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内忧外患。佛教自公元前三世纪从印度传入斯里兰卡之后，上至王室负、族，下至黎民百姓，纷纷皈依三宝，数月之内，佛教便成了这个国家的国教。由于佛教慈悲救世思想的影响，国家放松了抵御外敌的警惕性，致使南印度泰米尔人轻而易举地侵占了大片国土；神圣的佛教，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杜主盖姆奴王子挺身而出，以“保卫佛教”的口号组织了一支强悍的部队，他将佛陀舍利装在他的长矛之中率领部队和敌人浴血奋战，于公元前161年驱除了泰米尔侵略者，统一了全岛，开创了一个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但没过多入，又有七个泰米尔人领兵南侵，当时刚刚即位的斯里兰卡国王亘拉迎姆巴被迫离开王都阿努拉特普罗，逃亡在偏远的荒山野林之中。恰在这时，南方卢胡纳地区的婆罗门帝沙也点起了反叛朝廷的战火，使斯里兰卡的北方和南方都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在这种形势之下，许多僧侣都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寺庙，他们颠沛流离、师徒离散。师徒对坐，口授佛经已十分困难，有远见的长老们都感到了佛经失传的危险，无不为佛教的前途而忧虑。

第二、全国饥荒。在战云密布的同时，又遇到全国性特大旱灾，连续十二年没下透雨。百姓无粮，不得不以草根树叶充饥，甚至有吃人肉的事情发生。成千上万的比丘饥饿而死，一座座寺庙都是冷落无人，变得荒芜零乱不堪。许多比丘到印度逃生。当时有六十位比丘本来也想泛海赴印，但当他们走到海边时，想到佛经失传的危险，于是又折回南方。在那里，他们受着饥饿的熬煎，身体极度虚弱，这使他们更加担心原来背诵纯熟的佛经会遗忘，于是他们仍坚持天天唱诵。原来唱诵时总是正襟危坐，如今体力不支，只得斜靠在沙堆上唱诵。尽管如此，由于一批有学问的比丘的出走和死亡，某些佛经仍然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善见律毗婆沙》一书记有这样一件事情：当时全岛能背诵《摩诃尼德萨经》（mahaniddesa，经藏之一部，意为“解题”）的只剩下一个比丘，而这个比丘又是一个行为不端、道德败坏的人。一些长老为了使此经不致断绝，便派了一位名叫摩诃克拉德的博识强记的比丘去学习这部经。摩诃克拉德来到那个比丘的住处，日夜修习，终于学成。在最后的一天晚上，摩诃克拉德发现那个比丘的床下藏着一个女人。摩诃克拉德从这个堕落的比丘学到了《摩诃尼德萨经》，算是从污泥中采得一朵荷花。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佛经只靠口头传授来保存已是多么艰难。

第三、僧团分裂。佛教初传时，斯里兰卡国王天爱帝须为印度王子玛亨德尊者等修造了帝沙精舍，后来这座精舍发展成为大寺，是全国公认的佛教中心。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各地僧侣都承认大寺的权威，保持着以大寺为中心的统一局面。在全国饥荒战乱，亘拉迎姆巴国王逃亡外地的艰难年代里，有一个名叫摩诃帝沙的长老对国王帮助很大。国王恢复王位之后，为了报答长老的恩德，修造了一座“无畏山寺”布施给长老。大寺长老说摩诃帝沙违反戒条，将他摈出僧众。摩诃帝沙长老和他的一批学生就脱离大寺搬到无畏山寺居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无畏山寺派与大寺派分庭抗礼。由于连年战乱，国势衰微，佛教已处于衰弱无力的境地，现在又有无畏山寺的分出，大寺派长老们更加担心高于一切的佛法不仅有失传的危险，而且有被“歪曲”、“窜改”的危险。在连年灾荒的岁月里，广大信众总是忍饥挨饿，把食物省下来布施僧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仅仅是为了得到布施，苟且活命而披剃出家。这样，僧团中就混入了不少的不良分子，这些人不可能忠于佛法三藏，只有将三藏记录成书，才能使佛法久住。

