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皓

　　南京是我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地区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

　　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建康（今南京。我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在此建都。亦曾名金陵）翻译了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建康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对全国佛教义理的弘传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孙吴时，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此翻译佛经36部，48卷，这是南京有佛教经典的开始，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为汉地净土宗思想奠定了基础。东晋时，建康道场寺云集了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高僧，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许多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的东传开了先河，极大促进了佛教义学的发展。法显在道场寺翻译了6部佛经，共100多万字，还写成了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齐名的《佛国记》，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宝云也游历过印度，精通梵文。他在道场寺译经的时间最长，质量也很高，有“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之说。提婆（古印度佛教中观派的创始人龙树的弟子）在建康讲解《阿毗昙心论》，从此毗昙学在我国南方流传开来。他还在建康主持重译了《中阿含经》60卷，校改了《增一阿含经》51卷，为上座部佛教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赵朴初指出：“在六朝时期，南京作为中国政治上的正统和文化上的中心近300年。在中国创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与南京有关……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

　　六朝时，各地高僧在建康译经，还带动了讲经之风盛行。南朝时，建康城里讲坛遍布，法会听众如云。传说梁武帝时有个云光法师，在建康石子岗开坛讲经，一次他的讲经感动了上天，以至于“天花乱坠”，天空中飘飘扬扬地下起了五颜六色的雨，滴落到地上变成了一颗颗晶莹圆润的小石子，上面还有五彩斑斓的花纹。人们称这些小石子为“雨花石”，称云光法师讲经的石子岗为“雨花台”。

　　南京不仅曾经是闻名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而且也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之一。明代南京就刻印了3种版本的《大藏经》：《洪武南藏》收佛典1600余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收佛典1625部，6331卷；报恩寺刻印报恩寺版《大藏经》。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的金陵刻经处，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致力于佛典的搜集、整理、刻印。杨仁山委托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重新昌明。杨仁山在40余年的时间里，共刻成木版经书211种，经版4700多块，印刷佛典1155卷。目前，金陵刻经处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每年刻印10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外。这里还是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收藏中心，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13万多块（含佛教典籍1500多种）、佛像版18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经，许多古老的经版至今仍被用于印刷佛经。

　　1907年，杨仁山设僧学堂祇洹精舍，创办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场，培养了欧阳竟无、梅光羲、太虚、仁山等僧俗佛教人才。1910年，他建立了佛学研究会，研究佛学，宣讲佛法，培养了许多学者。杨仁山的高足欧阳竟无是近代中国的佛学大师，他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及佛学研究部，并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培养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金陵刻经处第三代传人吕澄先生，在研究与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亦有非凡建树，对现代佛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