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维华

　　读公元2000年6月16日《贵州政协报》刊登释崇慈“话说黔南第一山”一文后的感悟。该报编者按语中的一段话，引起正在探源贵州历史及贵州佛教史的我很大的兴趣。其按语曰：“今天本报发表释崇慈撰写的‘话说黔南第一山’一文，此文详细地介绍了黔灵山这样宝地的历史，读后使我耳目一新，特别是对此山取名的来历和佛教文化不甚了解的人，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在编者这番按语的打动下、笔者数遍品读了“话说黔南第一山”一文。

　　文章一开头就记叙了“黔灵山的确是以前就有的。据地质学家考证，大约是在五、六万年前，此地是由火山涌动、喷发后逐渐形成的地势。可见此山还真是来历不凡，气势也非同小可。然而，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它既不见有仙来名之，也不见灵来秀之，只是以一个荒山野岭的身份，静静地默默计在这里呆着。直至距我们现在仅仅三百多年前的‘大清康熙年间’，有一位名‘赤松’的和尚，如行云流水般来到这里，遂改变了此山的命运，壮大的此山的声威，使它在宇内寰中的名山大川当中，有了自己堂堂皇皇的名份——黔灵山。

　　赤松和尚，法名道领、贵阳黔灵山弘福寺的开山祖师，……二十岁剃度出家，三十八岁大彻大悟。传嗣浙江宁波天童寺临济正宗禅法。为求清净修行之所，老和尚独具慧眼，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万峰环绕、中结平原、堪为选佛道场’的黔灵宝山。

　　当时的黔灵山名叫‘大罗岭’，是因山之私属主人土司罗妙德的‘罗’姓而命名。土司被老和尚德高望重所感化，乃喜舍乐捐此山用建清净庄严道场。赤祖即更山名曰‘黔灵’。此乃大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当时的赤松祖师距不惑之年只差两岁。足足经历了三十二个春秋，所付出的千辛万苦可想而知，到公元1704年，贵州首刹弘福寺圆满建成。过两年（即1706年），赤松神师圆寂，世寿七十二岁，塔于本山。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也很自豪的说：“黔灵山弘福寺，在全国的成百上千的名寺古刹中，若论其历史‘资格’，真可说是‘小弟弟啦’。但若从它集天时、地利、人和等方方面面优越条件于一身来说，真的是应了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文章接下来是释崇慈法师以扬扬洒洒数千字禅悟“佛门是一种文化”，“和尚与政治”、“念佛不忘报国，报国不忘念佛”的禅论文风，使人宁静致远，意达高尚境界，真可谓使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然而“话说黔南第一山”，对我这位正在探源贵州源于“黔南”，“黔南”慰然佛教，使贵州早在宋代就集成位于思南的“黔南名刹”、思邛（今印江）的“黔南名山”、石阡的“黔南第一景”、黄平的“黔南第一洞天”、贵阳的“黔南第一山”诸如此类的起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廷尚书省批准贵州防御使田祐恭始建于“水东梵宇”贵阳“黔南第一山”中的“集福院寺”“以安僧众”的佛教历史到哪里去了？这部早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赤松和尚早建五百三十一年（1141年—1672年）的“水东梵宇——黔南第一山”的佛教史，真的如同释崇慈法师所引用的俗语：“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样幸运。“来得早”的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乃为祠堂于水东（贵阳）梵宇”贵阳“黔南第一山”“集福院”的佛教史早已不见了，而留下的却是“来得巧”赤松和尚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建立的“弘福寺”。这使笔者不得不产生质疑，宋代位于贵阳“水东梵宇——黔南第一山——集福院”与我们今天还能看见并朝拜的“黔南第一山（中的）——弘福寺”之名有什么两样？既然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位于“水东梵宇”贵阳黔灵山的黔南首刹名曰：“黔南第一山”佛门之名至今没有改变，而仅仅是宋时的“黔南第一山”中的“集福院”，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被改为“弘福寺”，这就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的原因，“来得早”的“集福院”之名，被“来得巧”的赤松和尚巧夺演绎”为“弘福寺”之名了，这就造成我们今天堂堂皇皇建了九百年（1119年—2019年）的贵州省，只有三百数十年佛教起源史的历史反差原因。造成这种贵州行政区划史与佛教文化进入贵州辖地极不合谐现象的原因，除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进入黔南第一山的赤松和尚巧妙地将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建造的“集福院”改名为“弘福寺”的原因外，最致关重要的是发生在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中央政府为剿灭北宋徽宗皇帝于大观元年（1107年）旨令田祐恭以“黔南路”战略一统乌江流域中上游地区，并于“宣和元年（1119年），以田祐恭为贵州防御使”创建了具有三百年（1119年—1413年）贵州首脑——思南州政权时，明成祖朱棣命五万明军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以“毁其宫室，藉其产物”的行径，将“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尚书省牒送到，乞于（皇上恩准在）黔州（即黔省贵州）建置僧寺”的冠之以“黔南”二字的位于思南的“黔南名刹”；位于思邛（印江）的“黔南名山”；位于石阡的“黔南第一景”；位于黄平的“黔南第一洞天”；位于贵阳的“黔南第一山”的官僧一体，设有僧正、僧录、僧官等官职的所有的“黔南”佛门中的佛教开源史册，统统地被毁于永明乐十一年（1413年）。当思南州城被五万明军洗劫一空烧毁思南“黔南名刹”佛教史的同时，明政权在贵阳设立贵州布政司之地的贵阳“黔南第一山”的佛教史册，亦遭此厄运，全部焚毁。以致令释崇慈慧海老法师在他撰写的《话说黔南第一山》的文章中，虽有扬扬洒洒康概激昂数千字，然而历史悠久的“黔南第一山”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像这样论证贵阳地区的佛教史，多少令人感到它的苍白无源，如同文章所说的那样：“弘福寺，在全国的成百上千的名寺古刹当中，若论其历史资格，真可说是小弟弟啦”。

