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石窟造像是在全国上下倡扬佛教的历史条件下开创的，并随着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而发展。庆阳自秦以来就归于中央王朝的统治和管辖之下，此后其历史文化的兴衰必然受到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文化的影响。庆阳市地处古代长安西北，距今西安市约200多公里。古代便形成了北控河套，南卫关中的边塞要地，故境内留下了秦长城、秦直道、二将城等军事城塞和诸多重要文化遗迹，他们都是庆阳历史兴衰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艺术在庆阳的传播及影响也不例外。从佛教传播的历史来看，佛教在印度产生以后，随着其自身发展的进程，不断向印度本土以外的周边邻国传播扩散。北传佛教经由中亚翻越葱岭进入现在的新疆地区，并以这里为中转站，沿丝绸之路向东挺进，扩展到中国辽阔的中原地区。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东汉初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只活动于以宫廷贵族为中心的上层社会之中，还没能广泛的普及于民间。另外，当时朝廷禁止中国人出家，所以汉代僧人，大都是一些外籍（天竺、西域）译师，佛教寺院也很少。此后，在一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中，佛教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不断得到社会各阶层地承认和信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为盛行起来。据史书记载，北魏之世（公元386—534年），全国共有佛教寺院三万多所，僧尼二百万人。佛教在这一时期的盛行除佛教教义本身所宣传的内容能够迎合和吸引普通老百姓希望摆脱痛苦的心理以外，中国封建统治者意识到这种异国宗教可以用于“敷导民俗”，是维护其统治的理想的精神工具，所以当时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植，再加上当时频频东来的僧侣们的锲而不舍的努力，使佛教于这块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异国他乡扎下了根。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其蔓延、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行抗争与融合，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在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的历代皇帝，都是崇佛的。在北朝，除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是反佛的以外，其余诸帝，也都是崇佛的。北魏时期，最高统治阶层特别推崇和笃信佛教，佛教北立为国教，朝廷上下，开窟奉佛空前盛行。《魏书·释老志》云：“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纶，广集名僧，标明义旨。……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为了倡扬佛教，统治者不惜动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开凿石窟，建塔造寺，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河南巩县石窟等，都保存有这一时期的窟龛和造像。庆阳地区北魏时期属于豳州、泾州辖区，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造像有张家沟门石窟、保全寺石窟、庆阳北石窟、马勺场石窟、千佛砭石窟等，还有保存下来的大量北魏时期的石刻造像碑等，正是在这种全国上下倡扬佛教的历史条件下开凿的。之后，庆阳的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艺术随着全国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艺术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唐、宋、金、元、明、清各代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石窟造像，成为庆阳佛教文化发展的见证。

