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之际，由于部分知识份子及政府官员对佛教缺乏了解，以及土豪劣绅等野心份子觊觎庙产，乃藉兴学之名，行吞并寺产之实，造成寺庙财产被损毁、侵占，僧尼被勒令还俗等迫害佛教的风潮。

　　所谓庙产，就是指寺庙中的一切财产，如寺田、寺塔房舍及附属的法物等。清末，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寺庙遭到严重破坏，佛教正处于重创难复，有待重建的状态。在另一方面，继鸦片战争后，国难频频，英法联军、甲午战争等外患相接而至，一般知识份子基于民族觉醒，纷纷要求自强维新，改善军事，创办实业，振兴教育；于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的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在当时，被太平军破坏的寺院田舍虽然还有不少未能重整恢复旧观，但根据调查统计，全国寺庙数目仍有十六万余所之多，引起社会人士的觊觎野心，尤其是变法中鼓吹兴办教育而经费无着时，竟然主张把寺庙祠堂改为学校。例如在变法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上书朝廷，力主动用全国寺庙财产作为兴学的经费。经德宗批准后，就在百日维新期间开始施行庙产兴学。当时的实施办法，要点如下：

　　以寺庙十分之七为校舍，其余作为僧道的居处。

　　以寺庙田产等财产中十分之七供作学堂之用，其余作为僧道膳食之用。

　　将使用庙产的总额明奏朝廷，以便表扬该僧道。对于不愿接受表扬的僧道，可将这项殊荣移给俗世的亲人，并给与相关职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虽曾一度下令禁行庙产兴学，但佛教寺院所受的威胁，始终未除。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满清政府命各省州县设置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准“奏定劝学的章程，责成各村学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庙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因而引起各省土豪劣绅假藉兴学的名义，公然兼并寺田。这种变相侵占寺产的风潮，弥漫全国，除了学校以寺院为课室外，连警察、地方军队及各种团体也都堂而皇之地占据寺庙，形成前所未有的怪异现象。当时佛教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阶级，无法维护自身权益，但佛教已经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份，因此，引起社会名流学者的重视。其中，章太炎首先于光绪三十一年发表《告佛子书》，唤起僧众认清时代，须自办学校，迎头赶上，并忠告世人，不但不应对佛教做这种荒谬的举动，而且更应该加以保护发扬。

　　早在光绪初年时，日本净土真宗就相继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地设置本愿寺。光绪二十五年，在金陵日本净土宗本愿寺特设东文学堂，以教导华人。庙产兴学的风潮期间，日僧水野梅晓、伊藤贤道等人，因见满清政府压迫佛教，便乘机来华引诱杭州三十多所寺庙投向真宗，让我国僧侣接受日本领事的保护，经过中日双方的交涉，议定日本真宗取消对中国寺院的保护，满清政府立即下诏保护佛教，全国各省县并相继组织僧伽教育会，藉着自动兴学来保护寺产。

　　一九一二年，袁世凯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企图将全国佛教寺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同年，寄禅、道兴等教内外人士在上海留云寺发起“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共拟保护庙产的对策。一九二一年，政府修改条例为二十四条，但只删除细节之处，重要条文仍保留如故。一九二七年，冯玉祥以打倒迷信为由，在河南境内没收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同时驱逐僧尼三十万众，勒令还俗。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后，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建议改僧寺为学校，欲以行政命令摧毁佛教，翌年，颁布“寺庙管理条令”二十一条。

　　由于这些法令的公布，对缺乏组织的佛教界带来致命的打击，当时各省军阀、地方官吏，便以兴办教育慈善事业为名，将地方寺庙强行接收。不久，由于太虚、圆瑛、谛闲、印光诸位法师及王一亭居士等人提出强烈的反对，政府也惟恐引来更大的风波，影响民心拥戴，于是将前“寺庙管理条令”予以废止，另外公布 “监督寺庙条令”十三条，立意与措辞上虽比“寺庙管理条令”和缓，但对佛教并无积极的整理，掠夺庙产的风潮，也并未因此遏止。

　　“中华佛教总会”为因应时势，于一九二九年更名、改组，成立“中国佛教会”，推选太虚法师为理事长。

　　一九三○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基督教徒）再度提出他在一九二八年所倡议的庙产兴学方案，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并组织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这个方案，经由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发交教育部、内政部等部门执行。

　　消息传来，全国佛教界哗然，认为无异是置佛教于死地，于是纷纷致电驳斥，同时呼吁全国各地佛教团体，在存亡关头同心协力，共挽狂澜，因而形成全国佛教徒空前的大团结；并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由太虚法师撰“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送达正在首都召开的国民会议，才打消庙产兴学方案。

　　同年八月，国民政府公布维护寺产的训令，明文规定，凡是军警或任何机关团体，如果有侵夺占领佛寺僧产的情事，一概依法办理，兴学风潮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