，但弥勒净土信仰对处于“苦海”中的广大群众始终有很大的吸引力。弥勒教作为民间秘密教团一直存在，为了发展，必须寻求保护或掩护，这就在南宋时产生了弥勒净土与阿弥陀净土的结合，打着白莲社的的旗帜以取得合法地位。

　　这是一个在净土宗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梵净山作为弥勒净土道场取得了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敕赐碑》说梵净山古佛道场“宜白莲社之茂建”不正是此意吗？

　　南宋的内忧外患提供了梵净山道场开辟的契机

　　佛教本义有“沙门与王者抗礼”、“超脱世俗”的要求，但中国佛教建立后却日益世俗化。到了宋代，在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宋代佛教要把“忠君爱国”引为教义，开辟了古代佛教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之路。

　　宋代是我国外有强大异族步步侵逼，内部阶级对抗日趋严重的王朝。宋王朝空前强化了君主专制，也强化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社会意识，产生了“道学”（“理学”），强烈呼唤忠君报国，增强民族气节。北宋末年"忠君爱国"成为当时做人的最高标准，也成了佛教的“佛性”。当时作为禅宗领袖的宗杲（公元1089—1163年）就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佛教各派都把“忠孝节义”作为自己的新教义。佛徒不仅高唱“保国护圣，国清万年”的新梵呗（佛歌），而且“参谋军事，为国行法，护佑军旅”，直接参加抗金战斗。金人占领北方，大批僧侣随政府南渡。政府也有意利用其“忠君忧国，劝善教化”之力，在半壁江山中，倡修道场“为国祈福”，求助仁王护国。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的道场就是在宋王朝的直接经营下而愈益受到民众的崇奉。“镇国寺”、“护国寺”也遍布各大名山，大批僧侣进入西南地区，开山设场弘扬“保国佛法”。

　　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历史发展条件下梵净山道场就具有了开山的土壤。可以想见，在“天街”的“镇国寺”中，僧侣们高呼弥勒佛号，祈求国泰民安，也可能是一时盛况。

　　从净土宗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社会环境条件上看，南宋可能是梵净山道场开山的最适宜时期。不过结论还有待于找到史料的直接证据。即使如此，也不能说南宋时梵净山已成为灵山圣宇而名播国内，没有高僧大德主持弘法，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支持，是做不到的。开山可能只是一些草庵石堂，泥塑木雕。机缘未到，难以兴旺。

　　元朝及明初 兴旺机缘未到

　　元朝是一个崇佛的王朝，营造了许多大寺院，各种僧尼多达百万人，佛事活动多而频繁。但是这一切主要是为了扶植藏传佛教。喇嘛僧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国家财富，半入西蕃”。对汉地佛教，只重视几座名山大寺，一般采取放任自流政策，而对民间世俗化教派则实行压制禁绝。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起，几次下令禁止白莲会、明教、弥勒教等民间教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迫使民间教派转为秘密教团，并互相融合进来，终于在元末举起“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旗帜，爆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梵净山弥勒道场能不衰萎？

　　明朝的建国，本应给梵净山净土宗道场带来好运，因为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就是一个在举着“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旗帜的白莲教造反队伍中成长壮大而夺得政权的。但他也深知民间教团对他的统治的危险性，因而他一建国就在洪武元年断然下诏严厉禁止白莲教等“妄称弥勒佛”的教团活动，并在“明律”中规定，凡妄称弥勒佛者“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对正宗佛教教派，则采取严格整顿加强控制，限制发展的方针，严禁教寺僧侣“交结官府、干预政事”和任意增加僧尼、扩充寺院等等。在这样的政策下，梵净山弥勒净土道场自然没有好日子过。

