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画家


2014/9/8    热度:1262   

  罗汉画家

  元代在道释人物画坛上,一向被认为是衰落的时代,尤其是中的罗汉画更是式微。但是从今日流传于日本、欧美、及国内的画迹看来,元代的罗汉画风实属多彩多姿。在用笔上,它继承了南宋以来的各派画风,而却有融合各家的趋势。在布局上,它打破以往既定的式样,而有突出的结构。在面貌上,又好以写实手法应真像,而现出西天梵相的影子。

  为弥补传统画史记载之不足,本文首先列叙元代画史所列画家,再补进今日有画迹流传而画史未载的画人姓名。其次,再依现存画迹风格及传承,而将元代罗汉画分成白描画系统、禅余水墨画系统、宁波职业画派、院体画派、西天梵相式等派系。并列举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京都博物院、东京博物馆、京都相国寺、龙光院、东海庵、东京静嘉堂、千叶法华经寺、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以及一些私家收藏等处的罗汉画为例证。由这些例证可知,元代画坛虽不受朝延鼓励,但元代的罗汉画却相当可观,有其特殊之风格。

  一、前 言

  元代是一个受异族统治的时代,而在绘画艺坛上,却有其特殊的风貌。

  以道释人物画而论,在隋唐时代盛极一时,到了宋元时代,渐呈衰相。那是因隋唐的道释画,大多是创作于寺院之中,以供人礼拜之用,是故画相庄严肃穆,仪轨俱足。而到了宋代,文风称盛,禅宗亦隆,画风多趋于文学化与赏玩的情趣,道释人物画也倾向于悟道境界之表现,作风野逸,不具形式。前代重视仪表规矩的宗教画逐渐消失,代之以安适自在的观音像,或高雅不俗的罗汉画。

  其中罗汉画到了南宋已深得士大夫之喜爱,且成为道释画科中主要的画题。就其画风而言,主要有几个系统:属于文人画者,多半以白描笔法画之;属禅余画风者,每好以水墨表现之;属职业画工系统者,则呈现富丽多彩。

  到了元代,除了继承南宋的这些画风之外,尚有融和各系统之趋势,例如元代的白描系统罗汉画,不仅仅是注重线条的美感,偶而也参入了职业画工的装饰手法,或禅余粗放的作风。而职业画工所作的罗汉像,也往往是具有文人画的高雅气质,或水墨粗放的笔致。至于因袭宋代院体派画风者,在元初受到诸家的提倡复古,而呈现出一片高古细润的作风。

  元代也因喇嘛教兴起,对罗汉面貌造形,起了影响,于是一些尊者呈现了“西天梵相”,这是自贯休创意罗汉相以来,另一种“胡貌梵相”的兴起。至于构图上,元代罗汉画也有突破前人窠臼之处。

  可知元代的罗汉画可谓多彩多姿。本文是继“东渡日本的宋代罗汉画”[1]一文之后,列举现藏日本、欧美及国内的罗汉画迹,以论元代罗汉画的风格和特色,以补传统画史中元代罗汉画之不足。

  二、元代的罗汉画家

  罗汉画属道释人物画科之中,善于画道释人物者,往往能画罗汉像,是故自道释人物画家传记,可得罗汉画家。

  在传统画史上,一向认为元初的人物画,经赵孟俯的提倡复古,使得高古细润的人物画,能炫耀一时,当时艺坛高手如陈仲仁、钱选、陈琳、王渊、朱德润诸辈,均骎骎乎,好以古法写人物,虽然所作并非道释,却对道释画起了很大的影响。

  至于纯粹的道释画家,比之前代已显著减少,其中生平事迹可考者,更是寥寥可数,兹举个中好手生平如下:

  刘贯道:

  “刘贯道,字仲贤,中山人,工画道释人物,鸟兽花竹,一一师古,集诸家之长,故尤高出时辈,亦善山水,宗郭熙,佳处逼真,至元十六年,写裕宗御容称旨,补御衣局使。”“其于应真人物,变化态度尤雅,一展玩间,恍然置身如入五台国与阿罗汉对语,眉睫鼻孔皆动,可谓神笔。”

  案,刘贯道尚有白描罗汉名迹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见下节所举例证。其次见张渥:

  “张渥,字叔厚,号贞期生,杭州人,工水墨梅,兼善白描人物。”但夏文彦却说他“笔法不老,无古意。”

  颜辉:

  “颜辉,字秋月,江山人,善画道释人物,画鬼尤工,笔法奇绝,有八面生意。”

  金应桂:

  “金应桂,字一元,号荪壁,钱唐人,在宋为县令,宋亡后,隐风篁岭。书法欧阳率更,画学李龙眠,尝作严居上真出尘观音刻石。

  道士丁清溪、王景升、萧月潭三人:

  “道士丁清溪,钱唐人,工画道释人物,师李嵩、王辉、马麟,尤善写貌。”

  “道士王景升,杭人,居开元宫,善画道释人物,学王辉、李嵩。”

  “道士萧月潭,淮人,善白描道释人物。郑昶且将他和赵衷并列为元代人物画所少见而可贵者。

  任仁发:

  “任仁发,松江人,约十三世纪后半至十四世纪,字子明,号月山,幼颖异好学,年十八中乡举,元兵南下,主帅见而器之,官都水监。书学李北海,善绘事,以画马得名。着水利书十卷,人称任水监,卒年七十三。

  案,日本私人收藏家中村富次郎,曾收藏“唐绘手鉴笔耕图”画册,内中有一幅罗汉图,即相传是任仁发的手笔。下节详。

  此外,留名的道释画家,尚有杨说严、许择山、陈鉴如、芝田父子等人。[11]以及俞剑华所列的周巽卿、曹焕章、释樵枯子等人,释樵枯子尤善于罗汉。[12]而郑昶除前述赵衷、萧月潭之白描人物之外,更举出郭敏、吴梅山、张远、沈月溪、丁野夫、管道升等人,他说:

  “杞县郭敏工画人物,善武元直,但师其意,不师其法。吴梅山许择山等,亦皆好自出心裁,挥发如意,间有学马夏者,

  如张远、沈月溪、丁野夫,所作往往乱真,亦名手也。但其闻名,不在能学马夏,与赵松雪朱德润等以能得伯时法,可矜奇于当时者不同。……管夫人之画佛像,亦非凡手。……

  除此之外,尚有一批东渡日本的元代道释画,由于画迹的流传,也使得画人留名海外,依日人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绘画史一书所载:

  “(上略)其他如属于李龙眠、张思恭等流派者,如蔡山、赵璚等的罗汉图,其遗迹并传我国。佛教虽如上述已呈衰相,但那是指禅家以外的诸宗,禅门是依然隆盛,是故和禅门关系深的牧溪派之水墨画也较多。例如月湖、阿加加、喓子的水墨观音图,率翁、因陀罗等的禅门机缘图等,皆传存本邦,至如玉涧、海云则并称禅林妙手。另外渡来本邦的五山文学之指导者宁一山,和梵竺仙等皆善画。但是这些蔡山、赵璚、月湖、阿加加、喓子、率翁、因陀罗等人的遗迹,并非有很多流传本邦,且其名也不见于支那画传,却在本邦的“君台观左右帐记”等的画传中,尚留其名。当时喇嘛教盛行,此等之佛画,不受时人欢迎,加之镰仓时代,我与宋、元交通盛行,彼此缁徒相互往还,当时的镰仓之地,和五山薨,宛然成了支那禅僧的居留地。(下略)

  由这段文字知,姓名不见于传统画史,但却有画传流传异邦的元代道释人物画家有:张思恭、蔡山、赵璚、月湖、阿加加、喓子、率翁、因陀罗、玉涧、海云、宁一山、梵竺仙等人。不过这些人之中,有的画迹仍然保存完好,有的亦仅留名而已。

  另外,中村不折等所未提及,但仍有罗汉画迹传世者,如陆四郎、陆仲渊、陆忠信、张思训、金大受等人,均为活跃于南宋至元代之间的道释画家,被日人称之为宁波派的职业画工,至于其画迹及画风,下详。

  以上所述,为元代道释人物画家或罗汉家的生平大要,兹再就现存的罗汉画迹,依其画风之不同,而分成下列若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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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白描画系统的罗汉画

  所谓白描画,在唐以前称之为白画,是指单以墨线描绘物体形象的绘画。它免去使用色彩,但不是一般绘画的底本或画稿,却自线条的变化中,表现其韵律和美感。它也不同于水墨画,而是以重视骨法用笔的理论基础,而强调线条的运用,画中并拥有它的自体生命和鉴赏性。至于白描画的画风和传承,明代何良俊曾说:

  “夫画家各有传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种,赵松雪出于李龙眠,李龙眠出于顾恺之,此所谓铁线描。马和之马远则出于吴道子,其所谓兰叶描也,其法固自不同。”

  虽然何良俊的分法太笼统太简单,归类也不尽完美,不过他总是将白描画史上,理出了几位代表人物。他所提的铁线描,是一种用笔无分粗细胖瘦,恒以细如铁丝之线条的描法。至于另一种所谓兰叶描者,是指状如兰花叶,有宽有细,弯曲线条较多者。兰叶描源自吴道子,传之马和之、马远,但他们的白描人物画迹并没有流传下来,而且继承二位马氏的此种画风也不见。

