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乔　《寻根》 2007年第01期

　　庙宇，恐怕是历史变迁中最容易保留下来的建筑物了。因为庙里的人与世无争，庙里的神能“消灾降福”，所以，庙宇一般不会被轻易毁坏，庙宇的寿命便很长久。对于今人，这些久存下来的庙宇，便成了可以提供大量历史信息的源泉。“从庙宇的分布看历史”，是我在看了陈正祥和谭其骧两位历史地理学家关于庙宇的一些记述后，领会到的一种学史方法。

　　十年前，我有过一段“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日子，就是白日黑夜写《行业神崇拜》。写到农民敬蝗神的时候，我请教过历史学家姜纬堂先生，先生说，可以看看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那里有一张蝗神庙图，做得真好。正巧，我刚买了这本书。书的《八蜡庙之例》一节附有一张“蝗神庙之分布图”，这张图该是姜先生所说的那张图了。这是一张中国地图，上面以中原地区为主向外扩散，密密麻麻地标着许多黑点，这些黑点就是蝗神庙。从图中可以看出，建有蝗神庙最多的省份是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其次是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再次是东北、甘肃、青海。陈正祥是通过一地一地的查地方志，见有蝗神庙的记载，就把它标在地图上，一共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制出了这张图。通过这张蝗神庙分布图，一眼就能看出蝗神庙的分布情况，而蝗神庙的分布，正反映了蝗灾的分布情况和各地的受灾程度。因为只有闹蝗灾的地方，才供蝗神，才建蝗神庙，蝗神庙建得越多越密，越反映出蝗灾的严重，也反映出该地农民迷信程度的严重。所以，这张图既是一张灾荒史的图示，也是一张反映民间信仰的图示。这张图，对于我写《行业神崇拜》的农业神崇拜部分，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教给了我一个观察历史的具体方法,就是从庙宇的分布看相关的历史。

　　后来,我又读了谭其骧先生的《长水集》,更加深了我对这种学史方法的认识。《长水集》里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湖南人由来考》,是研究湖南人的来源的,这是一篇移民史的研究论文。谭先生在文中作了一个结论：“湖南人之祖先既太半皆系江西人。”由江西人移民湖南,他又谈到一个许真君庙的问题。谭先生说,江西人好祀许真君,所以许真君庙遍布湖南。谭先生征引了许多地方志证明这一点，如康熙《浏阳县志》记湖南浏阳建有许祖行宫,同治《平阳县志》记湖南平江建有许真君庙,光绪《龙山县志》记湖南龙山建有万寿宫（即许真君庙），等等。又如江西人的会馆多有万寿宫之称，这表明许真君庙已成为江西会馆的代称。许真君何许人也？江西人何以奉之为神？据康熙《浏阳县志》引《拾遗志》载，这个许真君名叫许逊，汝南人，弃官修道，“后逐蛇在南昌水晶宫”，“飞升仙去”，故民“大建宫观祀之”。许逊本是河南之汝南人，因被认为在南昌有逐蛇之善举，被江西人奉为地方保护神。迁入湖南的江西人以南昌人为主（据谭先生考证，迁湘之赣人什九为庐陵一道，南昌一府之人），而许逊逐蛇之举又发生在南昌，故这些迁湘江西人特别是南昌人奉祀许真君尤为虔诚。由此，我认识到，湖南分布着众多的许真君庙这一事实，可以作为江西人大举移民湖南的一大证据。

　　按照“从庙宇的分布看历史”的思路，我对古都北京的庙宇做了一番考察。我手边有两本北京庙宇的资料集，一是民国年间编纂的《北平庙宇通检》，一是近年北京市档案馆编的《北京庙宇历史资料》。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许多宗教史和风俗史的历史信息。

