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翎

　　辽代佛教指的是公元916—1125年间契丹族统治着中国北部地区建立耶律王朝时代的佛教。地处华北、东北地区，所谓燕云十六州，位置相当于今山西、河北北部。

　　契丹族原无佛教信仰，唐末，契丹族中一个部落主耶律阿保机统一邻部，扩大经略，有意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据说唐天复二年(902)，辽太祖于龙化州(西拉木伦河上流今内蒙自治区翁牛特旗以西地方)创建开教寺，这是辽代佛教的开始。到了太祖天显二年(927)，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迁徙当地的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当时都城西楼(后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自治区林东)，特建天雄寺安置他们，宣传佛教。帝室常前往佛寺礼拜，并举行祈愿、追荐、饭僧等佛事，如辽圣宗统和四年(986)为庆祝对宋作战的胜利，于七月诏令“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其后又拨款支持房山云居寺续刻石经，增建寺庙，这样，佛教的信仰就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到了太宗会同元年(937)，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地方原来佛教盛行，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而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亦益见显著。其后诸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中间，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僧人当时在朝中任职者多达二十余人。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如道宗通梵文，对佛教华严学有一定的造诣，尤精《释摩诃衍论》，并好建佛塔。辽塔在建筑艺术上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辽代佛教由于帝室权贵的支持、施舍，寺院经济特别发达。权贵、功臣、富豪亦多以庄田、民户施给寺院，遂使寺院多领有广大的土地和民产，这对于寺院造像来说，首先具备了经济实力。而民间对于寺院佛事，也时常发起团体性的支持，盛行所谓的“千人邑社，，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社员就是当地居民，分别量力储资于寺库，以供寺用；并依兴办的佛事而有种种名称，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专为安置佛舍利而组织；房山云居寺的经寺邑，则为镌刻石经和修葺寺院而组织等。此外，更有永久性的供塔邓邑、弥陀邑、兜率邑，以及每年一度纪念佛诞的太子诞邑等组织。寺院印制大藏经，也多组织邑社来举办。这样，寺院由于得到更多的资助而佛事愈盛，并且通过邑社的群众支持使佛教信仰更为普遍。当时民间最流行的信仰为期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其次为炽盛光如来信仰(辽东宝严寺阁上有炽圣佛坛)，药师如来信仰(燕国长公主舍宅建药师院，民间通称她为药师公主)，以及白衣观音信仰(相传太宗移幽州大悲阁观音像于契丹族发祥地木叶山，建庙供奉，尊为民族的守护神)等。其他如舍利和佛牙的信仰亦盛，且于释迦佛舍利外，更有定光佛舍利的流传。至于由佛教影响而成的习俗，突出的为妇人喜以黄粉涂面，称为佛装；人名以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药师奴等为小字等。

　　辽代最发达的教学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因此造像艺术也多见华严三圣及大日如来像等。辽、金与两宋并存，其本身的文化艺术水平不高，但通过人口的掠夺，早在辽朝建国的前后，契丹兵马就屡屡越过长城侵掠汉地，而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俘获人口，特别是有特殊技能的俘虏，这种对于汉族工匠的占有，其中有可能就有大量的造像工匠，使辽代佛造像有着一个较高的起点。由于大量使用汉地工匠，因此辽代的佛造像总体上保持着中原的风格，由于是北方游牧民族，在造像艺术中也反映了其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人物饱满，健武有力，但这并不是说辽代的造像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应县木塔的发现和整理，由于有着确切的年代，所出佛像，对于了解辽代的佛造像样式起到了标本作用。

　　应县木塔，又称佛宫寺释迦塔，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南行约70公里，应县城佛宫寺内。辽清宁二年(1056年)修建。塔平面呈八角形，外观五层，夹有暗层四级，实为九层。总高67．13米，底层直径30米。是国内外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塔建在4米高的两层石砌台基上，内外两槽立柱，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柱头间有栏额和普柏枋，柱脚间有地伏等水平构件，内外槽之间有梁枋相连接，使双层套筒紧密结合。暗层中用大量斜撑，结构上起圈梁作用，加强木塔结构的整体性。塔建成三百多年至元顺帝时，曾经历大地震七日，仍岿然不动。

