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雕塑艺术的兴起，正值印度与波斯、希腊文化交流的孔雀王朝时代。为了弘扬佛法，阿育王诏令凿窟建塔。桑奇大塔的塔门雕刻、优美的药叉女、野鹿苑的狮子柱头、帕鲁德围栏浮雕；几乎萃集了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精华。波斯艺术的装饰图形、希腊艺术的人体性征表现手法已可以找到传播的基因。

　　贵霜王朝时期（约公元1——3世纪），印度西北部的牛建陀罗与北印度的秣亮罗曾是贵霜王朝时期的两大雕刻中心。此外，在安达罗王朝统治下的南印度阿默拉沃蒂，佛教雕刻自成一派，与键陀罗、秣菟罗鼎足而三，成为这一时期三大艺术中心。

　　键陀罗国创始者，原为公元1世纪入主其地的大月氏人（在敦煌附近），后疆域扩大，建都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城。这里曾为希腊人长期占领，留下希腊风格的雕塑艺术。键陀罗人汲取古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的雕刻手法，并加以发展，形成表现美的比例、和谐的几何形体和真实、焕发生命力的人体雕塑艺术。佛像顶上的肉髻，被希腊雕刻常见的优美自然的波浪式卷发所覆盖，佛像通肩式袈裟，类似希腊罗马雕刻的长袍，襞褶厚重。面部表情平淡、高贵、冷静，半闭的眼睛流露出沉思内省的神态。

　　秣菟罗艺术更强调健壮、华丽、裸露的肉体美和力量感，佛像着偏袒右肩式，薄衣透体，键陀罗那种波浪式卷发，已变成剃光的形式。

　　键陀罗雕刻艺术的影响极其深广，主要向西北、东北和东南三个方向传播。3世纪以后，向西传入阿富汗东、中部地区，著名的巴米羊石窟，被认为是后期键陀罗艺术的巨制。印度佛教艺术的向西进发仅仅到达中亚的部分地区，止于巴米羊就返折向远东传播了。

　　东北一支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及内地。佛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深入是沿着三条路线发展的：云冈、龙门和响堂山。云冈巨大的佛主像从岩百上直接雕出来，这种手法完全是印度式的，衣饰的旋状纹和巴米羊佛像有一致之处，且带有键陀罗风格的刚硬。但到达河南的龙门石窟后，中国的艺术家已经具有完全吸收印度和中亚风格的能力，龙门石窟异于云冈之处就是造像更富于东方民族气质。响堂山百窟则是另一种富于特色的形式：柱状的人物显示出一种建筑学品格，也增加了些宝珠的装饰。这三种类型迸一步融合，便发展出伟大的唐代风格。唐以后，复由中国东向而流入高丽、日本。高丽的许多重要寺院和佛像，如恤粟寺和众生寺，朝鲜文献上说是唐朝派出的“中国之神匠”完成的。佛像雕塑亦受“六朝风格：和”隋唐制“影响。日本最重要的寺院是奈良的法隆寺，大约建于公元610年。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佛寺完全是按照中国六朝时期庙宇规模建造的。法隆寺的木佛像至今为日本佛像中最优美的一尊，佛的火焰形服式虽带有六朝特征但仍可见到键陀罗的流风余韵。金堂（佛堂）四壁的净土变相图及四大天王像等，为公元712年高丽人所绘，其风格极似印度有名的阿真特的壁画。

　　向东南，键陀罗艺术与北印度的秣菟罗雕刻并行发展，成为印度笈多时代佛教艺术的先驱。

　　印度及多王朝（约公元320一535年）被誉为印度艺术的黄金时代。笈多时代秣菟罗样式和萨拉那特样式的佛像雕刻是从贵霜王朝的键陀罗佛像和初期秣菟罗佛像演变而来，其特点是：佛像弯曲的头发变为珠宝帽式，腰部由粗壮变为苗条，眼睑下垂，表现安详静谧的气氛。衣服由宽敞变为合身，由多层变为单层，衣纹变为新月形，富律动美。笈多样式的佛像，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东南亚、中亚、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地的佛教造型艺术，甚至比键陀罗佛仅的影响更为深远。