这次结集是在亘拉迎姆巴复位不久的公元前一世纪后期进行的。结集的地点是斯里兰卡玛杜勒的阿卢寺（今斯里兰卡中央省的玛德勒附近）。当时为什么没有在王都阿努拉特普罗的大寺而选择了偏远的阿卢寺，这可能是因为阿努拉特普罗的环境不够安静，而且还可能会有无畏山寺的干扰，而阿卢寺却比较幽静，那里有足够的天然石洞可供比丘们住宿；又因为得到了玛杜勒地方长官的支持和保护，所以衣食用品供应充足。阿卢寺是一个全国有名的古刹，周围百姓都是虔诚的信徒，所以阿卢寺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僧诃罗语的阿卢等于梵语里的阿楼格，是光亮的意思。传说早在玛亨德来岛布教时，曾有一位法师来这里唱诵佛经注疏，于时，帝释天神降临该地，大放灵光。于是在此造灵光寺，也即阿卢寺。天爱帝须王在这座寺中栽培一株菩提树，阿卢寺便成为玛杜勒一带的佛教中心，到公元前一世纪在这里举行结集时，阿卢寺已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刹。

在正式结集之前，有五大寺庙的长者在大寺铜宫召开了预备会议，会上做出了在阿卢寺举行结集的决定。参加这次结集的五百罗汉，都是从大寺派各庙中选拔出来的，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精通并能熟背某部佛经的饱学长老。为了这次结集，阿卢寺进行了修整，将两个石洞打通，修成一座二百腕尺长的宽敞的经堂。经堂内壁有花草树木的浮雕，显得富丽堂皇。堂内两侧各摆有二百五十个座位；经堂中央的七宝莲座上供奉着佛陀舍利。这次结集是在杜波罗摩寺的大长老坤德帝沙的主持下进行的。众罗汉步入经堂，仿照第一次结集的仪式开幕之后，坤德帝沙尊者说道：“诸位法师！今有经律二藏，当以何为先？”法师们齐声答日：“长老，律藏乃佛教之生命所在，唯律藏健全，佛法才能久住，因之先诵律藏为好。”于是请优波离师徒系统的法师到首位，开始唱诵律藏诸经。律藏唱诵完毕，又依次唱诵了经藏和论藏。法师们发音清晰，声音宏亮，八万四千条经文逐一唱诵完毕，完成了本次结集的第一项任务。

以往在印度进行的三次结集，都是诵唱经文而已。而这次却没有就此而止，唱完之后紧接着开始了更加艰巨的工作—将经文及其注疏全部记录在贝叶（棕搁叶）上，这才是本次结集的特殊意义所在。他们将三藏及其注疏分成若干部分，交给善于刻写的长老同时分别进行刻写，一式二分。刻定之后又交给法师们集体校阅。连说唱带刻写，这次结集共进行了三年三月三周三天的时间。

前三次结集都得到了印度国王的大力支持。这次结集却没有得到斯里兰卡国王亘拉迎姆巴的支持，只得到了玛杜勒地方长官的支持和保护。结集自始至终进行得十分顺利。

阿卢寺的这次大结集破天荒的第一次为世界各国佛教徒提供了书面的巴利语三藏经典，为佛经的保存传播，学习研究，为佛教和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阿卢寺记录成书的贝叶佛经传到印度、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被这些国家奉为圣典。这些国家的佛教都属于斯里兰卡上座部大寺派法统，而斯里兰卡则成为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的中心。

公元五世纪斯里兰卡摩诃纳摩国王在位期间，印度佛教大师觉音来兰卡岛翻译佛经注疏。他在阿鲁拉特普罗城的大寺从事译经工作。当他得知经文和注疏是五百年前在阿卢寺第一次记录成书以后，他便来到阿卢寺，披阅了寺中存放的贝叶经和注疏。现在，阿卢寺还有一个名为“觉音涧”的石洞，据说当年觉音在阿卢寺时就是住在这个石洞里。

根据民间传说，当年在阿卢寺完成结集之后，这所寺庙的几位法师曾把一部三藏经文刻在一块大石上，埋在寺庙的地下。玛德勒选区议员B·H·阿卢寺先生于1955年组织人力开始挖掘，寻找这块巨石，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没有进行到底，因为遇到某些困难半途而废了。

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结集，每年的艾萨腊月，在康提举行佛牙大游行的同时，在玛德勒举行以阿卢寺为中心的“结集大游行”。游行连续进行七天，其情景和规模和康提佛牙大游行相似。游行队伍中也有七八十头穿红挂绿的大象。结集大游行的突出特点是走在队伍前边的是“诵经车”。车上有一位法师高声唱诵三藏经文。诵经车后的象背上驮负着三藏贝叶经。善男信女载歌载舞，抒发他们对佛经的崇敬心情。游行队伍从阿卢寺出发，经过离阿卢寺两英里的玛德勒市大游行，然后绕回阿卢寺。

