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文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


2014/9/8    热度:390   

  论藏文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

  华林

  [摘要]藏族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字,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反映藏族政治、历史、经济、军事、科技、文艺、宗教等方面内容的藏文历史档案。探讨藏文历史档案的内涵外延、分类构成、内容价值与发掘利用问题,可揭示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了解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更好地保护抢救与开发利用这一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藏文历史档案;发掘利用

  [中图分类号]G255“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3)01-0090-07

  藏文历史档案是指建国前各个历史时期以藏文形成的反映藏族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医药、文艺、哲学、伦理、宗教、民俗等方面内容,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文献。千百年来,藏文历史档案在载录民族文化,保存藏族古代文明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藏文历史档案的构成、价值与发掘利用问题,对了解藏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以及西藏地方和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均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藏文历史档案的构成

  (一)古籍 藏文古籍多以刻本、写本、稿本、抄本和拓本传世,其中手稿和手抄本最为丰富,从档案学的角度划分,它们是一种极其珍贵的手稿档案。藏文古籍卷帙浩繁,按其内容性质可分为:

  1、宗教类 藏文经书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吐蕃文献中的佛教典籍。主要有《宝集咒》、《月灯》、《宝云经》、《宝箧经》、《百拜忏悔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密意根本之精》、《珍宝之堆》等。二是藏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意为佛语部,即佛陀讲说的经典,包括密显经律,收书1108种)和《丹珠尔》(意为论疏部,是佛教徒对佛经的注疏论著,包括经律的解说注疏、密宗仪轨和五明杂著等,收书3461种)两部分,全经共326部,1万多块经版,6800多万字。

  2、历史类 藏文史籍主要产生于公元13世纪以后,著名的有:《玛尼全集》、《柱下遗教》、《王部遗教》、《伏藏宝库》等“伏藏”典籍。著名的历史著述有:《红史》、《西藏王统世系明鉴》、《青史》、《汉藏史集》、《新红史》、《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如意宝树》、《白史》等。历史方面的译著有:汉族的《孔子项橐相问书》、《西游记》;印度的《罗摩衍那》等。

  3、文艺类 文学源于藏族社会生活,从原始社会时期就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从民间诗歌(包括歌谣、长歌、叙事诗、仪式歌、诵词)、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和戏剧作品到作家诗、历史散文、传记、小说、文论和修辞学等。藏文文艺古籍很多,较为著名的有《松赞干布传略》、《罗摩衍那》、《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格萨尔王传》、《文成公主》、《米拉日巴传》、《诗境论》、《仓央嘉措情歌》等,此外还有无以数计的民间歌谣。

  4、科技类 藏文科技古籍较为典型的是医学和天文历算文献。藏族医学医史悠久,医理深邃,医药丰富,著名文献有《藏医医方杂集》、《藏医灸方残卷》、《医学大典》、《月王药诊》、《四部医典》、《藏医史》、《晶珠本草》等。藏族天文历算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部分藏族神话和敦煌写卷中就谈到星象等方面的内容。传世藏族历算主要有时轮历,重要著作有《时轮经》、《无垢光大疏》、《白莲法王亲传》、《白琉璃》、《日光论》、《时轮历精要》,以及时宪历,即清朝使用的历法,主要如《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

  本》、《马杨寺汉历心要》等。

  5、语言文字类 藏文语言文字文献比较著名的有《翻译名义大集》和藏汉对照的《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这是吐蕃时期为适应翻译需要而辑存的两种重要的佛教词语对照手册,发现于敦煌文献中。梵文声明学文献有藏文译本和藏文转写本,最著名的原著是《声律学·宝生论》、《声明八部本释》。12世纪以来,各个时期都有重要文法著作刊世,其中旧释本有18种,新释本32种,有关正字法名著30部,如《三十颂、性入法注——珍奇锁钥》、《大疏》、《丁香帐》等。