　　斯里兰卡与印度毗邻，佛教文化艺术始终是斯里兰卡的主流，尤其是佛教雕塑艺术受印度影响最深。悉祗利耶巨岩上的岩画中散花的天女；是真正的笼多时期的阿旗陀风格。阿努拉德普勒后期的佛像雕刻，手作禅定印，衣纹全楚明，造型亦接近笈多时代的萨拉那特样式的佛像、十分精美。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从那里的港口，可以迅速通向缅甸和泰国，与斯里兰卡一样，这两个国家也是小乘佛教国。至今发现的许多雕刻、铜器的形制以及佛像主尊薄纱透体的服饰显示由与印度笈多王朝晚期风格的渊源关系。

　　笈多时代以后，佛教在即度本土日益衰微，逐渐被印度教同化，衍变为密宗。在古印度的另一端的孟加拉国，佛教艺术渗入了大量印度教的因素。佛教密家的雕刻，打破笈多时期的古典艺术准则，佛像造型高程式化，动作姿势夸张，讲究更繁琐迷惑的“手印”；装饰崇尚纤丽繁褥，大量采用尖拱、火焰等纹样，孟加拉的这种风格，形成了笈多样式的艺术和尼泊尔及西藏艺术向的过渡阶段。尤其是西藏的佛教艺术，所受影响最深，成为佛教艺术中一种晚出的形式。

　　从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到印尼的婆罗浮图、柬埔寨的吴哥寺；再到中国的克孜尔、伯孜克里克、敦煌、炳灵寺、云冈、龙门，再东向流入朝鲜、日本；这些佛教艺术的奇葩宛如一串璀璨的宝珠，点缀在亚洲大陆，放射着艺术的光芒，它记录着人类交流的历史，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中国汉传佛教雕塑与佛教传播雕塑是一种以立体的形式在空间表现人类思想和生活的艺术，它具有视觉感知性和触觉感知性。中国雕塑艺术有着久远的历史和高度的艺术价值，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陶塑、世界闻名的乐山大佛石雕、遍布大江南北的寺庙、石窟中一尊尊栩栩如生、造型精妙的雕塑，一座座的佛塔、经幢上精美的浮雕……这些中国雕塑的艺术成就，受到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如当代英国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说：中国雕塑艺术成就，处于世界的高峰，是“迁想妙得”的“有意味的形式”。著名雕塑史论家谢尔登·切尼在他的《世界雕塑史》中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中国现存雕塑依然称得上是世界雕塑中成就最为辉煌的一个组成部分。”

　　佛教雕塑是广泛传播佛教、实现佛门慈悲普度众生理想的重要方式。佛教雕塑艺术起源于古印度，早期汉译佛经《增一阿含经》和《大方便佛报恩经》中都有记述，释迦牟尼佛上三十三天为其母摩耶夫人讲经说法，三月未还，跋耆国优填王因思慕如来，遂与群臣发愿，造佛形像：“是时王即敕国界之内诸奇巧匠，而告之曰：我今欲作佛像。巧匠对曰：如是大王。是时优填王即以牛头旃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增一阿含经》）可见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就已有了佛像。佛教经典中多处记载，如法地恭敬塑造佛像菩萨圣像，利用雕塑艺术来传播弘扬佛教，恭敬供养、礼拜、赞叹佛菩萨雕塑圣像有很大的功德利益。如《妙法莲华经·方便品》云：“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众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鍮石赤白铜，白蜡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华严经·如来出现品》云：“设有众生见闻于佛，业障缠缚，不生信乐，亦种善根，无空过者，乃至究竟入于涅槃。”《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言：“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是中能塑画，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像，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是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亡生天，四者现存益寿，五者所求遂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辟除，八者杜绝恶梦，九者出入神护，十者多遇圣因。”“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像、菩萨形像、辟支佛形像、转轮王形像，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若能回向法界，是人福利，不可为喻。”等等。还有《佛说作佛形像经》、《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大乘造像功德经》、《造像度量经》等不少经典中，详细地述说了塑造佛像的功德利益及有关细节规定等。依据佛教经典中佛的言教，历代佛教信众们都很乐意于雕塑佛菩萨圣像，利用雕塑艺术来弘扬传播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之后，对中国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多处汉代佛教雕塑，著名的如四川省乐山麻浩亭堂横梁上所刻的一尊手施无畏印的佛像，彭山出土的佛像陶器座，什邡出土的佛塔画像砖，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的汉代摩崖石刻立佛像等，足以证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最迟在汉代，佛教雕塑艺术已经在我国一些地区流传。据《三国志·吴志·刘繇传》中载，丹阳人笮融于献帝初平四年任下邳相，督三郡漕运，“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这是正史上第一次出现供奉金铜佛像的记载。三国时期，佛教在各地的传播日益广泛。吴赤乌十年，康僧会携经像到建业（今南京），孙权为之建塔，号建初寺，设像传教，为江南地区建寺造像之始。以后历代不少统治者都大力地推尊佛教，有的还定佛教为国教，尊高僧为国师，积极利用各种弘扬佛法的手段，广泛推广传播佛教，一方面个人积累很大的功德福报，另一方面也可借佛教的力量来安邦定民。有很多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士人平民、善男信女、出家僧尼都非常地乐意于如法制造佛教雕塑等功德善事，为佛教的传播和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汉传佛教雕塑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各地的佛寺、石窟、佛塔中，雕塑得最多的，是深受汉地人民喜爱的观世音菩萨的各地应化之身。观世音菩萨为诸佛慈悲心的体现，《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令得解脱。”《地藏菩萨本愿经》云：“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形者、恋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常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遇佛授记”。诸多经典中都详细地述说了观世音菩萨如何应众生种种不同的根器机缘，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普度众生的种种方便示现。观世音菩萨普施无畏，有求必应，救苦救难的崇高品德，深受历代民众的崇敬与爱戴。人们怀着诚挚的心情、美好的愿望，雕塑了一尊尊圣洁美好、庄严慈祥的观音菩萨圣像：圣观音、水月观音、杨柳观音、舒展观音、南海观音、日月观音、鱼篮观音、送子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绢索观音、数珠手观音、持印观音、千手千眼观音、……一些佛教石刻和浮雕中，还可见到观音菩萨救度众生苦厄的灵感事迹图。这些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精巧美妙、栩栩如生的观世音菩萨雕塑，有力地推动了观音信仰深入民间，而佛教大慈大悲救度一切众生之苦厄的精神，也随之深入人心。

