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溟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代。历经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动荡与分裂，在隋代统一的基础上，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是雄踞东方的强大帝国，其蓬勃向上的社会风貌、雄浑阔大的盛唐气象至今仍为人所乐道。

　　唐代在政治上的长期统一、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继承汉魏优秀文化成果的根基之上，唐代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当时开放的文化政策、发达的对外交通也给文化的交融带来契机。

　　在国初开疆拓土的同时，唐代统治者明确提出“柔怀万国”的睦邻友好政策，而这个政策的根本宗旨是“申辑睦、敦聘好”。对各少数民族，唐太宗则表示“自古帝王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高宗、唐玄宗皆继承了这种开放的政策，唐代由此步入了一个开放的盛世。当时的陆路、海路四通八达。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交流必然带来各种文化形态的碰撞与交融。唐统治者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开放与交流可以说是唐代文化的主题。

　　一

　　作为唐文化形态之一的绘画，继承了六朝绘画的优良传统，又加之统治者的开明政策，在安定繁荣的情况下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炀帝时曾在宫中设宝迹台，专门收藏古画。而唐朝建立后，继承这一政策，在集贤殿书院设画直负责古今图画的收藏，有工作人员八名（见《唐六典》）。杨昇的《望贤宫图》，张萱的《少女图》、《鞦革迁图》皆收录其中。这无疑有力地鼓励了画家们的创作热情。

　　唐代绘画计有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宇等分科。专题分科在古代绘画发展上是题材扩大和技术进步的迹象，也标志着唐代绘画在历史上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封建经济日益发达，为了更好地适应上层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和爱好，唐代人物画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道释画、肖像画、仕女画风靡一时。在初唐和盛唐时期分别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画家，如代表初唐美术新水平的人物画家阎立本、尉迟乙僧，盛唐时期寺观壁画的代表画家吴道子，反映仕女生活情态的画家张萱、周昉。此外，花鸟画，山水画也出现多种风格，并逐步趋向成熟、繁荣。在画史上颇具影响力的花鸟画家有画鹤名家薛稷，“花鸟画之祖”边鸾以及鞍马畜兽画家韩幹、韦偃、曹霸等。山水画家有青绿山水名家李思训、李昭道，诗画合一的文人画家王维等。

　　由于统治阶级宣扬政治的需要，唐代的宫廷衙署及寺观壁画也占相当大的比重，褒扬功勋的功臣画像仍继续流行，如阎立本的《凌烟阁功臣像》。石窟及寺观壁画较之南北朝，无论规模之宏伟，还是技艺之卓绝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如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画面的繁复与盛大既给人敬畏与向往，宣扬了佛教精神；又给人以美感与享受，充满世俗的欢乐。在佛教壁画中，西域画风仍有流行，但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占了绝对优势。敦煌莫高窟130窟的乐庭瓌夫妇的供养像，其中的乐妻王氏像，丰腴秾丽，悠然自若，呈现了一派唐代社会的大气雍容。

　　唐代的画论著作有彦悰的《后画录》、李嗣真的《续画品录》、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张怀瓘的《书断》等。在唐代美术理论发展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完整的，关于绘画艺术的通史。张彦远认为，绘画艺术不仅是艺术门类的一种，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并强调了如何对待绘画艺术的传统性以及绘画内容的现实性问题，时至今日，这种言论仍具有深厚的启发意义。《历代名画记》是对唐代以前中国绘画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总结概括，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绘画史学的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承先启后的里程碑的意义。

　　二

　　唐代社会的整体精神蓬勃向上，社会氛围积极开放，在时代赋予的丰厚土壤之上，唐代美术必然获得空前的发展。而绘画作为唐代美术的首要代表，亦充分体现了对外交流的辉煌成果。

　　唐代的人物画发展已走向成熟阶段。就绘画题材而言，画家们不仅善于描绘上流社会，宫廷贵族仕女等的生活情态 ，外来题材也非常流行，这恰恰是当时对外交往活跃的真实写照。著名的人物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就很擅长表现外来题材。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云：“阎立德《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可过也。”《职贡图》记录了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节到唐朝朝贡的场面，共有波斯（今伊朗）、百济（今朝鲜）、倭国（今日本）等国使节12人。在每个使者的旁边，都用楷书记录了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及风土人情等情况。全图主要采用高古游丝描来刻画人物形象和表现服饰纹理。阎立本的重要传世作品《步辇图》记录了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李世民会见吐蕃使臣禄东赞的重大历史事件。唐太宗的雍容大度有气魄，禄东赞的谦卑有礼又自信的神态皆刻画的生动传神。《步辇图》不仅歌颂了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体现了泱泱大国的宏伟气魄，还记录了汉、蕃两族的友好关系，说明了唐人的开放气魄。据史载，阎立本还画过《职贡狮子图》、《西域图》等反映中亚题材的绘画作品。