　　塔内五层明层都有塑像，头层为释迦佛，高大肃穆，顶部穹隆藻井给人以天高莫测的感觉。头层内槽壁面有六尊如来画像，比例适度，六尊如来顶部两侧的飞天，是壁画中少见的佳作。二层为八面来光，有一主佛、两位菩萨和两位胁侍，姿态生动。三层塑四方佛，面向四方。五层塑释迦坐像于中央、八大菩萨分坐八方。

　　近年来在整修塑像时，发现一批辽代写经、刻经和木板套色绢质佛像画等珍贵文物。木塔建成后，经历了近千年的风雨侵蚀和多次地震、战火的袭击，依然巍然屹立。

　　1961年应县木塔成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4年7月28日，国家、省、地专业技术人员在检查木塔各层塑像的残破状况以及研究保护措施时，意外地在四层主佛像内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辽代秘藏。其中辽代刻经、杂抄、绘画、刻板彩印、“七珍八宝”、“佛牙舍利”等共160余件。

　　除木塔内各层造像及壁画外，木塔四层佛像内所出画像还有：

　　1，《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卷首画，

　　2，《妙法莲花经》卷第四卷首画

　　3，《妙法莲花经》八(丙)卷首画

　　4，《佛说炽盛光降九曜星官房宿相》

　　5，《药师琉璃光佛》(甲)

　　6，《药师琉璃光佛》(乙)

　　7，释迦说法相(甲)

　　8，释迦说法相(乙)

　　9，释迦说法相(丙)

　　以上九件，可供本文探讨的有六件。下面简单描述其画面特征。

　　第一件《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卷首画，中间主尊是结智权印的大日如来，周围有八大菩萨围绕。主尊为密教的宝冠佛，头戴高宝冠，大衣覆盖双肩，前胸袒露，戴项链，结跏趺坐坐于八角形大莲座上，可见右足。八大菩萨头戴花冠，花冠较高，不见发髻。衣纹多蛇状曲线。

　　第二件《妙法莲花经》卷第四卷首画，佛为如来相，髻珠嵌于肉髻与螺发之间，结善跏趺坐，双手为说法相。

　　第三件《妙法莲花经》八(丙)卷首画，佛为如来相，髻珠嵌于肉髻与螺发之间，大衣覆盖双肩，前胸袒露，右手结说法印，左手抚膝，结跏趺坐，可见右足。左右二菩萨戴花冠。

　　第四件《佛说炽盛光降九曜星官房宿相》，佛为如来相，髻珠嵌于肉髻与螺发之间，大衣覆盖双肩，前胸袒露，露左足。

　　第五件和第六件《药师琉璃光佛》，为如来相，有髻珠，露右足。

　　除应县木塔所出佛像，作为本文的主要依据外，归纳辽造像的基本特征本文引证的资料还有：大同华严寺辽代造像、辽宁朝阳北塔及天宫所出辽代佛教文物、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佛像、北京故宫藏辽代释迦牟尼像及国内外博物馆及个人所藏确定为辽代的佛造像。

　　对于佛造像的断代和辨识，我们通常通过造像的面部特征、手印、持物、饰物、莲座等具有时代特点和身份特点的方面进行判断。我们知道，通常所见的佛像多是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双手结印或持物，菩萨像有坐有立，戴有头冠，手结印契等，因此对于辽代佛造像的样式特点，本文将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讨论：面相、上身、衣纹、坐姿、头冠、莲座。

　　面相特点：

　　辽代佛造像的面部有凸出的感觉，看上去两颊十分饱满，面呈突出的长圆脸。肉髻低矮，一颗髻珠嵌在螺发中间。髻珠在唐末五代以后开始流行，辽宋时期的佛像几乎像像如此。丰满的面颊具有阳刚之美，反映了辽代草原民族的审美趣味，髻珠与丰满的头像，是判定辽代造像的特征之一。木塔四层所出佛像面相饱满，呈长圆脸，髻珠嵌在螺发之间，左手结定印，右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大莲花座上。类似的造像还有北京故宫所藏一尊辽代的金铜佛像。