　　另外，常可见到的佛教雕塑有：释迦牟尼佛圣像，佛本生故事及其八相成道的雕塑；四十八愿接引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倡导念佛三昧、念佛求生极乐的大势至菩萨；代表诸佛智慧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的大行普贤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大愿地藏王菩萨；笑口常开，无忧无虑的弥勒佛化身布袋和尚；十二大愿，令诸众生离一切身心痛苦，所求皆得的药师琉璃光如来；富于中国特色，具有浓厚生活气息，充满人情味和亲切感，神态动作生动自然的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雕塑；威武雄健的大护法韦驮菩萨、四大天王、金刚力士；美妙庄严富丽的净土经变石雕；《维摩诘所说经》等经变石雕；宣扬持戒行善终有善报，行恶得恶报，六道轮回可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了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佛教故事雕刻；塑造了十几种可怕的地狱惨相，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型“地狱变”经变组雕，并刻上世人杀盗YIN妄酒等恶行与地狱恶报相对照，警醒世人改恶修善，皈依修学佛法，（如宝顶大佛湾第20号摩崖）；讲述父母养育子女，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忘忧、咽苦吐甘、推干就湿、哺乳养育、洗涤不净、远行忆念、深加体恤、究竟怜愍等等艰辛与深厚难报的无量无边的恩德，“干处儿卧，湿处母眠，三年之中，饮母白血”，作子女的应尽心尽力孝敬父母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组雕：“帝后礼佛图”等关于佛教供养人的雕塑……一尊尊庄重典雅、神圣清净、慈祥亲切的佛教雕塑，体现着佛教慈悲度化一切众生、福佑生灵的智慧与方便，寄托着信众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幸福人生的愿望，净化润泽着人们的心灵，消除着信众们对痛苦和死亡的恐惧与不安，具有深入人心的无比魅力。