  6、译著类 藏族地处西南边陲,除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直接影响外,还受到印度、尼泊尔等国文化的影响,在历史上翻译了大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典籍。如吐蕃时期译自中原和印度的佛经就有约六、七百种之多。其他译自汉族的重要典籍文献有《尚书》、《战国策》、《史记》、《西游记》、《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马杨寺汉历心要》等;译自印度的有《罗摩衍那》、《时轮经》、《无垢光大疏》、《白莲法王亲传》、《白琉璃》、《日光论》、《时轮历精要》等。

  (二)藏文文书 藏文文书是藏族地方僧俗官员绅民在处理民族事物、表达思想意图、传达社会信息时形成的一种档案文件材料,现存藏文历史文书按其内容性质可划分为:

  1、政务文书 藏文政务文书的起源可追溯到吐蕃政权时期。本世纪初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量的吐蕃王朝的文书档案,主要有吐蕃大事记年,吐蕃赞普传记及各小邦邦伯、家臣进表等。藏文文书数量极多,如珍藏在西藏档案馆的就有元朝的《萨迦帝师仁钦坚赞给洛本果顿和仁钦白桑的封文》、《萨迦帝贡嘎坚赞封夏鲁地区的益西贡嘎为万户长的封文》;明代的《答谢遣国师进佛舍利祝贺诞辰事致大宝法王书》、《明朝封萨迦派拉康喇章贡嘎扎西为大乘法王》;清朝皇帝颁发给达赖、摄政等政教的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的敕谕和诏书;民国时期的《袁世凯为派员赴藏平息藏乱事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电》、《热振等贺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电》等,是研究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珍贵历史文件。

  2、法规文书 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地方政权掌握在僧俗封建领主手中,建国前西藏农奴制地方政权建立的藏文法典约有二十余种,主要有吐蕃时期的《神教十善法》、《入教十六净法》;元朝时期的《元朝的法典》、《蒙古族的法典》;明、清时期制定的《十五法典》、《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噶厦办事规则二十三条》、《山谷共同文纲》以及《山南地区的夏季法契约》等。

  3、经济文书 藏文经济文书产生于吐蕃王朝时期,较为典型的如新疆南部古城堡遗址出土的吐蕃军旅在天山南路屯戍、设置驿站、派官员组织当地居民耕种土地、经营放牧、管理军民的档案文件材料。元朝时期形成的藏文经济文书有元政府在乌思藏设置十三万户府,派员前往清查户口、建立驿站和厘定赋税经济文书以及元中央政府为肯定西藏各地封建主对所属庄园的占有而颁布的封地文书等。明代以后产生形成的藏文经济文书更为丰富,比较典型的有明代《第一任乃东王朝大司徒绛曲坚赞指令玉曲巴不得在加茶地放牧的令文》、《赏赐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等国师礼单》;清代《松筠等遵旨减免百姓差徭告示》、《噶厦为征收诵经金事给雪卡奚谷堆和浪卡孜宗堆令》;民国《拉卜楞寺某昂欠放债账册》、《嘉木祥拉章关于浪格塘等村缴纳地租账册》、《接收布施账册》等。

  4、谱牒文书 藏族在历史上产生形成的藏文谱牒内容涉及面极广,以《西藏王统记》(亦称《王统世系明鉴》)为例,该书为萨迦·索南坚赞撰写于公元1388年,内容包括藏族人种的由来,吐蕃史前传说史,吐蕃史,吐蕃王朝崩溃后诸小王割据史;重点叙述了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等“藏王三杰”的事迹以及汉藏交往关系,对研究西藏王族史、藏族社会发展史以及藏汉关系发展史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他著名的藏文谱牒文书还有阿旺·贡噶索南著的《萨迦世系》、降巴·贡噶坚赞著的《德格土司世系》,还有无名氏著的《朗氏家族史·灵犀宝鉴》等。

  5、信函文书 这是藏族土司或绅民为表达思想意图、传达社会信息而产生的藏文书,藏文信函文书有处理民族事务的,如元代《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信》,明代《贡噶坚赞贝桑布给西夏鲁百姓官员等信》,清代《班禅大师为收到礼品事致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活佛的信》;民国《哲蚌寺达温康村为收到银两和奉送礼品事致拉卜楞寺措卡哇活佛的信》;也有处理私人事务的。