　　活跃在盛唐时期的两位仕女画家张萱和周昉都曾画过外来题材。据《宣和画谱》记载，张萱画过《日本女骑图》，周昉画过《天竺女人图》。周昉长于仕女画、肖像画和佛像画。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周家样”的艺术影响不仅遍布于唐代中国本土，其艺术魅力还大大倾倒了邻国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的画家。贞元年间（785-805），新罗人到周昉曾活动过的江淮一带以善价求购他的画迹，传为一时佳话。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造像、今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吉祥天女像》明显是唐代周昉的仕女画风格以及《鸟毛立女屏风》其仕女画造型更是直取“周家样”之型。新疆吐鲁番古墓中也曾发现类似周昉风格的仕女形象，皆衣着艳丽，体态丰腴，反映了“周家样”风格的流传之广。

　　文化交流并非单一，往往是双向互动、多元的。唐初的中亚名画家康萨陀曾流寓长安，因擅画奇禽异兽，千形万状而闻名于世。还有二位中亚知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则是来自于阗（今新疆和阗地方）的贵族，他们将一种源于印度的绘画风格“凹凸画”带到了长安，这种画风对唐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乙僧画云：“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泽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汤垢《画鉴》云：“尉迟乙僧外国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所谓“身若出壁”、“逼之标标然”、“用色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所指均是其色彩晕染的方法，也即凹凸法，在线条的运用上也不同于中原传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他“画外国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尉迟乙僧的这种独具特色的铁线描、设色侧重晕染的方法，令时人耳目一新，对唐代吸取西方画风产生极大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对于吴道子画风与凹凸画派的关系有详尽论述。他认为，吴道子的人物画受到凹凸画派的深刻影响，此点早经苏轼等人指出，而且其技法的高妙之处可以新疆等地发现的绢画、壁画来对勘证明。书中说，“与乙僧同时，曾蜚声于长安画坛的吴道玄，其人物画亦受凹凸画派影响。宋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云：‘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米芾述吴画云：“苏轼子瞻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人，破碎甚，而当面一手精彩动人。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王防字元规家一天王，皆是吴之入神画。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圆润，折算方圆凹凸，装色如新。与子瞻者一同。’汤垢述此最为明白，其辞云：‘吴道子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早年行笔磊落如莼菜条。……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带当风。’米芾、汤垢诸人称述吴画之‘口浅深晕成’，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诸语，以近年敦煌、高昌所出诸绢画以及壁画勘之，便可了然。”

　　向达还认为，自吴道子以来的中国山水画之变，实质亦受到凹凸画法的影响，“说者或谓凹凸画派传入中国，仅在人物方面微受影响，山水画则仍以骨法为主干。实则中国之山水画至吴道玄亦复起一大变局。张彦远亦云：‘吴道玄者天付劲毫，幼抱神奥，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又于蜀道写貌山水。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李将军、李中书）；树石之状妙于韦鶠，穷于张通（张璪也）。’张氏所论吴道玄山水，采用西域传来凹凸画之方法，是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用能一新其作品面目也。唐代洛阳亦有尉迟乙僧及吴道玄画，凹凸派之画风当及于此。”向达在书中还指出 ，“又凹凸画派，虽云渊源印度，而唐代作家之受此影响，当由西域人一转手。尉迟乙僧父子以擅丹青驰声上京，即其一证；而近年来西域所出绘画，率有凹凸画之风味，足见流传之概也。”通过以上记载，可见西域凹凸画派对唐代绘画的巨大影响，不限道释人物，包括山水画法都有选择的采用了凹凸画法。

　　由于历史的原因，唐朝画家的有关异域题材的绘画作品几乎都未能保存下来，但从墓室壁画中，或可窥其一斑。如唐章怀太子墓的《礼宾图》描绘了东罗马、高丽、吐蕃等使节身穿异域服装，高鼻深目的异域形象。章怀太子墓道绘有《马球图》，懿德太子墓室壁画中则有猎豹猎犬形象等，马球、狩猎用豹皆来源于异域，可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是当时贵族生活风尚的生动反映。

　　结 语

　　中外民族文化的交汇共同熔铸了唐代美术的辉煌，多数画科从此开始明确并日臻成熟。唐代绘画作为唐代美术的首要组成，亦是雄健磅礴的盛唐气象的重要部分，也在我国古代绘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因为开放而强盛，因为强盛而更加开放。唐代绘画史也因为多向而频繁的对外交流而更加丰富多彩，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以雄浑博大的气度为世界艺术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