　　其实不然，贵州佛教早在南宋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就在水东贵阳之地“乃为祠堂于水东梵宇”建筑有“黔南第一山——集福院”，在这样一座富丽堂皇的“集福院”寺前，每逢节庆，远近生熟苗夷络绎不绝前往瞻仰，祈求保祐，即便是修造“水东梵宇——黔南第一山”的开山鼻祖田祐恭死了之后，为纪念他修建的祠堂寺庙，也被水东居民祈祷，常常灵应。《贵州佛教史》27页史云：“民从以安，乃为祠堂于水东梵宇”就是指今天还看见的佛门名称“黔南第一山”，成为“以备瞻仰，旱潦祈祷，常获昭应”佛教圣地。即就是缔造“黔南佛教”的鼻祖田祐恭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九月初九薨逝后，九月之忌辰，远近生熟夷僚溪洞境上居民，不约而会，皆共携熏纸，结为一社，诸公祠（指田祐恭纪念祠）前稽颡奉献，各祈保祐而去”的文史史料，已说明了“乃为祠堂于水东梵宇”的“黔南第一山”庙宇，始建于田祐恭之手。

　　由史可见，早在南宋绍兴年间，经田祐恭之手，乞于皇上御批在黔省贵州贵阳地区建筑的“水东梵宇——黔南第一山——集福院”庙宇，以及追念“田祐恭公祠”，都成为善男信女们前往瞻仰“诣公祠前稽颡奉献，各祈保祐”的神圣祭祀殿堂。《贵州佛教史》载述的这些历史文字及历史场面，说明了贵州人、贵阳人信佛，早在南宋的绍兴年间就已经盛行了。并不是释崇慈老法师“话说黔南第一山”一文中，贵阳人信佛，是起于赤松和尚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所建“弘福寺”才开始行成的。鉴于这一说法，王路平先生在他着的《贵州佛教史》1页中这样写道：“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季，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可见，将起于宋代绍兴十一年（1141年）“黔南第一山集福院”的佛教史，缩断到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年）才在“黔南第一山（始建）弘福寺”这足足使贵州贵阳佛教与“传布于宋”的朝代年运，少记了五百三十一年（1141年—1672年）。

