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亚君、马晓锋、操晓理

　　《中国史研究动态》

　　对于魏晋南北朝史来说，1995年仍然可谓是个丰收年。除何兹全的《三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余太山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汪征鲁的《魏晋南北朝官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杨鹤皋的《魏晋隋唐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多种高校教材或专著相继问世外，由于《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播放，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界，都掀起了一个议论三国史的小小的高潮。1995年9月在襄樊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三国史的研究就成为该次会议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鉴于提供给此次会议的论文，目前大都尚未见诸报刊，故这里暂且不予涉及。约略统计1994年11月至1995年10月这一年来的论文，除考古方面40篇左右的文章外，大体上有170余篇论文探讨了本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城市、人物评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叙述，只能分以下支目作一个择要概略的介绍。

　　一 政治与军事

　　本年度的论文，以政治及制度史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多，其中北朝部分又略显突出。

　　高升记在《试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孝文帝在太和十八年改拓跋氏为元氏，并用法令的形式，把已经在社会中存在的等级现象，用区别姓族的办法划分了当时社会的等级门阀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孝文帝定姓族、建立门阀使鲜卑士族与汉族士族进一步合流，从根本上消除了鲜卑氏族制残余，为其封建化和民族融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并使鲜卑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地位得以保证，从而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何德章《北魏太和中州郡制改革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就北魏太和十年“分置州郡”与太和十八年前北魏州郡制改革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改镇戍为州郡实为太和十年“分置州郡”（即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中心内容。以“分置州郡”开始的州郡制改革，与同一时期三长制设置和均田制的推行有密切关系。镇戍改为州郡的过程就是三长制和均田制推行的过程。各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不断瓦解，从事定居农耕，是十六国以来的发展趋势。解散各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将他们变为输纳课调的郡县民，也是不断汉化的北魏政权的最终目标，它表明少数民族已过上稳定的农耕生活。刘太祥《北朝大使巡行制度初探》（《许昌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认为，北朝集汉晋大使巡行制度之大成，且多有革创，开唐宋诸使制度之先河。北朝巡行大使的职能可分为黜涉使、观风俗使、抚恤使、户口使、监军使五类。出巡大使地位尊崇，权力极大，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官风政纪，有益于吏治清明。外巡大使加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联系，缓和了阶级矛盾。张金龙在《领军将军与北魏政治》（《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中考察了领军将军的设立、演变及在北魏政权中地位的变化。北魏后期，领军将军一设立，便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领军将军统领宿卫禁军，可以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保卫专制君权不受侵犯。但领军将军凭借其手中的禁军大权，从而出现君主专制政治的变态形式——权臣专政。张连城《北魏的弹官与弹文》（《文献》1995年第2期）一文就弹官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弹文的类型及源流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该文认为，北魏的弹官归纳起来大致分属御史台、尚书省两个机构。御史台系统的弹官经过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后，名符其实地成为北魏弹官的主体。由于御史台与尚书省之间的“互监”，因此一方面御史台以各级官吏，包括尚书省官吏，成为弹纠监察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被置于被监察弹纠的尚书省的反监察之下。北魏弹文远溯魏晋一源，通过对弹文一定的程式用语及格式使用范围之异同，可推知北魏的弹官主体在御史台，尚书省系统的弹官只是一种辅助补充。孔毅在《北魏外戚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中，则探讨了北魏外戚政治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文章指出，北魏建国前皇室婚姻关系极不牢固，外戚根本没有干政的可能，尽管此时也频频出现母后主政的情况，但这不过是母系氏族公社遗风的产物。随着北魏封建统治集团的不断汉化，为了防止外戚专权的出现，便产生了“子贵母死”的极端措施。但这项措施仅能预防皇帝之嫡母干政，不可能根除外戚母后专权的毒瘤，冯太后专权及冯氏家族的贵宠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宣武帝时“子贵母死”的废止，直接导致了灵太后专权及北魏王朝的崩溃。北魏的外戚专权，多以皇后或太后专制干政的情形表现出来，并达到极端，这与拓跋鲜卑的民族习俗有关。