  (三)藏文石刻 藏族大多居住在青藏高原,由于书写材料匮乏,常把各种社会信息刻写在石质载体上,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藏文石刻,传世藏文石刻有碑刻、摩崖和石经墙、石经片和石经墩等类型:

  1、碑刻 今存藏文碑刻种类较多,按其用途的不同又可划分为墓碑,如西藏山南琼结吐蕃赞普墓葬群赤德松赞墓侧遗存的《赤德松赞赞普墓碑》;寺祠碑,寺祠碑著名的有西藏山南扎囊县桑耶区桑耶寺,建于公元779年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原存拉萨西北郊堆龙德庆楚布寺原址(楚布寺曾毁,后重建,碑尚存)建于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的《楚布江埔建寺碑》等;纪功碑,最著名的是拉萨西城建于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的藏文《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是现存吐蕃碑刻中年代最早的一方;会盟碑,现存最具代表性的藏文会盟碑是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圣旨碑,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喀瓦噶波雪山发掘到一块珍贵的立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即藏历第八饶迥铁蛇年)的《法王皇帝圣旨碑》,碑文为藏文楷书,200余字,阴文。残碑上发现一枚镌刻有“圣称四川左布政之印”九个篆文的汉文大印印迹。

  2、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是镌刻在岩壁之上的记事文字。现存藏文摩崖有西藏林芝县米瑞区广久公社第五生产队赤德松赞赞普继位后不久所建的《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有藏文21列;谐拉康右侧山后建于吐蕃时期的《谐拉康摩崖刻石》,有藏文12列。碑文对研究藏族的起源和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石经墙、石经片和石经墩 在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城西80公里处的和日寺中,有许多刻满藏文的石经墙、石经片和石经墩,其中有两处石经墙分别刻的是3966万余字的大藏经《甘珠尔》和3870余万字的《丹珠尔》。在甘德县东吉多卡寺也有石刻藏文《大藏经》,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极为罕见,据统计,此石经的内容远远超过《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内容,所刻经片约有10万多块,石片大小不一,有大如桌面的,也有小似椅面的,厚约1公分,石面光滑,字迹清晰。此外,四川省也发现了这种藏文石经,这些珍贵的藏文石经墙、石经片和石经墩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研究和利用。

  (四)金文 金文泛指刻在器物上的文字。藏族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部分藏文金文档案,如西藏地区保存了建于吐蕃时期存于桑耶寺的《桑耶寺钟》铸刻藏文11列;山南雅垄河谷中心昌珠寺的《昌珠寺钟》,有藏文10行,近已不存;拉萨东郊叶尔巴寺内的《叶尔巴钟》,有藏文6行,钟现已毁。

  (五)印章 早在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就使用藏文印章。元朝建立以后,中央王朝对西藏以萨迦派为首的宗教领袖予以掌封赐印,藏印的使用进一步扩大。明清时期,随着藏族地区“政教合一”体制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加之中央政府重视对藏族上层人士的封赐,印鉴便成为西藏宗教上层领袖的宝物。现存藏文印章数量丰富,种类繁多,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反映历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档案文献材料。

  (六)竹简,木刻,骨文等 今存吐蕃木牍大部分出土于新疆南部罗布泊南岸的米古城遗址(今属女若羌县辖),另一部分出土于于阗以北的万顷流沙妆中的慕土塔克地区。此遗址中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卜骨,为羊胛肩骨卜辞。此外在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热水村的古墓葬中也发现过吐蕃时期的藏文简牍,是用墨写在柏木片上的。这些吐蕃简牍的内容大多反映经济(土地、粮食、赋税)、军事、氏族部落、地名、文书、宗教及其他方面的历史情况。