  但是在铁线描的画风传承上,何氏举出了白描人物画的巨匠李公麟,在他现存的遗品中,白马图卷、孝经图卷等最能看出那铁线描的笔法,只是遗憾不见他的罗汉图画迹。李公麟也是北宋时代文人画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画风影响很大,南宋以后,无论是禅余水墨画、职业画工系,或是道释人物画等,大都是学习他的笔法,日本海老根聪郎氏甚至提到收藏于日本的若干南宋道释画,具有洗练的文人画气质,也具有鉴赏画的抒情趣味,便是受了李公麟画风的影响。[16]

  是故到了元代,大部分的白描人物画,无论是直接或间接,莫不是承受于龙眠山人的笔意,如赵孟俯、朱德润、任仁发、王振鹏、张渥等人即是。尤其是张渥,是元末的白描文人画大家,也学习李公麟、赵孟俯的白描笔法,

  其遗作现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九歌图卷”,最能表现那文人白描画的正统格调。画中人物细致清晰,尤其是大司命的容貌表情、筋肉凹凸,均刻画极细,而衣袍的飘动,更表现了曲线的魅力。

  至于元代白描罗汉画迹,重要代表者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刘贯道画罗汉图”、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罗汉图”,传任仁发画的“罗汉图”、昙芳守忠赞的“十八罗汉图”、了庵清欲赞的“芦叶达摩图”等等。兹将这些画迹引述如下:

  (1)刘贯道画罗汉图:

  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刘贯道画罗汉”(图1),画中有二位罗汉,一坐在树下的岩石之上,手执枯枝,枯枝上长出莲花,由莲花上又幻化出一只小猴,小猴捧着仙桃,罗汉呈侧面,但巨目大鼻长耳蓄发的特征,很具特异,他对面的罗汉则长眉有须,较为温和

  图1 刘贯道画罗汉图

  罗汉的衣纹全用白描的笔法画出,很能表现线条的韵味,其他岩石、树干的皴法,树叶线条等,均极写实。通幅观之,构图简洁,表现出文人画的高雅气质,在罗汉表现神通上,又充满了禅意。

  本图左下方有“至正十六年中山刘贯道写”等小楷墨书,至正十六年,西元一三五六年。

  (2)京都博物馆藏“罗汉图”

  京都博物馆收藏的“罗汉图”(图2),挂幅形式,绢本墨画淡彩,长一二○公分,宽五四公分。图中二位罗汉,一坐树下,一居右斜上部,此种布局和前述故宫本“刘贯道画罗汉图”极相类似,不过此图下方多了老虎、僧人、蛮奴

  图2 罗汉图 京都博物馆藏

  图中整个焦点集中在右下方正昂首起立的老虎,端坐在松树下的罗汉合十蹙眉的注视他,髭须满腮的罗汉则手举锡杖,圆瞪着双目向着他,僧人和蛮奴则步行向前而回首望着他,这似乎正在诉说着罗汉伏虎的故事,也许原图是多幅相连,此幅是其中之一。

  通幅人物相当写实,执锡杖罗汉的造形尤为特出,伏虎的姿势很是生动,衣纹以白描手法写出,加上黑金的描线,细致而精丽,淡雅的点景和图样式的树枝,表现了元画的特有气息。

  (3)传任仁发笔罗汉图

  传任仁发所画的罗汉图,为中村富次郎所收藏的“唐绘手鉴笔耕图”画册内的一页,长三一?五公分,宽三七?六公分。绢本墨画淡彩(图3)。

  图3 罗汉图 传仁发笔

  此白描小幅画,类似于故宫本及京都本的线条用笔,但构图上却大异其趣。画面中心是一位长发短须,着僧服、持念珠的罗汉,面露笑容,半蹲坐于大石头上,他眼中注视着一只昂首跳跃的蛇,画幅的左面是一个被蛇吓坏而抱住僧人的童子,他的鞋子、围巾、水瓶等倒散一地,罗汉身后还有一位手持禅杖而惊惶失措的俗家侍者。

  这样的布局,可以使得主题达到很高的戏剧效果,所描写的内容,必是流行于当时的故事,也是文人所爱好者。(户田祯佑语,见[17]),这又是元代白描罗汉画的一例。

  (4)昙芳守忠赞白描十八罗图

  昙芳守忠赞白描十八罗汉图,挂幅形式,纸本墨画,长六四公分,宽三○公分。(图4)

