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外来文化像佛教那样，既猛烈冲击着中国的本土文化，又经过长期的碰撞、磨合，逐步被改造、被消化、被吸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便在朝野传播。开始，人们信佛仅是为了祈福延寿、平安吉祥。后来，统治者看出其中奥妙，便有意用来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南朝宋文帝说得很明白：“若使率土之滨皆纯如此，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南北朝（公元420年——589年）时的中华大地上，可谓寺院林立。据唐法琳《辨正论》记载，南朝梁武帝时有寺院2846座，僧尼82700人。北朝东魏境内有“僧尼大众二百万”，“其寺三万有余”。唐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就是描写当时江南佛教的繁盛景象。

　　然而，自从汉武帝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治国方略之后，儒家思想被树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道统的理念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尽管佛教中有许多迎合统治阶级口味之处，但是，佛教学说中的出家离俗、无君无父的教义，则严重冲击着封建的人伦道徳，东晋僧人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加之，寺院经济的过度膨胀，占据了国家大量的土地，“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屠”，大量劳动力进入寺院，成为不事生产的僧人，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这些，对于奉行农耕文明的“东土”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双方磕磕碰碰的事，代有发生，以至于发生了北朝魏武帝、周武帝以及唐朝武宗虐杀僧尼、焚毁寺院的不幸事件，历史上称之为“三武之灾”。

　　隋唐时期，由于结束了社会长期混乱的局面，国家得到空前统一，大量的佛经被译成汉文，佛教得到巨大的发展。唐朝还把法门寺作为皇家寺院，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等帝王，先后六次举行规模盛大的迎奉佛骨的仪式。皇家的仪仗浩浩荡荡，驱车三百里，将佛骨舍利从法门寺迎接到长安皇宫，然后进行繁缛复杂的迎奉活动，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

　　在唐朝多次举行奉迎佛骨的活动中，上至皇帝、宰相，下至王公贵族和四方百姓，都到了痴迷颠狂的地步。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唐宪宗命令中使杜英奇前往法门寺奉佛骨，为表达自己的向佛之心，“王公士庶，奔走舍施，惟恐在后”，平民百姓则“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有的甚至于砍断自己的手臂，脔割身上的肌肉，不惜自残以礼佛。

　　唐宪宗的佞佛举动，已经超越了宗教的正常活动，败坏了社会风气，引起士人们的强烈不满，时任吏部侍郎的韩愈对于“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现状极为不满，给宪宗皇帝上了一封《谏迎佛骨表》的奏章。这封奏章放言无忌，辞情激烈，特别是他列举了东汉皇帝奉佛之后，个个都是短命鬼的历史事实，反驳宪宗，使宪宗极为震怒，立即下令，把这个狂狷之士处以极刑。后得宰相裴度、崔群等人的全力相救，才幸免一死，遂被逐出长安，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佛教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事件。在以韩愈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压力下，佛教在政治上采取妥协的态度，佛门弟子公开宣布，僧尼必须跪拜帝王，寺庙必须为皇家效力。同时，在理论上佛教学说也做了相应的修正，一方面吸收儒家和道家的一些思想，创立各种迎合中国人口味的门派，一方面发挥其“佐教化”的长处，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这些变化，使佛教既迎合了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也顺应了广大民众的世俗观念。这样，经由五六百年坎坷历程而实现本土化的佛教，便在东方大地上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开来。

　　这是一个多么诡谲的历史现象——曾几何时，佛教徒曾宣称的天地间最伟大的、能“普度众生”的、可放置四海的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又颇为张扬，有时比之儒学、道教，甚至有些喧宾夺主，为什么几个回合下来便服了软，完全融汇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之中呢？我想，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中华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意识形态，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精髓，巴蜀、岭南、东夷、西域等地域灵气，统统蕴含其中。这种魅力独具的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撷英掇华，与时俱进，具备了吞天吐日的气度和高屋建瓴的自信，不但从不排斥外来文化，反而能像海绵一样吸纳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

　　其次，中华文化具有极高的鉴别能力，佛教所宣扬的大慈大悲“菩萨行”和内外调和的处世思想，同中国社会的人文价值取向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两相贯通足以丰富我们的文化盛宴，所以，尽管受到了“三武之灾”的冲击，但还是被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当佛教经由中华文化的洗礼，以崭新的面貌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广为传播的时候，在其发源地的印度，却是每况愈下，以至于泯灭。这一巨大的历史反差，大出世人之所料，千载之下，这就不能不让人为之深思了。（少逸）

　　文章来源: 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