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增旭

　　南诏早期的生存空间很狭小，作为中国历史阶段上偏居西南的一股割据势力。佛教最初只是以浅粗的形式和次要的地位出现，大大小小的佛像在巫术和道法与各种本土崇拜信仰的缝隙中敲开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去完成佛教传播见缝插针的艰难使命。在不被接受，不受欢迎的现实里，佛教通过克服重重千难万险牢固地嵌入了南诏的土地。这个使命就是由阿嵯耶观音来完成。第十号窟所雕刻的就是阿嵯耶观音化现“梵僧”造像。

　　该窟梵僧左肩外侧有造像题记：“紫石云中，信境兰若。盛德四年六月七日造像，施主王工匠金镑，杨天王秀并。”造像题记中的“盛德”是大理国第十八代王段智兴的年号，“盛德四年”相当于宋朝（公元1179年）。是剑川石窟中迄今所发现年代最晚的造像题记，为研究剑川石窟开凿的终始时间提供了确足的证据。

　　此窟中雕刻的就是授记细奴逻建立南诏的“阿嵯耶观音”所化现的“梵僧像”。该窟题材最早出自绘制于公元899年现今流落于日本的《南诏图传》“观音化现梵僧南诏立国故事”中。相传南诏立国之初的疆土就是这梵僧架裟一披，从大理的东山盖到西山，身旁的黄狗一跳，从下关跳到上关，把盘踞大理的罗刹地盘全占了。后来在《白古通记》、《南诏野史》、《白国因由》中逐渐演变为在大理地区家喻户晓《观音伏罗刹》的故事。为了纪念观音伏罗刹这一宗教事件，而产生了大理地区被誉为“一街赶千年”的“三月街”。

　　由于其对南诏立国有功，所以在绘于大理国时期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胜温画卷》中已被称为“建国梵僧观世音”。“观音化现梵僧”的故事表现的是：外来的佛教通过克服种种困难，在大理地区取得统治地位的宗教故事。

　　南诏大理国传世的美术绘画文物和雕刻艺术中，不管是《南诏图传》中的“梵僧观音”和《张胜温画卷》中的“建国观世音菩萨”以及剑川石窟中的两尊“梵僧观音”，其形象特征几乎雷同。而《南诏图传》中的“阿嵯耶观音”和《张胜温画卷》中的“真身观世音菩萨”，以及剑川石窟中的“阿嵯耶观音”和流传于海外各博物馆所珍藏的“阿嵯耶观音”、大理三塔出土的“阿嵯耶观音”铸像形象特征也几乎雷同。而石窟中的“梵僧观音”乃“阿嵯耶观音”所化现，而不管是“梵僧观音”形象还是“阿嵯耶观音”形象，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传世的历代美术绘画文物和佛教雕刻艺术品中都不曾见到，并且“阿嵯耶观音”和“建国观世音”这种佛教名号除在大理地区的佛经中出现以外，全国所有佛教典籍中都不曾出现过，其形象特征与造型之独特当属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所特有。

　　来源：大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