  图中上方为赞语,下方画十八位僧人模样的罗汉,十八罗汉围着一条长长的卷轴白纸,紧密的挤在一起,形成

  图4 十八罗汉图 昙芳守忠赞

  一椭圆形群像。展开了的长卷轴,由左右二位罗汉各持一端,那或许是隐含着若干禅的寓意。卷轴前有三人,面对卷轴注视着,卷轴后十五人也紧挨着。大部分目光均注视卷轴。整个布局上,似乎采取了斜自上方的俯瞰式,使得后列罗汉还能现出头部,但是由于画面的每个人均取自正面的视点,使得群像全体的厚度失之扁平。

  群像的左上方罗汉,右手戴着腕钏擎着钵,和他对角的右下方罗汉,则有一只老虎自脚边爬出,钵之内有烟向上升起,且升向画面内侧,而止于右上方罗汉所持之禅杖,禅杖亦倾向内侧。爬出的老虎也面向内侧,持钵罗汉瞪着双眼注视右上方,隔一人的右邻罗汉也仰头注视上空,其视线在空中交差着。执杖罗汉目光,与其对面罗汉视线亦同样的交差着。如此,整个画面的外缘动力似乎是相互抵销了,使得全体紧密结实,构成一整体。

  此画描写的技巧虽未臻成熟,但浓墨的线条和勾勒效果对群像却有一种安定感。此种人物集中的构图相当新颖,或许这是出于非专业画家的作品,虽然稚拙之处尚多,但绝非抄袭旧作,是故此种稚拙却带来了一种幽默感,赞语题在画面上方的余白,此种空间处理也大异于南宋画,其赞语是:

  “展开大千世界,捏聚系发不逢,不是妙用,亦非神通,历三大阿僧只劫,应四天下供,只在弹指一声中。至正戊子夏昙芳比丘守忠敬赞。”

  至正戊子为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年),昙芳禅师生于南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卒于至正八年,此是禅师最晚年的赞笔,也成了古来稀世的珍贵墨宝。[18]

  (5)了庵清欲赞“芦叶达摩图”

  此“芦叶达摩图”长八四?五公分,宽三三?八公分,挂幅形式,绢本墨画。(图5)

  画中一位尊者立于芦苇之上,身材櫆梧壮硕,额宽眼大胡须满腮,正是达摩尊者的造形,尊者身上的僧袍随风飘起,衣端褶纹描线细致。

  此用绢本所画的白描风作品,在稚拙技巧中另有一朴实的力强感,它保留了南宋时代白描画中的文人气质,也吸取职业画家所作佛画的精密细致,而题材上却是禅宗绘画的延续,它充分表现了元代道释画融和各系的特质。(户田祯佑语)

  画幅上端有了庵清欲的赞语,曰:

  “老臊胡心囗,簏踏茎芦天,了无咄醋酸,不在大葫芦。比丘清欲焚香拜赞。”

  案,了庵清欲禅师圆寂于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此图应是元末时期的作品。

  图5 芦叶达摩图 了庵清欲赞

  四、禅余水墨系统的罗汉画

  在没有色彩的罗汉画领域之中,另有一派水墨系统者,和白描画一样,注重笔墨线条的运用,但却不只是表现描线的美感而已,更且运用到水墨晕染及墨色的浓淡、干湿。这一系统的绘画直接继承了南宋时代梁楷、牧溪等的禅余水墨画风,以明快、简捷的笔法,挥洒即就。其内容以表现修禅的过程、悟道的境界为主,因之最常见的题材便是各种不同造形的罗汉图、祖师散圣像,或公案故事等[19]。而在构图上,往往是造景不多,仅一二人物或几笔树石而已,

  而余白大片,则填以诗偈、赞语,而表现出脱俗、苍古、空寂、简素、洒脱、古拙、率直、清净……等禅艺术的特质。[20]

  在元代的禅余水墨画中,最有名的便是因陀罗和雪庵的作品,兹仅以因陀罗的“五祖再来图”与雪庵的“罗汉图卷”为例,来叙述元代禅余水墨画系统的罗汉图。

  (1)因陀罗“五祖再来图”

  因陀罗是元末的僧侣画家,生卒年不详,依他画迹上的款记得知,他是开封大光教禅寺的住持,法名壬梵因,又由日本“君台观左右帐”所载,他曾是杭州中天竺寺的梵僧。因陀罗的作品虽无纯粹的罗汉画,但重要画迹如“禅机图断简”等,却画了不少比丘或散圣,外形和罗汉极相类似,因之举“五祖再来图”以明其画风。

  “五祖再来图”是描写五祖弘忍的故事,弘忍前生原是破头山中的栽松道者,问法于四祖道信,四祖以年老而不许,遂投胎于水边洗衣的周氏女。七岁,随道信出家,道信卒后,继而为五祖。[21]因此图中便有母亲携带小儿见四祖的形影(图6)。