　　中国汉传佛教雕塑，有些为整块玉雕琢而成，有些用纯金、纯银制造，有些用铜、铁铸造，有些用汉白玉、石膏、陶瓷或泥土塑造，有些用木头、石头或砖头雕刻，还有摩崖造像，有些佛菩萨圣像雕塑得十分精致小巧，有的佛菩萨圣像则塑造得十分高大宏伟。如著名的龙门石窟中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据铭记称，是唐朝时皇后武则天施助“脂粉钱二万贯”，唐高宗李治任命当时著名的净土宗大德善导法师和法海寺主持惠谏法师为检校僧，动用不少名工巧匠，用3年多的时间雕塑完成。卢舍那大佛像妙相庄严的面容，稳健典雅的体魄，安详宁静的神态，显示着佛陀洞悉宇宙人生的智慧和悲悯关怀众生的慈悲。卢舍那大佛像惊人的艺术成就，使其具有相当深厚久远的魅力和佛教影响力。世界著名的乐山凌云寺弥勒佛坐像位于四川乐山市东凌云山西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合流处。它以凌云山栖鸾断崖雕凿而成，故又称凌云大佛，始建于唐开元元年，至唐贞元十九年完成，历时九十年。乐山大佛慈祥端庄，体魄魁伟，气势磅礴，《韦皋笔记》形容他：“趺足成形，莲华山水，如自天降，如从地涌”，其脚上可围坐上百人，真正“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也体现了唐代宏伟博大的时代风貌和文化气质。据新华社1990年10月16日报道，在驰名中外的乐山大佛外围，也发现了一尊全身长达4000多米，头、身、足分别由乌尤山、凌云山、龟城山组成的“巨型睡佛”，这尊“睡佛”，四肢齐全，体态匀称，面目神态，凝重肃穆，慈祥静谧，安详地漂睡在青衣江上，十分生动逼真。“睡佛”各部分和谐自然，犹如天造地设，毫无人工刀迹斧痕，更令人惊奇的是，乐山大佛竟然不偏不倚地端坐在“巨型睡佛”心胸部位，形成一坐一卧，“佛中有佛，心中有佛，佛在心中”的天下奇观。千百年来，无数的过往游客和善男信女，见了这些气势宏伟，精美殊妙的大佛像，无不由衷仰慕赞叹，合掌恭敬，乃至诚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从历代存留的佛教雕塑可以看出，在严格遵循佛教经典所规定的造像规则、尺度的基础上，不同时代的艺术表现风格有一定的差别。因为佛教雕塑所要追求的，决不仅仅是一般形式上的富丽华美，而是如信仰佛教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是具有圆满的智慧和慈悲，最高尚伟大的人格、无边的法力的佛菩萨圣众的体现，是能引起人们的信仰热情，让人们崇敬、信任、寄托和祈愿各种美好希望的最慈悲完美的形象。信众们在塑造佛菩萨圣像时，倾注了自己深厚的信仰热情，以对佛法的一片虔诚，把心目中最完美、最慈悲、最高尚伟大的形象雕塑成佛菩萨圣像。而不同时代、地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标准，因此，佛教雕塑也各有其不同的艺术风格。佛教传入中国汉地之后，佛教雕塑也由原来的古印度的“梵式”渐渐演变为汉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汉式”。

　　中国汉地有深厚的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根基，要达到能够广泛传播佛教的目的，佛教雕塑必须要符合汉地人民的道德伦理风尚和审美标准。供养人们在发心塑造佛教雕塑时，怀着对佛法的虔诚崇敬之情，在遵循佛典规定的造像规则和尺度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力图创造出让广大群众与信众都能接受、并能生起恭敬心和欢喜心的外部形貌和内心世界都是最美好、最崇高、最圣洁的理想典型。绘画史中著名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等深受人们喜爱的绘画艺术风格，对佛教雕塑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至今存留的许多历代佛教雕塑作品中可看出，佛菩萨的面貌、形态、服装、衣饰等都有明显的汉化特征，还可看出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如魏晋时期的佛教雕塑，很符合当时人们最为推崇欣赏的“秀骨清相”的审美理想，具有一种非常高贵典雅、神气秀逸、娴雅自若、沉静而智慧的气质，深为当时民众们喜爱。唐朝时候，经济文化十分繁荣，当时人们以丰满健康、富丽华贵为美，当时的佛教雕塑，佛菩萨常常塑造得圆润健美、雍容典雅、慈祥庄严、气度不凡，服饰也往往华冠美服，装饰典丽，具有浓厚的人间富贵气息和人情味，深受唐代人民的喜爱和崇敬。

　　中国汉传佛教雕塑艺术在世界雕塑艺术宝库中，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深厚的中国文化的气质，是古典艺术中典雅和谐美的理想典范。一尊尊精美绝伦、思想内涵丰富深邃、令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汉传佛教雕塑，千百年来，引发着人们崇敬信仰的热情，对佛教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