  藏文木刻历史档案中最为珍贵的是木刻印经雕版。木刻雕版版本多以印经院所在地命名,藏区比较著名的印经院有纳塘寺、德格、拉萨、塔尔寺、拉卜楞寺、卓尼禅定寺等。印版规格大小不一,最长的有85厘米左右,主要作为供奉之用;常见的是60—70厘米的,称为箭杆本(意为一箭杆的长度);中等为40厘米左右,称为一肘本(意为成人一肘之长);最后一种长约20厘米。版本的大小因经书内容多寡而定,即使同一部书,各印经院也没有统一的刊印标准。此外,藏文木刻还有部分木刻牌位。如西藏布达拉宫红宫殿内供奉着乾隆皇帝的肖像,像前竖立着一块精雕细刻的藏、汉、满、蒙四种文体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金字牌位。

  二、藏文历史档案的现状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民族条件和地理环境,藏族地区保存下来的藏文历史档案种类齐全,数量丰富,内容涉及到古代藏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以纸质档案为例,仅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珍藏的藏文历史档案就有90个全宗300多万册(份),这些档案始于元朝,历明朝、清朝、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于1959年平叛、改革,约5个历史时期共700多年。在内容载录方面,如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共326部,4569种。全经有1万多块经版,6800多万字。《甘珠尔》部分为戒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集、涅、密乘等七类;《丹珠尔》部分为赞颂、咒释、经释、目录等类,其中经释中又分为中观、经疏、瑜伽、小乘、本生、杂撰、因明、医方明、工巧明、世论、藏族学者著述的各类著作及补遗等十二类。藏文大藏经中除佛学(内明)为主外,还包括很多学科的著作,内容涉及到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医学、历算、哲学、工艺、艺术等学科。藏文大藏经宏篇巨著、版本众多,是极为宝贵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受历史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藏文历史档案现状不容乐观,现存问题主要有:

  (一)保存机构众多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保存藏文历史档案的机构为数众多,除档案馆外,主要有寺院。据初步普查,拉萨哲蚌寺有近万函;萨迦寺约有6千函(手抄古本居多)。青海省塔尔寺以珍藏藏文历史档案丰富而著称,目前尚在整理之中;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拉卜楞寺所藏藏文古籍约有6万部

  (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印经院所藏书版有217500块,刻字约有2.5亿;《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大藏经有书4569种。除大藏经以外,还有不少其他佛教著作、译著、传记和历史专著、科技、文学艺术、建筑、雕塑和记载地震的著作。图书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约有藏文古籍八千函,以拉卜楞版、德格版和萨迦版为主;北京图书馆约有藏文古籍3400多函,约37000多种,以北京嵩祝寺版和德格版为主,尚有塔尔寺版和那塘版;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有藏文文献1500函,以拉萨版和塔尔寺版为主;此外,雍和宫、故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以及全国各地的民族院校和有关研究单位也藏有不少藏文历史档案,还有一部分保存在个人手里。

  (二)档案损毁严重 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许多藏文历史档案都已经受到损毁。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档案馆从1961年就开始进行藏文历史档案的收集工作,到1966年初,共收集到3000卷藏文历史档案。遗憾的是这些藏文历史档案在“文革”中散失殆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建有正规的藏经楼和印经院,1958年前,藏经数达228620部,藏文经版6200余块。1958年“反封建”斗争及10年浩劫中,藏经楼和印经院被毁,经籍、经版大量散失毁坏,后经收集和抢救,现今仅存经籍65000余部,经版18216块。所存藏文经卷中,已有0.1%的经卷字迹褪色或变质,多为翻阅磨损造成。而同一地方的夏河县档案馆所存的藏文历史档案中,已有20%的藏文历史档案字迹褪色或变质。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散存民间的藏文纸质历史档案,由于保管条件恶劣,发霉、受潮、粘连、虫蛀和结砖破碎现象极为普遍。这些珍贵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如不及时地保护与抢救,随时都有毁坏丧失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藏文金石铭文档案大多裸存野外,长期遭受风雨侵蚀和人为损毁,风蚀剥落与破损毁坏现象极为普遍。如西藏著名的藏文《叶尔巴钟》原在拉萨东郊扎叶巴寺内。钟铭两圈,回环,有藏文6行,译文为:“持诸胜者(佛)之圣教正法,奉一切菩提行,净治善行诸端,获未来一切劫中受用。”从文字形体、笔势来看,应是吐蕃时期遗物,可惜此钟现已毁坏。