  图6 因陀罗“五祖再来图”

  因陀罗的画是一种用秃笔的减笔画法,好以渴笔擦皴描写粗放的树木,并以浓墨附点苔于小灌木上,土石以渴笔速写,人物画用湿笔,头发用吹墨或淡墨,眼、口、耳、孔、鼻穴等用浓墨点出,颜面多带滑稽味,衣纹用淡墨画轮廓,但领襟、袖口、衣带则用焦墨点出,由于墨色浓淡对比有致,使得画面活泼清新,在稚拙而朴质中,有明朗而秀致的韵味。[22]此幅五祖再来图和其余他的作品的笔法一致,而线条舒畅,墨色绝美,故海老根聪郎认为是因陀画迹中最佳的作品。

  此图上方有赞语,曰:

  “室女忽生儿,冤魔偶见欺,几乎丧身命,赖有老庐知。碧琅泉主法膺拜赞。”

  左下方有“人言洞里……”等因陀罗的半边印。

  此图现藏京都都龙光院,是挂幅形式,纸本墨画,长三四?六公分,宽二一公分。

  (2)雪庵的罗汉图

  雪庵罗汉画册,现藏东京静嘉堂,计十九页,绢本墨画淡彩,每一页画一尊者,每图均有雪庵自己以草书书写的题诗,画册之首,有谓与雪庵同时的禅僧雪林所写的“奇古”二字题字。此外,另有明末隐元大师所题“国宝”二字及跋文、木庵即非的题跋赞颂,以及高泉的跋文等等,依高泉的跋文内容,此画册由来甚了然,其文曰:

  “元雪庵和尚所画罗汉图跋

  梵语阿罗汉,此翻杀贼,是杀无明贼也,又翻应供,应天上人间之供也,又翻无生,了自性,涅槃本自不生,今亦非灭,出三界二十五有尘劳,超分段生死,受如来嘱为一切人天,而作福田也,是故一切人天皆应恭敬供养,能得现在当来无尽之福,大元间有溥光大师雪庵者,乃中峰普应国师七世孙也,大师禅暇尝游戏笔墨,画十八罗汉自赞,

  p. 297

  其笔法精妙鸣于时,亦尝手书八大人觉经,明达观大师跋之曰:元至政间雪庵溥光大师,号称能书,书此经若干卷,流行海宇云云,长崎与福清法主逸然融公,得此图于支那,常随身供养,盖融公亦善画,故能宝之,尝请吾祖隐老长和尚造赞,祖一一展视,称为希有,见卷端奇古二字,辄曰:“此神异不测,盖镇国之宝也,岂止奇古而已哉,乃加国宝二字,继而象山雪峰二和尚,各为赞颂,诚腊月莲花也,夫阿罗汉通力无碍,随缘应真,非凡夫所测也,世人多图之,以供养,然自古图者固多,率多化工之笔,未足为奇,未若此图,乃雪庵大师手绘,又奇中之奇者矣,宜乎吾祖以国宝目之,此图希有,勿轻示人,他日必有王公大人且藻鉴者,辄能议之,非碌碌之者所知也。临济正传三十四孙黄檗高泉潡稽首敬跋”

  从以上跋文可知,雪庵是中峰大师的法孙溥光,字玄晖,号雪庵,又赐号玄悟大师。案,雪庵,俗姓李,生于大同,元末之际,博得盛名,工诗,以体冲澹粹著称,书法中真行草均佳,草书尤秀,至于绘画,依画史会要,谓山水学关同,竹石学文湖州。书法虽有名而传世不多,画迹更是稀少。在木庵的跋文中,谓“其机语诗画,诚不多见,而此图存之,亦如腊月莲花,红烟点雪耳”,诚然如此。

  图7 雪庵罗汉图一~达摩大师

  书中的十九位尊者,雪庵的是自题诗中,

  并未写上名号,只是从木庵所记中,称“达磨大师、布袋和尚、结印尊者、敦鱼鱼者、持卷尊者、拈拂尊者、翻经尊者、闲座尊者、降龙尊者、如意尊者、摇铃尊者、长眉尊者、烧香尊者、持杖尊者、壁观尊者、座禅尊者、开卷尊者、放光尊者。”

  此十九位尊者,完全未符合法住记的十六罗汉名称,而以达磨大师为首,也是始末倒置,加上布袋和尚,更是违悖原著。是故雪庵原来或只是为画十九位不同造形的尊者。

  就画风而言,十九幅罗汉均是以简略的笔法,勾出罗汉的形相,然后再以草书题赞,画意和笔法一致,可谓相得益彰,如图7所画达磨大师,整个画面为达磨的体躯所占满,而达磨的身子头部,均覆盖着衣纹,且缩成一团,仅仅面部露出微笑的五官,造形上很像不倒翁,有一种特殊的豪放之趣味,全幅虽施上淡彩,但基本是它是因袭自李公麟、贾师古、梁楷等一系的白描画风。图8的持杖尊者和图9的开卷尊者画风亦然。[23]