　　永乐初兴

　　从南宋以来，梵净山道场经历了百余年的衰落，终于出现了兴隆的机缘。

　　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儿（惠帝）手中夺取了政权，登上了帝王宝座。在他夺权战争和治国谋划中第一位依靠的人就是一个和尚——道衍。道衍（公元1335—1418年）先习天台，后归依净土，著有《佛法不可灭论》、《净土简要录》。他功盖朝野，位极人臣，对明成祖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明成祖对佛教特别净土宗有所偏护，亲撰《神僧传》，树立僧人形象。明初禅宗“第一流宗师”楚石梵琦也提倡净土修持，他的《净土诗》曰：“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尘尘刹刹虽清静，独有弥勒愿力深”。在这些上层人物的倡导、支持下，净土宗又开始欣欣向荣了。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廷对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土司制度，设立贵州布政司，亲开贵州八府。梵净山是“山连四府”（思南、铜仁、乌罗、石阡），自此，梵净山以净土灵山闻于朝。在成祖、道衍的倡导下，王公大人、道府诸侯频频瞻顾，相传老金顶前的通明殿于此时由石砌小庙改建为辉煌梵刹，弥勒佛像重塑金身，其后又于新金顶修建释迦、弥勒二殿及天桥。梵净山终于以名山圣宇闻名于世。《敕赐碑》所谓：“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就是对永乐初兴劢况的生动写照。

　　万历鼎兴

　　梵净山道场在永乐初兴后延续了近百年，厄运又降临了。

　　明朝嘉靖皇帝世宗是个道教迷，他任用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为礼部尚书，并升少师少保，位极人臣。又任用了一批“青词宰相”（即以写道教醮文——青词，取得皇帝欢心而当宰相），其中包括大奸臣严嵩等。明世宗自封为道教的“飞天真君”、“忠孝帝君”、“万寿帝君”。全国道士趾高气扬，佛教受到排挤，净土宗又衰落了。再加之从嘉靖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元1543—1551年）前后8年间，在梵净山周边地区发生了两次战乱（嘉靖二十二年，铜仁平头苗龙桑科起兵，攻占松桃、江口等地；嘉靖二十七年腊尔山苗龙许保攻占松桃、印江等地），本已衰落的梵净山，在8年的战乱中，朝山路阻，香客稀少，庙宇毁坏，僧人风流云散。

　　梵净山古佛道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衰落中湮没无闻了，直到万历初年，由贵州布政司、都察院派员踏勘，才重新确知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因而，“招善人开砍道路，通行朝睹，起塑殿庵”（事载于金顶摩崖）。

　　极度衰败之后，振兴的机缘又来临了。

　　公元1573年，明宗朱翊钧当上皇帝时年仅10岁，全赖其生母要太后听悉扶持，加上名相张居正的有力辅弼使万历初期一度成为明朝的隆盛“治世”。李太后是明朝少有的贤后，“性严明”、“教帝颇严”。她是一个虔诚的佛徒，对国内灵山大寺都很关注。“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明朝佛教在她和神宗的影响下再度振兴，出现佛教史上“明末四大高僧”（云栖袜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藕益智旭）他们虽然都是禅宗僧人，但由于从宋朝以来出现的禅宗和净土宗融合的趋势（禅净合一），他们都归依净土。主张“融合诸宗，归极净土。”

　　在四大高僧中，憨山德清（公元1546—1623年）影响最大。憨山德清是禅宗临济宗下禅僧，他力主禅净兼修。他受到李太后的资助，用于施救孤苦和修建寺院。他曾因"私创寺院"罪被充军到雷州，李太后闻知即予赦免。德清得赦后曾在江南各地传法，以后在曹溪（今广东韶关）宝林寺传法30余年，晚年闭关念佛，大修净土，昼夜念佛6万声。在他的影响下，禅归净土，大大推动了净土修持。

　　贵州布政司都察院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发掘出长期淹没无闻的梵净“古迹名山”后，一方面开通道路，修复被损残存寺庙，一方面申报朝廷。当时李太后忙于政务，无暇顾及，直待神宗长成亲政，李太后退居慈庆宫，一方面虔心念佛，一方面关注全国灵山佛寺。梵净山古佛道场毁败，她深为不安。她带头捐赠并亲自倡导劝化集资修复名山。以后陆续地复修和新建了许多庙宇殿堂，灵山又开始兴旺了。

　　然而，厄运又降临了。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590—1600年）这10年间的播州（今遵义）杨应龙之乱，灵山刚现新貌又遭长期战乱，以致又是长期“香灯冷落，朝睹人稀”。战乱平息后，李太后哀名山之颓，要神宗以敕命重建梵净山。

　　明朝诸帝多有设置替身僧者，替身僧就是接受皇帝钦命代表帝王向佛神仁王为国祈福。僧妙玄原是憨山的徒弟，这时受钦命来梵净山重建灵山，并作为替身僧行法祈福，“为万圣临銮”（《敕赐碑》），使梵净山古佛道场“旧貌换新”，再度走上鼎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