　　话又说回来，南宋尚书省准批贵州防御使田祐恭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贵州境内所建的“黔南名刹”；“黔南名山”；“黔南第一景”；“黔南第一洞天”；“黔南第一山”的官僧一体的佛教史，虽然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统统烧毁，然而明廷中央于是年在贵阳设贵州布政司后，其“繁荣于明”的佛教文明照理也应相应地伴随着贵州布政司新政权于贵阳，为此，“黔南第一山”的新佛教官僧一体的史册也应重新开始登录记册，而这部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重新制定的明朝在贵州官僧录史，以及延续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以前的黔灵山二百六十年（1413年—1672年）佛教史又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仅留有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以后的黔灵山“弘福寺”佛教至今仅有三百三十五年（1672年—2007年）年运史，此前从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之间的二百六十年的黔灵山“弘福寺”或“集福院”的佛教年运史又哪里去了？除身居佛门的法师们应有义务去寻史考证以外，其它局外之人是很难觅寻这二百六十年间的佛教史的。不过笔者在提出了这个史问之时，又同时提出了一个历史的推想是，这位名叫“赤松和尚”的高僧“来得太巧了”！经考，赤松和尚的到来，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到来的；是在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反清之前的公元1672年到来的。此前，清廷早已得知吴三桂有叛清的野心，当赤松和尚到来的第二年，即公元1673年，六十一岁的吴三桂首先扯旗反清，而后尚可喜，耿精忠相继反叛。从此长达八年的平定三藩之乱就开始了。“来得巧”的赤松和尚就在这风云突变的岁月里来到的宋代始建的“黔南第一山——集福院”的僧寺中。赤松和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集福院”里，在笔者看来，这位名为赤松和尚，他有可能就是清廷的耳目而步入“黔南第一山——集福院”的。清廷利用赤松和尚僧人的合法身份，久驻贵州境内，成为监视贵州乃至监视云南吴三桂的反叛举动，以便及时向清廷疏送情报。一句话，赤松和尚“来得巧”的历史大背景，是令人质疑的，在笔者看来，他就是为清廷更好地掌握叛将吴三桂情报而进入“黔南第一山——集福院”佛门的。由于赤松和尚以佛门为政治服务圆化了清朝扑吴三桂成功，这使他有了以清廷作为靠山资本，于是一改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以来二百六十年的佛教年运史，使自己的佛名“赤松和尚”成为了“弘福寺”开山鼻祖的奠基人，所以造成宋代起名的黔灵山“黔南第一山”仅有清代以后三百三十五年（1672年—2007年）的佛教历史，这就形成了佛教史与贵州建制九百年之史反差极大的原因。由史可推，历史上自宋廷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尚书省牒送到”，恩准贵州防御使田祐恭建造于“水东梵宇——黔南第一山——集福院”曾遭受过两次洗劫，第一次是明军五万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将起于宋代的宋尚书省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御赐始建的“黔南第一山”的佛教年运史烧毁了。第二次是在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当进入“黔南第一山”的赤松和尚，随着清廷扑灭吴三桂藩反清的成功之后，赤松和尚以清廷作的靠山，利用住持的身份，将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立的佛教年运史又烧毁了。因故造成历史上贵州境内始建于宋代、经元、明、至清初共五百三十一年（1141年—1672年）与历代帝王政治相关的贵州佛教史的历史断层。仅以赤松自己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进入“黔南第一山”改“集福院”为“弘福寺”之年算起，其佛教史迄今只有三百三十五年（1672年—2007年）之说。

　　节选自：贵州建制史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