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一些高僧在汉地传播、翻译佛经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月氏人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亦曾制此 曲，又传《泥洹呗声》。此外，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的帛尸黎密多罗也是西域人；月氏人支县南“裁制新声，梵响清美”，传“六言梵呗”于后世。“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些（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宋赞宁《宋高僧传》）他们所传梵四，应该是西域风格的佛曲。然而，这些异国风味的“胡呗”并没有广泛流传开来。

　　我国最早创作梵呗的是曹魏时代陈思王曹植，他尝游鱼山(一作渔山，今山东阿县境)，闻空中有一种梵响(岩谷水声)，清扬哀婉，细听良久，深有所悟，乃摹其音节，根据《瑞应本起经》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其所制梵呗凡有六章，即是后世所传《鱼山梵》(亦称《鱼山呗》见《法苑珠林》)。”。[唐] 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十六载曰：“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人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生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之遁游处，出则渔戈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由此看来“曹子建游鱼山，闻岩谷水声写之，制梵呗之谱，当为东土梵呗之始”。释慧皎《高僧传.十三经诗论》载曰：“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册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又云：“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啖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

　　曹植将音乐旋律与偈诗梵语的音韵与汉字发音的高低相配合，使得佛经在唱诵时天衣无缝，“贵在声文两得”。采取以梵语发音为基础与新制偈颂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用梵音咏汉语“偈迫音繁”；以汉曲讽梵文偈颂，“韵短而辞长”的问题。有了曹植的经验，历代僧人们便开始尝试着进一步用中国民间乐曲改编佛曲或另创新曲，使古印度的梵呗音乐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梵呗从此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其后支谦、康僧会、觅历等高僧结合当时中国民间音乐以及正统文学开创和初步形成了中国佛教音乐体系——中国梵呗。六朝的齐梁时代，佛教徒开始吸取民间文艺形式(如“转读”“唱导”等)。此时是我国梵呗发展的重要时期。《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卷七七八年）载有齐王融《法寿乐歌》十二首，每首均五言八句，内容歌颂释迦一生事迹，从其歌辞体制来看，无疑是用这种华声梵呗来歌唱的。

　　隋唐时代，佛教不仅盛行俗讲音乐(讲唱经文及佛教故事)，而且由于西域交通的发展，西域方面的梵呗也渐渐传入汉地。此外还有从其他佛教国家传入的佛曲梵呗，有些梵呗还为朝廷乐府所用，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梵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中国梵呗从此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陈旸《乐书》卷159载“胡曲调”，记录唐代乐府所采用的梵呗就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藏佛曲》《释迦牟尼佛曲》《烧香佛曲》《十地佛曲》《观音佛曲》等26曲。现存的唐代佛教歌赞资料有善导《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依观经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赞》和法照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咯法事仪赞》。所用曲调当仍是梵呗声调，唐代流行的变文也是梵呗的音韵。敦煌经卷所载唐代佛曲就有《悉昙颂》《五更转》《十二时》等多种音调。

　　宋元时期，我国器乐演奏的形式非常盛行，佛教也较多地采用了这一通俗的形式来供养佛菩萨，并以此来接近民众，以此来接收更多的佛教信徒。同时也大量吸取了南北民间曲调和曲牌，各地寺院相继产生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梵呗。但主要是南北之别，佛乐史上颇有影响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一书，就是采用南北曲的各种曲调填写的，本书50卷，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1417—1420)编。

　　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现在一般常用的梵呗中所用的南北曲调近二百曲。除了六句赞多用《华严会》外，其余如《挂金锁》《豆叶黄》《望江南》《柳含烟》《金学经》《金砖落井》《破荷叶》以及《寄生草》《浪淘沙》等都是最常见的。近年来，闻北京、江西、天津、厦门等地相继成立了佛教音乐团，已整理、出版、发行中国梵呗的音响磁带。在传统梵呗的基础上又大胆创新，已将电子琴等现代乐器用于佛门梵呗，在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梵呗这一古老的佛教传统文化也遇到了挑战，但只要有佛界及音乐界等各界同仁的努力，它会随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并会使之流传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