  图8 雪庵罗汉图二~持杖尊者

  图9 雪庵罗汉图3~开卷尊者

  五、宁波派的罗汉画

  自南宋以来,浙江宁波盛行一种佛教画,题材多为罗汉画、十王像、佛涅槃像等,此种绘画大半是寺院之中举行法会仪式时所使用。由于佛教的流行,也使得这类的绘画需求量多,一些专门从事作绘的工人也应运而生,这批画工们在正统的画史上传记阙如,但是他们的名字却随着自己的作品而流传海外。这是由于宁波是一个海港,宋元之际中日贸易往返频仍,大量的佛教画也随之流向日本,今日日本学者将这批佛画名家,目之为职业画工的佛画师,著名者有金大受、陆四郎、陆仲渊、陆信忠、赵璚、张思训等人,均是南宋至元代之间的人。[24]

  这类的作品,共同的作风是:用笔精致、设色浓艳,但似乎有不少仿本。因此相同的构图却出现了不同的笔致的画本,在元代罗汉图中,此类作品仍不在少数,兹仅举陆信忠的十六罗汉图,及赵璚的十六罗汉为例,以叙其风格。

  (1)陆信忠笔十六罗汉图

  陆信忠笔的十六罗汉图,计十六幅,绢本设色,各长九六˙四公分,宽五○˙九公分,现藏京都相国寺。

  十六幅中,有的一幅只画一位罗汉,也有的除了罗汉之外,四周另围着一些陪衬人物,或龙、虎、鹿等灵异动物。这些罗汉的造形已完全类似于人间相,但姿态上却有突破前人窠臼处,手势的变化也较前灵活得多,除了坐立姿之外,也有斜躺或俯瞰者,如图10中,一位罗汉靠在树枝间,俯视着树下双龙争玉,奇拔有趣,树干与岩石的用笔细致绵密,配色殊丽,在双龙四周烘染成云气氤氲,将罗汉那种“神通自在”表露无遗。

  罗汉的背景,也有是室内陈设,则室内的坐席、茶几、屏风、器玩、栏杆等家俱摆设,均极尽精致富丽、鲜艳华贵,和罗汉身上的衣纹一般,多用浓丽的胡彩,施以金碧朱绿褐紫等色彩,对比强烈,沿线多施上晕染,花纹以唐草、藻文、格子纹等图案为多,极为细密,如图11 就是一例。通幅观之,其结构甚为繁褥,富刺激性与装饰性,人物合乎适度的写实性,又保有通俗性,可以收到宗教画优秀的效果。

  图10 十六罗汉图之一~陆忠信笔

  陆信忠的名作,尚有十王图、佛涅槃图等,画风与十六罗汉图同样的精细艳丽,带着浓厚的富贵气息,或许宋元之际,他的作品流传很广,是故仿作不少,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即收藏了一件十六罗汉图,

  构图和陆信忠此图十分雷同,但是用笔却浮燥多了。[25]

  图11 十六罗汉图之一 陆信忠笔

  此幅上右方有落款“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案,庆元府于宋宁宗庆元元年始称,元代改称庆元路,是故陆信忠应是南宋时代的人。[26]

  (2)赵璚笔十六罗汉图

  赵璚所画的十六罗汉像,绢本设色,为八曲屏风式,计十六扇画面,每一扇长八七˙七公分,横四四公分,各画一罗汉。现藏千叶法华经寺。

  在十六幅中,第一、第二、第五、第十尊罗汉,为全部后补者,其余也有的剥落了,而后加的补笔,但也有数图是保存了原始的状态。由于画面角隅处有墨书小楷的落款“四明城塘赵璚笔”等字样,是赵璚唯一有款记的画迹,故虽然真迹和补笔并列,仍不失为一贵重的资料。

  此十六幅罗汉图样,有点类似高台寺所藏的十六罗汉[27],罗汉全是坐在岩石之上,背后无任何背景,罗汉面貌也不甚丑怪,可以说是相当接近写实的,颜面施有薄薄的晕染,恰如肖像画一般,特别是着衣端坐的模样,用笔极其精密细致。就赋彩而言,虽仍保有宁波派的鲜明浓艳,但不若陆信忠笔那样的呈现强烈对比,可说是稳当雅致多了,

