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

　　佛教传入中国，使得中国的艺术，开拓了广大的领域。许多历史记载，魏晋南北朝以来，各地兴建的寺院，雕塑和壁画，都为佛教尽了宣扬的能事。

　　以敦煌石窟而论，直到现在尚有四百余窟能见到从北魏到元代连续不断的塑象和壁画。历史已是这样的长久，它的开凿年代，是在苻秦建元二年(晋海西公司马奕太和元年，公元866年)，距离现在已将近一千六百年了。传说在当时有一沙门，名叫乐僔，经过此地，忽然看见金光，仿佛千佛，因而在这里造窟一龕。从此历代相沿着兴建起来，到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已经有一千多窟。从沙门乐僔起到武周圣历，为时三百余年，可谓盛极一时，而武周圣历以后兴造的，又不知有多少。直到现在还存在着的，就不知是当时的几分之几了。敦煌石窟在唐时名“莫高窟”，又作“膜高窟”，俗称敦煌千佛洞。

　　石窟四壁绘满的彩画，绚烂夺目，从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到元代，每一时代的画笔都有。它的内容是佛经变相，佛传故事，佛菩萨象，供养人等。从历代这些人民艺术之中，来研究祖国绘画传统的演变，佛教的兴衰，社会与政治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以及当时河西的治乱与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敦煌石窟是一个丰富的源泉，它提供了这一系列的历史上的答案。

　　要考定四百多个石窟壁画的时期，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如其上面题有年号，那就不成问题，但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年号的。依据供养人的提名来考证，也还可以得到解答，但这种机会也不多。因此，只有依靠壁画的风格演变来研究辨证。大体上，北魏到隋的前半期(开皇时期)是一个分野。隋的后半期(开皇以后)到唐的开元天宝，又是一个分野。唐的后期开始逐渐衰退，而五代到宋就很快的低落下去。西夏到元代的风格又起了变化，它转到了另一个天地之中。

　　北魏到隋的前半期，隋的后半期到唐初，这两个分野，它的画派，很难细分。因为在这每一个时期中的风格，区别是很微妙的。北魏到隋的前半期，完全是一种形体，一种风格。严格说来，北魏、西魏，都富于肆野、夸张的格调，不过北魏显得拙朴，而西魏比较飞动，色彩也特别偏于艳冷，极富于刺激性。隋在开皇(公元590—600年)时期，画风仍然接近西魏，而冷艳的色调没有了。隋开皇以后，风格开始转变，无论在布局和用笔以及所描写的形象，都转入了温厚凝重的情调。与它前一个阶段的肆野、夸张的情性和风貌改道易辙，它导致了唐初画派的形成。从唐武德以后到武周期间(公元618—704年)，完全在这一格调上发展和成长起来。直到开元、天宝期间，清新壮健，富丽堂皇，已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这一个阶段，它的演变之迹是很明显的，好比花朵一样，从一堵堵的壁上，清楚地看着它从含苞到盛放。艺术的发舒，已攀上了最高峰，开元、天宝以后，风骨情采，突然的衰微下来。其原因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从大历到乾宁(公元766—894年)，这一时期，其中如张议潮夫妇出行图，结构的宏伟，铺排的壮丽，显示了它的高度艺术才能。正当开元、天宝以后画派衰落之际，这无疑是杰作了。五代宋初，一部分国笔，还能保持晚唐的风调，有一部分就很粗俗了。西夏到元代的画派，虽然是它前一阶段的继续，而体貌大变，新生的性格和风调，特别转到整饬和板刻一面，它与永乐宫壁画是若合符节的。

　　历来尚论敦煌壁画的渊源，是接受了印度的佛教艺术，即所谓犍陀罗艺术。

　　说敦煌艺术受到了印度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佛教根本是从印度而来。

　　但是敦煌壁画究竟是怎样接受印度的佛教艺术的，这是值得研究之点。由于过去的记载，对敦煌石窟没有任何叙述，仅知道在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有名王玄策的曾经到过西域，写过《中天竺图》三卷；并曾带回一些西域画的佛、菩萨象。据说东都敬爱寺的弥勒菩萨塑象，就是根据王玄策带回的菩萨象来塑造的。至于壁画，就没有任何记载提到与西域的关系。

　　以印度阿旃陀(Ajanta)石窟壁画与敦煌石窟的壁画来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得到一点消息。

　　印度阿旃陀石窟开凿的年代，约从公元前一、二世纪到公元六、七世纪。七世纪以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这个石窟，据说也就不再发展，而隐没不为人所知了。

　　通过阿旃陀的一些壁画，发现敦煌石窟魏、隋间的壁画关于佛传故事等的场面铺排，有某些共通之处，而佛、菩萨等等的装饰、形象以及著色用笔方面，就与阿旃陀的毫无共同之点、在整个敦煌壁画中，没有发现与阿旃陀的有任何相通的情调。相反地，可以看出敦煌壁画与三代、战国、汉以来从图案到人物山水、鸟兽的传统渊源之迹。虽然魏、隋间的佛传故事的场面铺排与阿旃陀的有某些接近处，正是因为所描写的是印度的佛传故事，它的艺术本身，是完全不相混淆的。正如唐东都敬爱寺的弥勒菩萨塑象，要用西域取来的图样来塑造一样。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阿旃陀的第六、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窟等的壁面，与敦煌初、盛唐之间的壁画，不仅它的形式相似，而风格也很接近，似与印度的画派很有距离。由于这几个石窟的开凿年代，据说都在初、盛唐之前，因此，初、盛唐的壁画，看来应该是接受了阿旃陀的流派了。

　　近几十年中，英、法和日本专门研究敦煌学的，对于闻名世界的敦煌石窟的兴趣，却不仅仅是敦煌石窟的千壁丹青，还为了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经和抄本等历史文物所引起的。

　　发现藏经的经过是这样:在清代光绪年间，有一个退伍军人名王园籙，到敦煌石窟去当道士，由于他需要念经来谋生，因而雇了一位姓杨的来替他抄写经文，杨某就坐第十七窟的甬道间。他吸旱烟，用一种芨芨革燃火，经常把烧余的芨芨草插在壁上的裂缝中。有一次，他发现这个裂缝很深，用手去敲敲这堵败壁，觉得里面是空的，他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与杨某半夜里起来，挖开了这堵墙，原来其中还有一个小窟，塞满着无数的古代写经等珍贵文物。这时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很快的就宣扬开来了。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从印度到新疆，听到了这件事，赶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骗走这些文物，装载了四十匹骆驼而去。因是又轰动了欧洲，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又骗走了十大车文物。世界闻名的敦煌藏经洞，就这样的出空了。

　　第三个是日本的大谷光瑞所派遣的探险队们。吉川小一郎骗走了经卷一百余卷。橘瑞超骗走了三百六十七卷。

　　第四个是美国人华尔纳(Langdonwarner)，当敦煌的文物经过几次帝国主义的欺骗和劫掠之后，1924年他得到福格博物馆的资助，偷偷的来到敦煌，把预先涂上化学药品的布，粘到壁上去剥离了壁画二十余处。至今石窟壁上被破坏的痕迹，依然尚在。

　　敦煌石窟这一段悲惨的历史，是令人非常愤恨的。这些祖国的瓖宝，只有归到人民的手中之后，才能使帝国主义的欺骗掠夺，无所施其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