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甫毕，内战又起，在这一时期，由于南京政府和陕西省政府大肆搜刮民财，发动反革命内战；又由于西安佛界囿于陈规，追随国民党政权；加之太虚、印光大师相继圆寂、佛界失去导师，故西安佛界每况愈下，一蹶不振，从而进入了颓废衰落时期。

　　1957年春，康寄遥无限感慨地指出：“近代以来，陕中佛教衰败已极，宗风不振，义学久荒，戒德消沉，僧才缺乏。诸祖塔寺虽尚保存在西安附近，但是只能抱残守缺。所谓绍隆佛种，弘宣正法，殊觉暗淡无光，不过令人偶瞻古塔，随时凭吊而已！”他的这番感慨之词，为解放前夕的西安佛界描画了一副肖像，勾勒出一个轮廓，可作为这一时期西安佛教颓废衰落的注脚。

　　这一时期西安佛界的颓废衰落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两派组织涣散，纷争不已

　　抗战胜利后，陕西省佛教会改选职员，朗照出任会长，慈云、关符清出任副会长。从这时开始至西安解放，省佛教会一直由旧派掌权。与此同时，新派代表人物妙阔法师闭关终南，不再过问西安佛界是非，而康寄遥、路禾父，迢一等革新派人物，则以陕西佛化社为阵地，独立开展各种活动。

　　当时，无论就陕西省佛教会还是陕西佛化社而言，组织都十分涣散无力。故在四年之内，这两个佛教组织均无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陕西省佛教会抱残守缺，人心离散，数年之内，竟未组织一次统一活动，更谈不上积极救世，匡助社会的政治活动了。朗照法师等人，大多独居苦修，与世隔绝；而一般僧伽，则放任自流，各行其事。陕西佛化社虽力图振作，倡编《关中伽蓝》一书，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始终未能实现。其他如创办佛刊，弘宣佛化及开办佛校等项活动，也大多冷冷清清，虎头蛇尾。

　　不仅如此，在此数年内，这两个佛教组织仍相互诉讼，纷争不已。抗战胜利前夕，新旧两派僧伽因争夺大兴善寺方丈一职大动干戈。抗战胜利后，两派为此纷争又起，诉讼不断，打了几年官司。与此同时，西安各寺庙正统地位，寺产归属和是非屈直之争屡仆屡起，闹得不可开交。凡此种种，都直接影响了新旧两派的团结，导致了西安佛界的颓废衰落。

　　(二)宣传活动冷冷静静，影响不大

　　在此四年中，新旧两派僧伽均脱离社会，仅仅在佛教界圈子内进行了一些宣传佛化工作，致使宣传活动冷冷静静，影响不大。

　　1947年春，陕西佛化社曾在社内附设西安市佛化图书馆。4月，该馆试办公开阅览。然而，由于该馆的读物主要是各种

　　佛教报刊，放除少数僧伽不时光顾外，其他读者则寥寥无几，门庭冷落，直可罗雀。1949年3月，陕西佛化社又创办《大雄》半月刊，该刊由康寄遥主编，其宗旨为“随分量力施诊施药，弘化利人”。。然而，该刊与康寄遥当年主办的《佛化随刊》相比，无论从内容、篇幅和影响等方面来看，都不能同年而语了。而且，该刊虽为半月刊，但从创刊至停刊，在一年零九个月内，仅出版发行12期，主要在省内部分寺庙和居士林流通。其出版之艰难，销路之狭窄，于此可见一斑。

　　(三)教育事业每况愈下，收效甚微

　　抗战胜利后，西安佛界(特别是新派)虽创办了一些僧校，企图培养弘法人才，挽救佛教衰败，但是，由于师资、经费缺乏等因，这些僧校均每况愈下，收效甚微。

　　1945年春，新派代表人物康寄遥等人创办的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正式开学。因太虚大师迟迟未能莅任，故暂由迢一法师代理院长一职，并聘请归善法师等人为教席。该院成立时，曾与锡兰摩诃菩提会签订互换师资及留学合同，但锡兰教席素默等人借口西北苦寒，始终未来执教。加之该院财力有限，举步维艰。因此，直到1945年春停办。四年之内，该院仅开办四期，毕业学僧16人。