　　清代以来，北京的关帝庙数量极多，大约有230多座，分布在北京各街区坊巷中，若画出示意图来，肯定是密密麻麻一大片，覆盖了整个北京城。关帝庙本不稀奇，明清以来各地皆有，但像清代北京这样的密度却很少见，这是什么原因？包含了怎样的历史信息？原来，这关帝庙密布的背后，是清朝统治者和八旗兵民崇拜关公的风俗史。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物的专史·宗教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关羽的运气行得很迟，到明末才有许多地方祭他为神，到满人入关，才极通行。满洲人翻译汉文成满文的，最初一部是《三国演义》……后来迭次打胜仗，都以为靠关羽的神帮助。所以八旗兵民所到的地方，没有不立关帝庙祭关羽的。”满洲人认为他们的胜利是靠关公保佑才取得的，所以便极崇拜关公，到处建庙宇，立塑像，香火旺盛。清代以来北京这230多座庙宇就是这么建起来的。《红楼梦》里曾说到关夫子坟多，其中的原因，实际上与北京城里的关帝庙多是一回事。清代北京有这么多的关帝庙，既反映出当时北京是一座以满族人为主导的城市，也反映出八旗兵民的宗教信仰在北京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除关帝庙外，北京还有几种庙宇数量较多，分布较广，如财神庙、火神庙、龙王庙等。这种情况，隐含着北京市民特有的生活史。古都北京作为一座庞大的消费型都市，聚集着大量本地和外地的商贾，他们特别企盼发财，于是便有了遍布京城的财神庙；北京屋宇毗连，人烟稠密，极易失火，又多有以火生财的饭铺、茶馆，为求消灾降福，故多建有火神庙；北京人口众多，用水量极大，自来水发明之前都是用井水，加之民众都盼望风调雨顺，故北京许多街巷都建有龙王庙。

　　北京还有一座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历代帝王庙，这座庙是专供皇家祭祀用的。皇家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祭祀历代帝王，所以，只在北京建了一座历代帝王庙。这种孤单独处的庙宇似乎说不上“分布”，但这其实恰恰是一种分布状况，这种分布，实际反映出北京的帝都性质，也反映了皇家祭祀的垄断性。

　　按照“从庙宇的分布看历史”的思路，我又对各地的鲁班庙、妈祖庙和孔庙、佛寺的分布状况做了一些考察。

　　在全国各地建筑业、匠作业发达的城镇，如北京、苏州、广州、上海、淮安等地，都建有很多鲁班庙。从鲁班庙的分布地点，可以看出许多历史信息。如北京作为首都，宫殿、王府、庙宇、商铺、民居等建筑数不胜数，故建筑业最为发达，因而工匠们供奉建筑业祖师爷鲁班的庙宇便最多。又如，设在道观中的鲁班庙所供的鲁班，都有仙人的身份；设在行业会馆中的鲁班庙所供的鲁班，主要是行业创始人和发明家的身份。又如，设在道观里的鲁班庙一多，便可知道道教在民间的势力有所扩大；全国各地的鲁班庙若大增，便知道建筑业有了较大发展，经济生活更趋活跃。

　　妈祖是渔民和海上行商崇拜的保护神，由妈祖庙的分布，可以看到渔民和海商的足迹，特别是福建商人的足迹。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后传至台湾、江浙，再往北传至天津，整个东部沿海都有妈祖之祀。妈祖庙的分布呈现一种从南到北、由密渐稀的趋势，这反映出妈祖信仰的传播路线和态势，反映了妈祖崇拜由一地的信仰而渐趋“通祀化”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福建商人从南到北的行踪。在远离海水的经济区，如西北、西南各省基本上是没有妈祖庙的，因为妈祖是海神，主要通行在沿海地区。但福建商人若到了远离沿海的腹地，便会将妈祖信仰带去，在那里建起妈祖庙或妈祖殿。上述这些妈祖庙分布的状况，若是用地图标识出来，便是沿海地区密密麻麻，内陆地区星星点点，福建商人的行踪从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儒、佛、道三教在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势力究竟如何，影响有多大，从庙宇的分布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孔庙全国皆有，省、府、县皆建之，这说明儒教覆盖全国，孔夫子人皆敬之。但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佛寺所建之多，常常远过于孔庙，这反映了佛教势力在与儒教争雄，并呈现压倒后者之势。鲁迅说过，佛教自东来以后，释迦牟尼在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广大崇高地位，是孔圣人所不能企及的。这种情况见之于佛寺的分布，是看得很清楚的。作家曹聚仁曾感叹：“南京城中，有那么一处夫子庙，却有着四百八十处佛寺呢！”若将这种分布情况标在地图上，就是孤零零的一处夫子庙被佛寺密匝匝地包围着。北魏佛教发达，洛阳城里佛寺遍布。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详记了这些佛寺的分布情况。我藏的一本中华书局版的《洛阳伽蓝记校释》，附有一张“北魏洛阳伽蓝图”，上边标注了白马寺、大觉寺、宝光寺、景林寺等几十处佛寺的名称和地点，佛寺都用红颜色的佛教标志“”字标识着。看了这张图，可以领略到佛寺在洛阳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感受到佛教在当时社会诸意识形态中的巨大优势和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看着这张图，我仿佛感觉到一千多年前洛阳的佛教气息扑面而来。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理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