　　有关本时期的财政管理制度，黄惠贤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一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该文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司农职权衰落，财政大权转入度支尚书手中，财政管理制度由主要服务于京师，宫廷转向“军国支计”，度支尚书作为全国性财政管理的政务总机构，促成了财政管理机构的一体化的基本完成。同时，完整的度支系统的建立，使财政管理在收入、保管、开支三方面逐步走向专业化、制度化。财政管理部门也开始关注“开源节流”，甚至向流通领域、生产领域渗透。

　　士族门阀是魏晋南北朝史中经久不衰的论题，本年度仍有一些文章论述或涉及到它。

　　乌廷玉《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认为，该时期以门资为选官标准，从而使士族门阀掌握了全国官员选拔、评定、任命权，士族门阀因此担任显职绵延数百年；士族门阀通过实行“身分内婚制”，制定《百家谱》等方法竭力压制庶族并严格划分士庶界限。乌文特意指出以儒传家，遵守儒家礼仪是士族门阀维系其特殊地位的思想基础。在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士族门阀官员所著《五经》共90余部，在中国学术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韩香在《试论“使匈奴中郎将”的来源及演变》中则阐述了“使匈奴中郎将”这一官职的起源及演变。认为魏晋时“使匈奴中郎将”演变为“护匈奴中郎将”。该官职从一个临时性的差遣郎官成为正式定制，反映出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认识的提高及在处理民族事务问题上的成熟。它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所采取的重要政策之一。陈明光在《孙吴封爵制度商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中对孙吴封爵制的始行时间、施行对象，是虚封还是实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封侯与为将相联系，孙吴封爵制具有军功爵的性质，封爵多以军功为根据，孙吴封爵制度不具有类似汉代“衣食租税”的经济内容，这与孙吴的“复客领兵制”及尚武风气有关。

　　军事方面，韩昇在《“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中研究了朝鲜《三国史记》所载的“魏伐百济事件”。作者认为该事件可能发生在公元488年，战争的规模也不大。北魏和百济的冲突是由于北魏拦截并追击百济前往南齐的使船，从而使战斗蔓延到百济境内。百济之所以大肆渲染这次冲突的原因，是百济起初欲与北魏结盟，打击高句丽。而北魏此刻并无意打破内外安定的形势，贸然去改变东亚的关系格局。这样百济遂采取向南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遣使南齐。高句丽在北魏征伐北燕时曾形成与北魏正面对抗的局势。以后双方关系虽趋平稳，但相互不信任，在这一时期，高句丽和南朝交往十分频繁，意图与南朝相呼应，牵制北朝。在百济试图缓和与北魏的关系失败后，双方发生冲突，其结果形成了高句丽和北魏、百济和南朝各自相对密切的外交关系格局。在此走势中，北魏和百济的冲突，是影响重大的偶然事件。张金龙《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一文，就高敏《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一文提出商榷，认为十六国时期至少可考知15个政权有“地方”护军，分别为五凉、三秦、三燕、二赵、夏、仇池国；“地方”护军产生于汉末魏初，至北魏孝文帝中叶消亡。其渊源是魏晋中原王朝设于少数民族地区或从事征战、镇抚的地方军。指出十六国“地方”护军遍布于关中、河西、西南、河北、东北广大地区，统辖着诸多少数民族。其组织系统来源于魏晋中央护军，诸杂号将军及地方护羌、戎蛮夷校尉和郡府之制，是其综合与变通。张连生在《试论陈宣帝太建北伐》（《学海》1995年第2期）中从陈、齐、周三方面相互关系的变化，探讨了陈宣帝两次北伐结果迥异的原因。认为第一次取胜的原因是陈军准备充分，积极进攻、协同作战，而且也利用了北齐统治集团的尖锐矛盾，选择了恰当战机。而齐军采取消极应付态度，这使陈军顺利夺取淮南。但第二次北伐陈朝没有趁周、齐激战或北周立足未稳之际去争夺淮北，错过了有利战机，且宣帝骄傲轻敌，在兵力布置、作战方式及后方防御、用将等方面犯了错误，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二 经济史