  尤其是笔触柔细,花纹显著,岩布用点描法以为装饰,岩座以外的背景,仅施以单色,没有陆信忠笔般的繁褥或夸张。罗汉以外的陪衬动物,仅是少数配以虎或龙,如图12就是一例。

  图12 十六罗汉图 赵璚笔

  本图如果和东海庵所藏的元画十六罗汉图(下详)相比对,则似乎入元以后的罗汉画,正倾向于减少配景的布局。但就其中的描绘面貌线条的绵密,赋彩的富变化等看来;此画仍保有宋代佛画的特色,而没有一般元画的纤弱和单调感。[28]

  六、院体派风的罗汉画

  元代没有“翰林图画院”的制度,也没有如南宋官学派的画家,只有一些附属于工部、将作、梵像提举司、御衣局等的画工,这些设施虽和宋代画官性质完全不同,却也曾出了几位画家,例如刘贯道便是曾任御衣局使而替帝王画肖像,另外叶可观则曾任提举梵像监。在此种制度下,元代的院体画派固然不兴,但是继承宋代院画风格的罗汉画,仍有若干被流传下来。兹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人宣梵雨花图”及“元人应真参妙图”为例,以见其风格。

  (1)“元人宣梵雨花图”

  图13 元人宣梵雨花图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人宣梵雨花图”,绢本设色,长一七五?三公分,宽九八?二公分。(图12)

  画中一位尊者坐在岩石之上,双手捧着卷轴梵文而宣读着。尊者长发长须,高鼻大耳,身着淡绿色僧袍,外罩褐色方格水田衣,衣内翻出蓝色衬里,头部围上黄色围巾,覆及双肩。坐垫上襄着黑蓝红三色。

  尊者着衣色彩已甚丰富,而自天而降的五彩缤纷花朵,更是洒在尊者的头上、身上、岩石四周,岩石后的白色弥猴,也正嬉戏着花朵。

  通幅观之,此画继承了南宋刘松年等院派的人物画风,细密精致,而尊者面貌造形姿态,却有点类似蔡山笔的罗汉图(下详),有着元代梵僧的影子。就设色而言,图中赋彩虽多,却高雅典丽,不腻不俗,那是不同于宁波派的作风。

  (2)元人应真参妙图

  应真参妙图(图14),画中有二位坐在岩石上的应真,一右下一左上,似相对语,居右下者著白色僧服,手执拂尘,

  双腿结跏,红色罗汉鞋置于座前。居左上者则着青色僧服,外罩红色袈裟,颜色鲜艳。此二尊者一上一下斜向式的布局,很类似于前述白描系的“刘贯道画罗汉”及京都博物馆藏罗汉图,是元代的特殊构图式,前代少见。

  图14 元人应真参妙图 故宫博物院藏

  此画背景为二石青色花洞石头,纹路细致,用色鲜明,有着青绿山水[29]的作风,花石后面的树干、竹枝、叶子等均以钩勒填彩式描成,线条流利秀致,赋彩亮丽,呈现图案式样,有着黄荃花鸟画[30]的韵味。

  由于院体派和宁波派画风十分接近,均设色鲜艳,笔致细腻,因此有人将元代的宁波派画,纳入元代的院体派系之中。但事实上,院体派继承传统的士大夫气质,是不同于宁波派的工匠作风。

  七、西天梵相的罗汉画

  元代信仰密教,喇嘛受到皇室的优礼,元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年)尼泊尔僧人阿尼哥父子到大都,刘元且跟随他学习“西天梵相”,影响所及,使一般佛画师也好以西来的僧侣为模特儿,而绘出另一种属于元代胡貌的罗汉画,

  兹举二例,一为东海庵本的十六罗汉,一为有蔡山落款的罗汉画。

  (1)东海庵本十六罗汉图

  京都妙心寺东海庵所藏的元画十六罗汉十六幅,绢本着色,各长一二九?九公分,宽五二?九公分。(图15、16)

  十六幅中,每幅一罗汉,除了其中六幅之外,每位罗汉身旁有侍者相随。所有罗汉全呈立姿,头上无冠无发(或少许),身着长僧袍,外罩水田衣,足汲凉鞋(少数着履),双手或持物或合十,持物有经函、如意、柄香炉、水瓶、拂尘、团扇、禅杖、小钵等等。十位侍者则身形短小,高不及尊者的肩部,赤足着环,典型的蛮奴形相,双手所捧多为布巾、哈达[31],小杯什物。

