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豆腐的味道很平淡，它应该是很近于隐逸的人们喜爱的食品，不过它不一定有禅味。若要说禅，我以为东方人大家“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喝茶，其或近之。

　　提起饮茶，有些人以为日本人是有他可以艳称的茶道的：这从相当于中国的南宋以来的时代开始，直到如今，大概也是事实。日本僧侣的种茶，喝茶，甚至开宗立户，蔚成大国，沿袭衍变而成今日茶道的许多流派，当然要溯源于9世纪初，中国晚唐时来华的最澄、空海师徒们从中国把茶种和茶石臼带回本国去种植的时候。虽然在这以前，他们不是不曾知道茶，或不曾喝过茶。至于有斗茶的习尚，有茶会的组织，以及上流社会的竞相用中国瓷器的器皿，和15世纪中叶以后村田珠光这位奈良的和尚怎样尽量地把贵族、武士们享乐性的饮茶变成合理的平民化的聚会，和提倡使用日本本土的瓷器又开了他们陶瓷工业振兴的机缘，我们对于邻国的文化历史上的这些事情，不能够不知道一点，但茶道之兴，自然还是始于吾华，这一点我们却不能数典忘祖。唐时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24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里用的茶道一词，不就是很好的说明么？

　　陆鸿渐就是陆羽，这位《茶经》的作者，他的名和字相应，是《易经》的典故，这个不用说了。《新唐书》卷196《隐逸传》有他的小传，《全唐文》卷433也有《陆文学自传》，近年我还看到有人把《茶经》作了译注的本子，读者们当可参看。我不曾详细研究过喝茶的历史。简单地说，8世纪末陆羽时代大家喝的茶，采到叶子后先要蒸，蒸后捣磨成饼，样子就像是茶砖。喝的时候先得切下一块来，俗人还加上香料和其他配合的葱、姜、枣子、橘皮等东西同煮。这样的茶，大概就是卢仝说的“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一类的物事，我们今天已经喝不到了。因为宋代以后，喝茶的方法进步了，末茶兴起，碾茶的技术很有成就。采茶的人收割后先把茶叶榨挤蒸压，然后把它研成粉末。喝时，把末茶放在茶碗里，用沸水点冲后，碗里出现了泡沫，又用茶筅（用老竹筋制的小刷子）去搅拌，等它和匀了，慢慢地喝。旧小说里常看见的“点茶”，指的大概就是喝这种茶时点冲的动作。北宋时的人像蔡襄、宋徽宗等作的《茶录》、《大观茶论》这一类的书，在许多细节方面和《茶经》颇有出入，因为所叙说的对象不同了。南宋初曾经两次入华的日本荣西禅师，在他国内号称“茶祖”，他当时在明州（宁波）、临安所见到的禅寺里饮茶的情况，大约就成了后来日本茶道在制作和应用方面的一些常规。荣西和朱熹是同时代的人。他的《吃茶养生记》曾说：“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比荣西约迟两百多年的村田珠光，提倡喝茶，据说也是因为喝茶可以止坐禅时发生的疲劳。这正像是陆羽《茶经》里的《七?之事》引《神农食经》所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的引申了。茶道之行，和禅寺和禅僧们的生活行事有关，这在茶的历史上记载很多，是不用怀疑的。可是，茶道里什么地方看得到有禅呢？

　　无疑地，日本人的茶道里的一些禅味，是建立在他们的茶室的布置，进行茶道式的喝茶时候的客观环境，和参加茶道进行的主客之间的关系上面的。通过了过去僧侣和武士时代制定下的许多陈旧而严厉的规矩，也许我们可以说，那样的喝茶其实更像是中国古代的所谓礼了。譬如：通常茶道的茶室里正面壁上应该挂一幅山水画（更早期的佛像之遗），也有不挂画而故意挂上一顶笠的；桌上应该插一瓶花，就也有不插花却插几茎竹叶的。这是他特别要表示主人的谦退，卑逊，和没有自我的意图。本来古代的茶道有用上许多种器皿的，可是有的流派只用一种器皿，暗示在无限庞大的宇宙间人力的有限，和不完全。室内的陈设要柔和，不要光彩夺目，以致拂乱了参加茶道礼仪的客人们的心思。16世纪末年的千利休就立了“和、敬、清、寂”四规。

　　中国虽然是种茶、饮茶的始创者，在生活上不论是什么社会地位和环境的人，都很难说和饮茶完全没有干涉，但是我们却早已脱离了《百丈清规》的时代了。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比邻人先得到一点解脱。“礼之用和为贵，”但是理想的“和”这个境遇既然不易企及，做得到的往往就剩下枷絷一样的糟粕了。中国在明代还以为喝茶的艺术又该进上一步，不用末茶而改成今天大家仍沿用的直接用汤水去冲泡整片的茶叶的这个法子，这不止是技术方面的突破，也增加了广大社会各层面的人们喝茶的频率。我们舍弃了那些假如做得不好就会流为“相率而为伪者也”的喝茶的仪轨，相信像庄子说的“道在矢溺”，以为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体会到一点茶的禅味，也就不需要过多的布置。这样看起来，潮州的功夫茶，也许可以说是今天的又实用，又雅致的中国人的茶道。

　　如果我们仍要琢磨一下茶的味道，虽然从前茶书的记载都说过茶是苦涩的，苦茶庵也曾被人用过做雅号，但是三千多年前的《诗经》里，民间的哀婉叹息和回味还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那时候当然佛教的禅他们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一开首就描写一位俄国希腊正教的年高德劭的长老曹西玛，生病初愈，今天回到寺院里来。寺门廊外多少善男信女妇孺包围着他祈福，还有人拉着他的衣服边缘，希望获得一些福德。扶着长老进入方丈和卡拉马佐夫父子们一家人见面的沙弥，正是老卡拉马佐夫的小儿子，他长期在这里服侍长老和学道。这一家人自己，现在正遭遇到极重大的争产的纠葛，里面还牵涉了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几个儿子中间的许多仇隙，特别是他和做军官的大少爷同时跟一位懂得风情的妇人之间的情欲纠葛。他们都在静寂而不安的空气下等候着长老的光临，好替他们排难解纷。因为这位长老，在大众看来就像是一位圣人那样。长老颤巍巍地进来了。好长老，他慢慢地走到大少爷军官的面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双膝下跪向他磕了个头……

　　这是19世纪的俄国小说。我手边恰没有这部原著，大概的情节我想是不错的。若在旧时的中国，这里情绪的紧张，大概也不亚于我们的流氓们白刀子入、红刀子出之前的吃讲茶罢？曹西玛是不懂得禅的，俄国人虽然也喝茶，大约也还不能分析我们的小种和铁观音的好坏。也许，亲爱的读者们，你要是有几分钟闲裕，可以泡一杯用tea-bag装的中国茶，慢慢地喝两口想想：

　　那长老为什么要向满面酒色财气的大少爷磕头呢？（注）

　　（注）小说里别处说：曹西玛少年时做过军官，大概是什么少尉罢？那时候他每天有一个勤务兵服侍他，替他把鞋于揩得亮亮地。生起气来，他就随意鞭打这个小兵消遣。受鞭挞的时候这小兵站得一动也不动，听受叱骂。有一天曹西玛忽然有一个特别的念头：我也是人，他也是人，为什么我可以随意地，甚至无理地打他呢？——这他才兴起了“逃禅”的念头。

柳存仁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