　　关于农耕方式及人口问题的研究方面，高原《魏晋南北朝北方农业耕作方式与人口关系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北方地区人口、人均耕地和亩产量的研究，对传统的粗放耕作方式提出异议。认为仅凭人口增减尚不足以说明农耕方式，而与此关系更密切的是人口的分布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虽比两汉减少许多，但总的情况是日趋增加，掀起了三个高峰。虽呈现出密集、畸形分布的特点，这种分布使人们在有限的耕地上采取集约经营来增加单位的亩产量，从而使当时北方地区的耕作方式实行精耕细作成为必然之举，而当时实际亩产的估算则确证了这个耕作方式，它说明精耕细作作为一种既得的生产力，人们是永远不会放弃的。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做了重新估计，指出《晋书》所载245万余户，1616万余口只是列入州县版籍的数字，颇多疏漏。西晋有大量不入州县编户人口存在，主要有荫附户、官私奴婢、真户、未户、百工、鼓吹、流散户以及南北方的少数民族。这些人口加上西晋太康三年盛时的人口，总数应在800万户、4500万口左右，高于三国时期的人口数字。因此，西晋人口当处于不断增长之势。这不仅与西晋政府的各项政策分不开，而且也符合当时人口发展的实际水平。

　　六朝经济的研究颇受重视。郑欣《淝水之战东晋获胜的经济原因》(《文史哲》1995年第4期)认为，淝水之战前东晋多次执行的以土断检籍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加强了东晋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收入。谢安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如以流民、奴客组建北府兵，改度田税米为按口税米，在三吴推行检籍等，对保证东晋在淝水之战中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高蕴华《六朝时期长江下游经济持续发展原因论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认为，两次江南移民高潮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生产技术、文化等方面为六朝长江下游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指出当时南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不同于北方的强买、侵夺，而是适应了六朝南方开发的特定历史条件，因此加速了江南的开发。同时，六朝政府若干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政策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张泽咸《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认为，六朝唐宋时的夫役就其主流而言，是由丁男承担的力役。六朝至唐，官府往往将未成年男子规定为“次丁”、“半丁”、“中男”等称谓，其区分与役事密切相关，他们所服的役较丁役为轻。唐以前的夫役并无法定涵义，与唐代的夫役不能完全等同，唐代法定夫役包括役丁在内，但役有轻重。

　　此外，张泽咸《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果品生产》(《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较全面介绍了这一时期南北常见的经济作物，对其产地、属性、价值作了论述，认为魏晋虽混乱，但由于果树生长环境与粮食作物很不相同，果树相对受破坏较少，加以贵族官僚拥有大量私家果园，从而使果品生产更有较好保障，南方特有的水果更是随江南的日趋开发而迅速得以发展。

　　城市史的研究比往年有所突破，围绕邺城问题展开了集中探讨。黄永年《邺城与三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论证了三台与邺城的关系，指出铜爵、金虎、冰井三台平时为帝王活动的禁区，战时则成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北魏、东魏、北齐时三台均有争战，邺城的易守难攻正在于“三台之固”。吴刚《中国城市发展的质变：曹魏的邺城与南朝的城市群》(《史林》1995年第l期)分析了邺城的布局特征，将原来设于宫附近的市移到民间坊巷，使西周以来中国城市独具政治堡垒功能的“营国制度”开始出现裂缝。文章还阐明了新的南北城市格局：北方以政治中心为圆心向四周辐射，南方则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自然地理环境为范围，在自然经济区的基础上，形成经济型的城市群。邹逸麟《论试邺城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认为，邺城的兴起，除了地理条件优越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两汉以来河北政治、军事地位提高，成为北中国的战略要地，是邺城兴起的大环境。邺是河北地方反政府势力的集中地，故控制邺便能够控制黄河流域。邺城的真正兴起与发展得力于曹操时期的各项措施：扩大王畿、充实人口、发展漕运、繁荣经济及建安文学的中心。邺城在中国古都史上的地位可概括为：黄河下游平原上第一次出现了能够有效控制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统治的大都城；邺城的城市布局与规划，直接影响隋唐以后的都市建筑，在古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 社会生活及思想文化史