  图15 十六罗汉图 京都妙心寺东海庵藏

  全幅线条运笔相当流畅,有简洁净雅的韵味,人物五官手足以细瘦而轻淡的描线,衣服褶纹则笔致较为粗重而浓厚,全身并施以薄薄的晕染,袈裟水田纹有华丽的图案。

  尊者的容颜和赵璚笔一样的是肖像画的手法完成的,或浓眉大眼,或胡须横腮,或皱纹满面,眼窝四周并涂上厚厚蛤粉。此种造形给人以一股沉郁之感,

  和南宋诸家笔下的罗汉像,那种丰满而俊迈的风采,实大相迳庭。[32]

  图16 十六罗汉图 京都妙心寺东海庵藏

  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西藏的高僧,被尊为帝师,备受优礼,宠遇有加,西藏的佛画也大量流入中土,对传统中国的佛画遂产生一股异样的影响。那些新传来的西天画,虽已有若干直接的接触,但本画的形相、技巧却全属中国式样。

  田中丰藏说:“当时的罗汉画家,事实上有很多以眼前的胡人风姿为写生的机会,是故想来此画必是以西藏人或其他西天人为模特儿创作的。”他又说:“自从禅月大师开创了‘胡貌梵相’式的罗汉图以来,在此时,又另一种写实的胡貌罗汉图复活了,这位打破自来罗汉画既定的成规,而尝试以大胆的构图之元代画家,决非庸俗之辈。”[33]

  的确,就线条、设色、造形而言,均为元画中的佳作。

  (2)蔡山笔竹罗汉图

  东海庵本的十六罗汉图,固然是元画中的佳作,只可惜无落款,不具作者名,曾有相传是蔡山的手笔,但毕竟无直接的证明。

  而另有一幅现藏东京博物馆的罗汉图,却是真正的蔡山的作品。

  图17 罗汉图 蔡山笔东京博物馆藏

  这幅罗汉图,很可能是十六幅十六罗汉图之中的一幅,从姿态上看来应属第一宾度罗跋啰堕阇尊者,尊者右足跨在左膝之上,半跏坐于岩石上,右手执竹杖靠住右肩,容貌古野呈胡相,长眉之下眼光炯炯有神,是具慈悲而定慧的形相。

  通俗用笔稳健有力,脸上皱纹、衣服褶纹、以及手足线条等均相当周密,调整合宜,设色淡雅,不碍线条的流畅。

  在尊者所坐的岩石隙缝中,有“蔡山”的落款,画幅的右下角有“奉三宝弟子右兵卫督源直义舍入”的寄进铭,可知它是捐献给足利直义的某寺之物。

  “蔡山”之名,在日本“君台观左右帐记”中,除了“元人”之外,其他均不详,传统的画史上也始终未见其名。就署名于岩石隙缝一事看来,似仍沿袭了宋代的古风,元代中期以后,此风便不多见了。

  本幅罗汉,虽和高台寺本、妙心寺东海庵本的罗汉,图样不同,但用笔、气脉上却是相通的,同样的都是属于高古细润的作风,那是融和了南宋以来,文人画和职业画工的优点,在元画中又是一件杰出而珍贵的作品。

  八、结论

  以上是就元代流传的罗汉画迹,而分成白描系统、水墨系统、宁波派、院体派、西天梵相等不同的作风,依此作风可知元代罗汉画虽则大抵继承南宋余韵,却有超出宋画所未有的面貌,兹再归纳几点如下:

  一、元代罗汉画风有融和南宋各系统的趋势,如了庵清欲赞的“庐叶达摩图”,便是以禅宗的题材而具备了文人白描画的气质和职业画家的精致。其他不少的白描线条画和水墨画的罗汉,也好施上淡彩。

  二、就构图而言,除了好作斜向式布局之外,也流行一幅多位罗汉的式样,宋以前的罗汉画绝大多数是一幅画一尊者,至多再加一侍者,南宋以后,渐演成一幅多位罗汉者,如周季常、林庭圭的“五百罗汉图”及梵隆的“十六应真图轴”便是,至元代此种作风更加盛行,其中以昙芳守忠赞的“十八罗汉图”最具特色,集合十八罗汉成一小团体的构图,不但前所未有,就是后来也不多见。

  三、就题材而言,元代罗汉图多取材于流行的故事,其中罗汉降伏恶龙、猛虎、巨蟒者不少,任仁发、陆信忠笔下的罗汉,均有此例,尤其职业画派者更是常见,此种刻意表现“神通自在”的时尚,到了明清更加夸大。

  四、元代渐流行以肖像画的写实手法写应真像,因之元代的罗汉造形均属人间相,而密教喇嘛及西域高僧的来华,遂使罗汉面貌呈现出西天梵相的影子,这又和南宋以前所见者不同。

  总之,元代短短九十年,画坛虽不受朝廷鼓励,但罗汉画却有其特殊风格,多彩多姿,上承宋风,下启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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