　　上身特点：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木塔四层所造佛像，佛内穿安陀会，系腰较低，外覆大衣，遮住双肩，前胸袒露。通过这一造像可以看出辽代佛造像基本没有袒右肩样式，右肩多覆盖偏衫，佛的上身比例较长，看上去十分伟岸。裙腰系的较低，虽然着袒右袈裟，但衣领下垂，上衣敞开，胸膛几乎全部裸露。胸部肌肉发达，中间凹人，左右胸肌呈花办状外突。这一点通过木塔四层佛像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纳逊博物馆所藏的一尊辽代的阿弥陀佛像。

　　衣纹特点：

　　辽造像的衣纹绵软曲折，无论绘画还是雕塑，都呈现较为复杂的衣纹特点，线条缺乏力度。另外辽代佛造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佛像的小腿处，多出现一个回勾状纹饰，仿佛一条蜿蜒而行的小蛇，而这一点正可以通过木塔所出画本《炽盛光佛》、《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三》经首佛画得到印证。据所出其他经本题记，知这批文物的创制时间为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5年)于燕京(北京)刻印。木塔所出造像的另外一个依据是第一层西壁壁画，壁画不仅在腿部有蛇状衣纹，其袖口上也可见清晰的蛇纹。据此推断，这种曲蛇状衣纹，在辽代是十分流行的，特别是华北地区，更为流行，推测是工匠代代相传的造像表现手法。

　　坐姿特点：

　　通常佛的坐姿为跏跌坐，即双腿盘起，双脚脚心向上。这在南北朝和唐代的造像上多为如此，即早期或晚期的造像都是如此，但辽代的坐佛，虽为跏趺坐，但多只见一脚，且通常是右脚。只露一只右脚的例证，可参见木塔内第四层佛像、一层壁画以及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造像。唯一的例外是木塔所出佛画《炽盛光佛像》，出现的是一只左脚。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做工精细的造像，右脚表现为侧面，看上去仿佛是一个长的三角形，而做工粗糙的造像则表现为脚心向外的正面相。这在一些民间造像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头冠特点：

　　头冠多出现在菩萨造像或密教的佛造像中，如来相佛造像中没有此冠。但通常的头冠，为三花冠或较晚的五花冠，这种冠相对小些，可看见高耸的发髻。而辽代的头冠，则如筒状，且十分高大而华丽。如辽宁朝阳北塔四面所雕刻的四尊佛像全部都是头冠高耸，繁饰华丽。这种头冠，在木塔中可见《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三》经首佛画，画的是手结智权印的大日如来。如来坐中间，两侧为八大菩萨，大日如来头戴高宝冠。这种宝冠佛与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像、辽宁朝阳北塔上雕刻的四尊佛像有着一致的高宝冠，使造像看上去极为华贵。据推测这种高冠与辽代贵妇所戴极为相似，是世俗生活在佛教造像中的反映。相应的实物或参见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辽代银冠和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双龙宝珠纹银冠，这种世俗宝冠与辽代宝冠佛及菩萨冠可能有着某种联系。

　　莲座特点：

　　莲座是佛菩萨通常的宝座，一般有单层及双层的，双层的莲座即表现为仰覆莲办。但在辽代的佛造像中，无论绘画还是雕塑，莲座往往呈现为复杂而高大的束腰座，即在大莲花下加饰八角形台座，这种样式见于唐代，是唐代佛教造像中流行的样式之一。而辽代在绘画和雕塑中盛行大莲花座下加饰台座的方法。木塔出《大法炬陀罗尼经》第十三卷首画即表现了巨大的莲花及八角形台座。辽代的莲座莲办更为饱满，花办尖端向外翘起，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的莲花在莲办间还表现有莲蕊，即在莲办之间出现细小的花蕊，这种特点在金铜造像中更加流行。

　　以上，通过木塔所出佛像及相关有确切纪年的佛教文物，从六个方面总结了辽代佛造像的基本特征，它们反映了草原民族在10—11世纪流行的审美趣味，以及这种趣味在佛教艺术中的表现，说明佛教信仰不只是在汉人中间盛行，在契丹人中间，也同样有着对于佛教的普遍信仰，以至于这种佞佛之风侵蚀了契丹人勇武雄健的民族精神。另外，大量宝冠佛像，即密教佛像的出现，也说明了佛教教学对于造像在题材方面的影响。

　　(作者：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