　　社会生活方面，黎虎的《客家聚族而居与魏晋北朝中原大家族制度——客家居住方式探源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考察了粤、赣、闽交界地的客家居住方式，是一种以围堡式大屋为中心的聚族而居，它与魏晋北朝中原大家族制度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即客家先民源于永嘉之乱后南徙的司、豫流人，他们从长江中游渡江后迁入山区，受江南社会风气影响较小，保留了中原累世而居的大家族传统。朱大渭的《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认为，中古汉人由跪坐发展为垂脚高坐，这种民族重大礼俗的改变是极其缓慢的，由魏晋到唐末大约经历了八百余年的漫长岁月。导致其变化的因素有：胡床的传入及日趋普遍，佛教徒跏趺坐和垂脚坐小床的流行，玄学兴起对礼教的抨击，国内各民族大融合及思想文化上的开放浪潮等。

　　妇女研究方面，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一文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认为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呈现出自由豪放的特点。表现为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淡薄的贞节观念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外，还与北朝鲜卑妇女的社会地位崇高有关，与古老的群婚制的残余形式相联系。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系统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服饰风貌的变化和特色。女装经历三次变化：三国后期创制出“上长下短”新款式，晋代流行“上俭下丰”式衣着，南朝则提倡大袖长裙。裙、衫、被是妇女最主要的服装形式。燻衣成为一种时尚。穿头鞋，与男子无别。容貌修饰多姿多彩，不落俗套。这些富于开放、创新精神的变化，反映了在那个号称乱世的时代里广大妇女在思想上、精神上的空前解放，是他们鄙视世俗，勇敢追求个性解放的重要体现。

　　思想文化研究方面，冯天瑜《乱世裂变——魏晋南北朝文化刍议》（《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冬）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再次出现文化多元走向，是对经学弥漫的两汉一元帝国文化的反动，是人文自觉的生动耀现。表现为经学式微，名教危机，玄风独振，文学自觉，佛教华化，佛道相融，胡汉交会等特色，最终推出了璀璨的隋唐文化。黄永年《论北齐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认为，北齐高氏之鲜卑化为人所知，但实际上北齐文化要优于北周文化。当时著名文人颜之推历砥柱之险东奔北齐，至齐之后仍内齐外周，正缘于此。《隋书·地理志》对此予以证实：北齐统治区内豫、兖、冀、青、徐各州多务农桑而尚儒学，形成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北周统治区内的雍、梁二州“华戎杂错”，自然影响北周的经济水准和文化水准，使之相对比较落后。陈寅恪先生所述隋唐制度多承北齐而不承北周，据此亦可得到合理解释。王晓毅《汉魏之际士族文化性格的双重裂变》（《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认为，汉魏之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性格发生重要变化的历史时期。汉代经学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礼乐文化型士大夫变成孔玄双修的玄学名士。道家人性自然思想逐渐渗入知识分子生命本体之中，引起了传统人格的裂变，产生了儒道并存于一体的双重性格。方诗铭在《释“张角李弘毒流汉季”——“李家道”与汉晋南北朝的“李弘”起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中认为，“毒流汉季”与张角齐名的“李弘”即张鲁。作者继承汤用彤、唐文更等人的研究成果，从《晋书》、《魏书》中检索出的九个前后百余年的“李弘”来看，均以原始道教的谶记为根据。“李弘”是流行于蜀中的“李家道”的道徒。而作为“鬼道”教主的张鲁及其母所信奉的“鬼道”也是“李家道”，张鲁是“李家道”的弟子。由于张鲁投降了曹操，背叛了原始道教而成为统治者，因此他在政治上力图掩盖“李弘”即张鲁，在宗教上讳言“李家道”。

　　史学史研究方面，张承宗的《〈四库全书〉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条分缕析地评价了《四库全书》对研究魏晋南北朝的重要史料价值。这些卷帙浩繁的书籍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直接或间接的文献材料，应加以总结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