　　庆阳佛教石窟和石刻造像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庆阳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丝绸之路佛教文化艺术传播和影响的重要地区，因而具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为盛行起来，佛教寺院、石窟和其他佛教艺术品，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也应运而生。而佛教石窟和石刻造像在佛教遗迹中，又以其特有的艺术风貌和丰富的遗存，令人刮目相看。石窟艺术的传入途径，一般认为是由西向东传播的，即由今新疆到甘肃沿丝绸之路向内地传播，所以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分布着许许多多的大小石窟，这些石窟由新疆地区的拜城、库车，到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河南洛阳的龙门等地，连结成一条辉煌的石窟艺术锦带，这条锦带继续延伸，在中国形成了石窟寺艺术网，泾河河谷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支。庆阳地区保留下来的石窟和石刻造像非常丰富，北魏、唐、宋、金、元、明、清时期均有，仅大小石窟就有10余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张家沟门石窟、保全寺石窟、莲花寺石窟、庆阳北石窟、玉山寺石窟、石空寺石窟等。另外，还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各时代的单体石佛造像，佛教造像塔，寺庙石造像，经幢石碑，泥塑佛像，金属造像等佛教文化遗物。这些，足以说明庆阳地区的佛教文化盛况，说明庆阳地区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因此，庆阳石窟和石刻造像群并不是孤立的，它作为庆阳佛教文化的一部分，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研究庆阳佛教文化艺术及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庆阳地区丰富的石窟造像为我们研究庆阳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庆阳北石窟作为甘肃四大石窟之一，其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已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张家沟门石窟，是陇东地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石窟，位于庆阳境内葫芦河支流平定川口的“张家沟门”西岸石岩上，东距合水县太白乡约18公里。石窟为北魏时期开凿，造像风格与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第20号窟同类造像十分接近。现残存8龛，窟龛都是圆拱式，龛眉两端凤头反上，龛内雕以佛二菩萨，在2、3龛之间的岩面上，有阴刻的两行题记：“太和十五年太岁在未癸巳朔月十五日佛弟程弘庆供养佛时造石坎（龛）像一躯”。铭文的“太岁在未”使用的是岁星（木星）纪年，相当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的干子纪年“辛未”。在5号龛外左侧供养人身下，残留铭刻“太和廿”字样。说明5号龛和供养人雕像完成于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据史书记载，北魏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此后，中原汉族衣冠逐渐流行于北方广大地区，这次服饰改革在许多北魏石窟造像中都有表现。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前的石窟造像多为胡服，迁都改制后，胡服便在一些北魏石窟造像中销声匿迹了，代之而来的是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褒衣博带式服装，明显地受到了中原皇室开库造像风格的影响。距张家沟门石窟约10公里的保全寺石窟、庆阳北石窟165窟七佛造像就体现了这种造像风格的变化。而张家沟门石窟造像的服饰则保留了早期鲜卑服饰特点，5号龛外左侧供养人服饰，男长袍，细腰，窄袖，腰系待，长筒靴。女供养人，长袍下著裙，裙曳地，不露足，袖手，完全是鲜卑族未改制前的服饰。说明到太和廿年，北魏的服饰改制还没有完全影响到庆阳石窟造像。张家沟门石窟确切的纪年题记以及典型的北魏早期是枯燥想特征，为我们探索佛教文化传播和石窟艺术源流及分期断代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莲花寺石窟，位于葫芦河北岸平定川口，距张家沟门石窟约4公里。石窟开凿在凹凸不平的红砂岩面上，全长19米，高6。4米。岩面下部内凹，雕凿小龛18个。上部崖面雕凿的是佛涅槃后八百罗汉集结场面和“八亿八千众生”赶来集结场面，刻画了佛涅槃横卧，罗汉们悲痛欲绝的各种神态，和众生们长途跋涉，历经艰险的生动场面。整体造像依崖面自然形态而就，布局巧妙，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其中1号龛内雕“三教诸佛”，佛结跏趺坐居正中，两侧各有着汉装，结跏趺坐者一人，其中左侧人物双手持笏。龛侧有铭文：“庆州合水县王口惠家庄弟子惠文发心于绍圣二年口月拾日癸亥岁自发心向面前石口内修盖造石素五佰罗汉毕三教诸佛毕终施主惠文妻高氏男惠惟玉惠端惠玉地主惠方石匠史俊行者似道能”。根据铭文所记，此龛和五百罗汉像均雕凿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为庆阳民间造像。“三教诸佛”应为佛教的释迦牟尼、儒教的孔子、道教的老子。从儒、佛、道三教的历史发展来看，曾表现为一个既互相斗争，又互相融合的过程，宋明理学就是这种融合的一种体现，至明清时期，儒、道、佛三教趋于合一，受这种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特征的影响，使中国民间信仰形成了教别模糊，偶像并列的现象，佛教、道教、儒教的崇拜偶像往往出现在同一寺庙或窟龛之中。莲花寺1号龛的“三教诸佛”造像，正是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特征在庆阳民间造像中的典型反映。另外“三教诸佛”的左侧人物双手持笏的形象，反映了民间造像的世俗化特征。

　　庆阳地区保留下来的金代造像也很多。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发生了富平之战，宋军败退，金先后占领了宋西北五路，之后环庆阳（今庆阳一带）就长期处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之下，但佛教石窟艺术并没有就此中断，开窟造像数量有增无减，仅合水一带发现的金代石窟造像就有龙王庙沟安平寺石窟、瓦窑背石窟、太白镇清凉寺禅院造像、太莪乡三里湾石造像、太白镇老庄寺石造像等。这说明庆阳的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停止传承，它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政局的动荡不安，以及民众避祸求福、祈求平安的心理。

　　总之，庆阳地区自北魏开始，经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的石窟及石刻造像，以其独有的形式，反映了庆阳历史文化的发展，为我们研究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艺术的传播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参考文献：

　　[1]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

　　[2]庆阳地区博物馆：《庆阳地区志·文物志》（征求意见稿），1991年4月。

　　[3]《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

　　[4]《魏书·高祖纪》，中华书局。

　　[5]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6]刘得祯、李红雄：《庆阳文物》，兰州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