  (三)档案大量流失 从17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曾有几批欧洲天主教教士在阿里、前后藏等地运走了一批有关历史、宗教、民俗等方面的藏文历史档案。到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学者乔玛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佣,从西藏带走了全套藏文大藏经和不少有关西藏历史、语言和宗教方面的珍贵藏文历史档案。1824年,英国驻尼泊尔代办何德逊,把从拉萨运走的全套藏文大藏经赠给了东印度公司。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先从外蒙古一座寺庙运走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后从北京弄走了《甘珠尔》和《丹珠尔》。1879—1883年间,英印政府雇佣的印度文人达斯两次潜入我国前后藏地区,盗走了一部分十分珍贵的藏文手写本和木刻本文献。上世纪初,英国的斯坦因在1906年和1907年两年间,从我国新疆南部和敦煌千佛洞盗去了大批古藏文历史档案。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也从敦煌千佛洞盗去了大批古藏文手稿及写本。1959年西藏叛乱时达赖集团把大批藏文历史档案带到印度,存放在所谓的西藏文献图书馆内。其他收藏藏文历史档案的国家和地区还有美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波兰、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尼泊尔、锡金、缅甸、克什米尔、蒙古等。

  三、藏文历史档案的发掘与利用

  藏文历史档案是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为此,各藏族地区的档案管理和其他文化机构应加大投入,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对藏文历史档案进行发掘与利用,具体措施如下:

  (一)加大投入,以档案馆(室)为中心,加强藏文历史档案的收集工作

  1、接收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藏文历史档案为许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高等院校、民族研究所、民委、寺庙、史志办等机构保存。由于不同机构保管条件的差异,极不利于藏文历史档案的科学管理和集中利用。我国《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指出:“省辖区市(地、州、盟)和县级档案馆接收本市、本县建国前的各种档案。”藏族地区的档案馆(室)可依照《档案法》和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将散存在各个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的藏文历史档案集中到保管条件较好的档案部门保存。

  对于部分保存在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的藏文历史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规定:“对于既是文物、图书资料又是档案的,各级各类档案馆可以与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相互交换重复件、复制件或者目录,联合举办展览,共同编辑出版有关史料或者进行史料研究。”

  2、征集工作 藏族民间散存有大量珍贵的藏文历史档案,分别为寺庙、喇嘛、土司、头人、民间歌手所珍藏,国外很多文化机构也收藏有大量的藏文历史档案。为此,档案管理部门和有关文化机构应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将这部分档案文献征集到档案馆(室)保管。征集的主要途径有:

  (1)宣传动员、鼓励捐献。档案部门在开展藏文历史档案征集工作时,可采取政府发布通告,召开会议或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宣传橱窗等宣传工具,向藏族群众广泛宣传国家《档案法》和公民保护档案的义务,鼓励他们将珍藏的档案文件交由国家档案机构保管,当地人民政府和档案部门对捐献档案的单位和个人要颁发奖状和证书,并根据档案的价值发给奖金或奖品。

  (2)普查摸底、多方征集。为了解藏文历史档案的散存情况,档案部门应对本地区藏文历史档案的分布状况进行普查,对一些藏文珍品档案可采用赎买的方式,将其收集到档案馆珍藏;对一些暂时征集不到的档案原件可采用复印、拍摄和拓印等方式进行收集;对于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单位收集保存的具有档案、文物、图书性质的档案文献,可按照《档案法》的规定,协商保存原件或复印件。

  (3)拓宽途径,加强流失国外档案文献的征集工作。由于历史原因,建国前大量藏文历史档案流失欧美等国,收藏于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之中,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珍藏敦煌藏文档案约2000卷、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有2500卷,日本除藏有藏文大藏经的所有版本外,还有大批敦煌藏文档案和11世纪以后的藏文档案。目前,已有部分档案文献或出版或制作成缩微品,为此,有关文化机构可采取交换或购买出版物和缩微品的方式进行收集。对于部分珍贵的藏文历史档案原件则应通过外交渠道追回,以维护藏文历史档案的齐全与完整。