现在的阿卢寺，仍然是一个著名的刻经处，那里有五位法师从1981年3月开始刻写律藏，泰国负责宏传佛法的僧王寿木戴·昂纳牟尼长老和斯里兰卡三派联合大长老主持了开刻仪式。现在，律藏已由五位法师分工刻写完毕，井交付校阅组进行校阅。校阅组是由遏罗、阿曼罗普拉和罗曼纳三派僧侣中选的二十名长老组成的，政府拨款一万卢比，各地信众捐款五万卢比资助这项事业，计划三年完成这次刻经工作。

笔者曾于1982年2月去阿卢寺参观访问，看到法师正在聚精会神地把经文刻写在经过加工处理的棕搁叶上，每个叶片约有二十七英寸长，两英寸半宽，一面刻写七行、一千五百个字母左右。贝叶经字母大小分三个型号，即象型、狮型和鹅型。象型最大，狮型居中，鹅型最小，一个字母就象一棵珍珠，现在都用鹅型字进行刻写，每位法师每天可刻写两张叶片（每片两面），刻完后用木炭和松香油调制的黑墨涂抹一遍，然后要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刻错之处，就得把整张叶片作废。这里刻经的负责人是阿卢寺的长老艾迪保罗·眉堂格拉法师。他说，因为在公元前一世纪在本寺刻写的贝叶经已于1848年的战乱中遗失，所以要在原地重刻一部。我问他：“现在用纸张铅印已十分简便迅速，为什么还要刻写在贝叶上呢？”法师回答说：“贝叶比纸张更能保存久远。”他们这次刻经依据是从各地古寺中找到的贝叶经，这些贝叶经当初是依照阿卢寺的原本复刻的。

阿卢寺曾遭到泰米尔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严重破坏，许多古迹已不复存在，只有几个石洞内壁上的婆罗米文字和洞檐上的滴水石建筑还可以说明这座寺庙的古老历史。现在这所寺庙里还有八个完整无缺的石洞、一座佛塔和一株菩提树是重点保护的古迹。斯里兰卡政府计划在这里修造一座以阿卢寺为中心的“圣城”，城中将铺设一条方便游人环形大道。修建一座两层的国际藏经阁，一栋设备良好的香客休息室和两座花房。圣城建成之后，将会有更多的国内外信众和游客来此参观瞻拜。公元前一世纪在阿卢寺举行的大结集，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本文写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但笔者仍感到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现补充于下，也许是画蛇添足吧！

一、文中所用“结集”一词，是笔者沿用了过去的译法。在梵语、巴利语和僧诃罗语里叫做saｍgāyａnā，是齐声唱诵的意思。若译作“结集”，似乎欠妥。但前人既已如此，笔者学识浅薄，不敢妄自杜撰，所以仍称之为“结集”。

二、关于第四次结集的史料，最早见于《大史》，但《大史》中只有只言片语。在其后的《供养史》、《部派论集》、《妙法宝脉论》、《王钥宝脉论》等史书中就有了较为翔实的材料。在《阿斯山寺贝叶经》一书中的描述更加详细。“结集是在坤德帝沙长老主持下进行的”之说就出自《阿斯山寺贝叶经》。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参考了这些材料。

三、关于结集的时间，有说是在亘拉迎姆巴国王恢复王位之前的战乱年代，但多数人倾向于亘拉巡姆巴复位之后。而复位的年代又众说不一，有说是公元前89年，有说是公元前29乍。所以笔者只说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后期，而没有写明具体年代。

四、阿卢寺的这次结集，国际上通常称为第四次结集。在斯里兰卡有人称它为第五次结集，而称印度卡尼湿格国王时的一次结集为第四次结集。笔者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仍称阿卢寺结集为第四次结集。

五、在阿卢寺结集时，三藏经是用巴利文逐字记录成贝叶经书的，而佛经注疏的记录则使用了参加结集的法师们的民族语言—僧诃罗语，写成了有名的“僧语注疏”。注疏内容庞杂，篇幅繁多冗长，所以在记录时就不可能一字不变地记录玛亨德来岛传教时讲授的注疏，其中必然会有兰卡僧人们的创作。实际上，记录注疏可能在三世纪就已开始，到阿卢结集时基本完成，之后又有多次补充。不幸的是，自公元五世纪觉音将“僧语注疏”译为巴利语后，“僧语注疏”原文就遗失了。

作者：慕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