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吐鲁番地区的高昌遗址，在汉代是车师前部，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时，此地已置戊己校尉，晋咸和二年(327)始置高昌郡。在《魏书》中记述高昌的宗教情况是“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到唐代时候，佛教徒似乎还有限，唐玄奘西行到高昌，高昌王对他说：“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高昌国佛教艺术的兴起大概在此之后。

　　高昌国佛教遗迹年代较早的是吐峪沟石窟，据调查报告，大概在东汉末至北魏年间开凿，此后一直延续到唐代。

　　吐峪沟石窟位于鲁克沁之北，依山开凿，上下相错，窟形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及小千佛是壁画主要题材。

　　高昌国佛教艺术另一处遗存处是伯孜克里克石窟，现存壁画面积总共约一千二百余平方米，最早的第二十五窟始建于西魏时期，在唐中期后，当地佛教进一步兴旺之后，很多原先的僧房也逐渐改成石窟。

　　从散落在新疆地区的佛教艺术遗址上看，从东至西相对集中在楼兰、高昌、龟兹、疏勒及于阗等处，其中石窟寺遗址又都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一线，即从疏勒到龟兹、高昌，东南下行到楼兰。

　　现存的石窟艺术遗迹最早建造时代在晋与十六国之交，以北魏时期居多。但这并不等于就是当地佛教艺术的起始时间。按常理推测，当地的佛教艺术应当在佛教传入不久就开始了它的历史，只是由于后来种种社会原因而遭到破坏，以致于湮灭。到北魏时期出现那些佛教壁画明显表现了作者对佛教故事的深切了解和熟悉，技法也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暗示了佛教艺术在此前有一个逐渐成熟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及其艺术在从印度东传的过程中，并不始终是单一方向的传递。由于汉唐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对这一外来宗教艺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并且，这种理解和发挥也在不断地向西域地区“反馈”。就它的经义来说，十六国时期高昌僧鸠摩罗跋提向占据北方的前秦苻坚进献梵文《大品经》，这是前秦建元十八年(382)的事，晋太元十五年(390)法显西行至高昌，特别是唐代玄奘西行，在高昌受到国王坚留，绝食数日才准其西去，但仍要在当地讲经一个月。汉人经师对佛教教义的研究显然已经得到西域诸国的倾慕。随之而来的佛教艺术，汉文化的艺术影响也将越来越明显，所谓“汉化”的佛教艺术也是在不断受惠于西域地区佛教艺术的滋养，才修成自己的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