  (二)采用各种有效措施和方式,开发利用藏文历史档案信息资源

  1、加强档案文件材料的技术保护工作 档案部门针对藏文历史档案的残损状况,可采取消毒、修复加固、去酸、字迹恢复等技术,使受损文献得到最大程度的复原。对珍贵和利用频繁的藏文历史档案进行缩微复制,刻录光盘,用缩微复制品和光盘代替原件提供利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藏文历史档案原件的损坏因素,延长藏文历史档案的使用寿命,更好地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2、译注、公布重要的藏文历史档案 译注工作是开发利用藏文历史档案的一项重要环节,因此,各级档案管理和研究机构要与目前健在的喇嘛进行合作,共同译注藏文文献,按其形、音、义记录并直译,以保持原件的历史原貌。译注成果可通过出版档案汇编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以扩大藏文历史档案的传播利用范围,为社会各界研究利用藏文历史档案提供便利条件。

  3、开展藏文历史档案的交流活动 目前收藏有藏文历史档案的机构较多,为此,应以档案馆(室)为中心,采用各个有效方式,实现藏文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主要的措施有:

  (1)汇编国内外现存藏文历史档案目录。将分散在国内外各级研究、收藏机构保存的藏文历史档案目录进行汇总,编制国内外统一的藏文历史档案目录。汇编目录可提供国内外藏文历史档案的收藏线索,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藏文历史档案打下良好的基础。

  (2)举办国际藏学研究与交流活动。国内各保存藏文历史档案的机构可互通有无,并成立藏学学术研究与交流机构,出版交流刊物,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还可在不同国家轮流举行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使各国学者在藏学研究中更好地了解、查阅和利用藏文历史档案,以促进藏文历史档案研究利用工作的繁荣与发展。此外,还可举行各种方式的宣传报道与展览活动,扩大藏文历史档案在国内外的影响,吸引更多人来关注、研究藏文历史档案。

  (三)实现藏文历史档案的数字化

  藏文历史档案的数字化首先要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输入问题,也就是要建立藏文输入系统,使之规范化和标准化。现今,许多研究开发机构在藏文处理技术及应用系统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如1986年由青海师范大学研究开发的TCDOS2.0版藏文系统通过了鉴定,这是第一个投入使用的藏文系统。西北民族学院数学系研发了《兰海藏文系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航天部701所于1988年8月推出了藏文文字处理及激光编辑排版印刷系统,后与潍坊华光合作开发出了华光书林藏文排版和激光照排系统。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民族印刷厂、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联合研制并推出了北大方正藏文书版系统。西南民院计算机研究室开发了基于DOS平台的SPDOS汉藏文版操作系统和藏文文字平台。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在国家语委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及电子部的直接指导下,西藏自治区藏语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持,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青海师范大学共同完成了藏文编码字符集、键盘、字模的国家标准。1997年,我国提交的藏文编码字符集正式由国际10646(即ISO/10646)大字符集讨论通过,成为我国第一个进入10646国际字符集标准基本平面的少数民族文字字符集。藏文历史档案的数字化不仅可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还可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档案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可通过网络浏览、使用藏文历史档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

  (四)为藏族地区经济建设服务

  藏文历史档案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藏族社会历史、经济建设、历法医药、文学艺术、哲学伦理、宗教信仰和风俗民情诸多方面,开发藏文历史档案信息资源,不仅可以展现古老的藏族文化,还可发掘藏文历史档案中所记录的各种知识为农业、医药、建筑、服装、旅游等行业服务,促进藏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与发展。

  (本研究成果受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为在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驻所研究期间完成)。

  [参考文献]

  1、东主才让:《藏文古文献概述》[C],《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第二辑。

  2、王尧:《吐蕃金石录》[M],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

  3、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

  4、张公瑾、黄建明等:《民族古文献概览》[M],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

  5、华林:《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M],民族出版社,2001年9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Z]、《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Z]等。

  [本文责任编辑(特约) 季垣垣]

  [作者简介] 华林,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信息管理学系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云南昆明 650091)

  来源: 中国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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