　　在开办高等僧校的同时，西安佛界还开办了一些初等僧校，1946年夏，新旧两派分别在慈恩寺、兴教寺和卧龙寺等寺庙，先后创办了国民小学、小学补习班等初级僧校，接收寺庙附近的贫困儿童入学。然而，由于师资缺乏，管理不善，财力不继等原因，在西安解放前夕，这些僧校均先后停办。

　　(四)佛事活动日稀，信徒迅速减少

　　据有关档案记载：1933年10月，陕西省会公安局曾对西安地区的宗教团体进行过一次调查统计，其时，陕西省佛教会有会员300多人；陕西佛化社有居土84人；临潼县佛教会有会员134人；户县佛教会有会员35人；以上合计共500多人。至于信教群众，据有关档案材料可知：截止1932年8月，中国济生会长安分会有会员154人；理教联合会有会员50人；陕西理善劝戒烟酒会有会员100多人；另外，讲善局等佛教团体亦有数十人。1935年成立的陕西佛教青年会和西京妇女观音会，则分别拥有会员1000多人和近百人。1937年8月，当心道法师在陕西佛化社宣讲佛法时，听讲的信徒多达一万多人。由以上不完整的记载和统计可知，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西安的僧伽曾多达500多人，而信徒则多达一万多人。

　　然而，抗战胜利后，西安佛界的这一盛况却很快成为昙花一现的往事。

　　抗战胜利后，西安佛界的佛事活动日稀，致使信教群众迅速减少，据《大雄》等有关佛教报刊披露：四年之内，西安佛界的佛事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次：1946年春，朗照法师在卧龙寺传戒；1947年3月，陕西佛化社举行太虚大师纪念会，公祭大师；1948年3月，朗照法师在卧龙寺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等佛典，10月圆满；12月南五台大茅庵达一和尚在该庵结士念佛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佛事活动，多为祈祷护国息灾、追荐阵亡将士及被难同胞一类忏罪荐亡法事活动。其目的在于广宣因果报应，超度内战罪魁及牺牲者，故日益脱离人民群众，违背大多数僧伽意愿，故导致僧伽和教徒迅速减少。1950年春，据陕西省政府宗教事务处调查统计，截止1949年底，西安的僧伽尚不足百人，而佛教徒仅1000多人。

　　(五)僧伽备受摧残，寺庙荒芜不堪

　　抗战胜利后，陕西省政府紧跟南京政府，极力推行内战、独裁、卖国方针，残酷压迫剥削陕西广大民众，西安佛界亦难幸免。

　　全面内战爆发后，陕西省政府不仅屠杀和镇压反对内战的人民群众，而且对西安僧伽也千方百计进行摧残。当时，反动当局在西安等地没产逐僧、拆庙毁像，肆意践踏佛教徒的人权。为此，1948年8月7日，在陕西省参议会一届五次大会上，参议员陈右阶等18人仗义执言，联名提出《保障佛教寺庙财产议案》。该议案严正指出：“抗战以来，地方各机关部队或任何强有力之个人，随时随处皆有任意没产逐僧、拆庙毁像情事，甚或破坏、变售之者，弁髦法令，蹂躏人权，比年以来，益复加厉。”针对这一情况，该议案主张立即制止没产逐僧、拆庙毁像等情事，借以维护僧众应确有的人权。但是，由于陕西省政府顽固坚持其反动的既定方针，因此，这一议案案并未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覆灭命运，竟在西安的一些名刹古寺驻扎重兵，挖掘战壕，屯集战略物资，致使各寺面目全非，荒芜不堪。据康寄遥解放后撰写的《陕西佛寺纪略》一书记载：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长期驻扎

　　崇仁寺、慈恩寺、大荐福寺及南五台各寺庙，致使这些寺庙殿宇佛像毁坏殆尽，景况至为凄惨。例如，西安解放前夕，由于蒋军长期驻扎破坏，闻名中外的大慈恩寺已荒芜不堪，仅余的十多间残殿破寮，成为狐兔出没的地方；满目疮痍的大雁塔，淹没于荒草枯树之间，游人至此，无不发麦秀之感，生黍离之悲。

　　由以上之简述可知，这一时期，西安佛教的确已经颓废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