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 王国棉

　　摘要：在中古时代，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极大地影响了民间社会生活。通过对隋唐时期佛教流传状况和佛教弥勒信仰渊源的阐释，来分析隋唐时期弥勒信仰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隋唐时期；弥勒信仰；下生成佛；弥勒出世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9)01-0030-05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于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在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斗争与融合，至隋唐时期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佛教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极大地影响了民间社会生活。本文试图从隋唐时期佛教流传状况和佛教弥勒信仰的渊源两方面来探讨隋唐时期弥勒信仰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隋唐时期佛教流传状况

　　佛教源于印度，由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所创立，于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并开始传播。佛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顶峰。

　　著名佛学家汤用彤曾经把隋唐佛学的特点总结为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或独立性)、系统性。其中，他所谓的统一性是说隋唐时期的僧人做到了理论与修行的并重。过去，南方僧众重哲理，北方僧众主禅定，南方佛教在有闲的士大夫阶层备受欢迎，而北方佛教则风靡于一般群众。但在隋唐统一后，佛教学界提出了“破斥南北，禅义均弘”的观点，这就促进了南北佛学的统一。佛学的兴盛使佛教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加上统治者的支持，间接促成了佛教的广泛传播。

　　在国家分裂近300年以后重新建立的南北一统的封建王朝——隋唐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政策，对儒、释、道三教都予以扶植，同时由于佛教的南北统一，使佛教迅速进入了鼎盛时期。隋文帝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招请和剃度僧侣，组织翻译佛经。据载，隋朝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200人。唐高祖早年也信奉佛法，在李世民9岁生病的时候，就曾经为他祈祷造像。唐太宗李世民在剿平王世充时，也曾借助嵩山少林寺僧人的力量，这也为后来佛教能得到统治者支持埋下了伏笔。唐帝国建立后，唐朝皇帝虽自认为是道教教祖李耳的后裔，表示要优先尊崇道教，但实际上采取了两教并重的政策，并曾下诏于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武则天在争夺政权中，为了利用佛教制造舆论，曾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人)处黄冠(道士)之前”。在她统治时期全国兴修了大量寺院。从下面数字可以看出隋唐时期佛教流传状况，据《法苑珠林》卷100记载，高宗时僧数为60000余人。开元中，令天下三岁一造僧籍，其结果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据《新唐书·百官志》玄宗时，有僧75524人，尼50576人。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强迫僧尼还俗。当时被毁寺院达4600所，僧尼还俗的达260000余人，没收的寺院土地达数千万顷，查出寺院奴婢150000人。上述数字可以说是隋唐时期佛教流传、发展状况的体现。

　　统治阶级的支持和佛学的兴盛是佛教蓬勃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而这种局面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佛教在民间呈蓬勃发展的态势。据史料记载，佛教在隋唐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缙绅士庶，翕然归依……人皆倾向”。可见佛教不仅影响着文人士大夫阶层，而且也影响着普通老百姓。而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就是隋唐时期频繁有人以“弥勒出世”为名进行反抗活动，因此，针对这一现象则有必要对隋唐时期的弥勒信仰问题加以探讨，借此也可以勾勒出佛教在隋唐时期的传播状况。

　　二、佛教弥勒信仰的渊源

　　弥勒，是梵文Maitreya的音译，也译弥帝隶，意译慈氏，此为菩萨姓，阿逸多是菩萨之名。佛教所说将继承释迦牟尼之后于人间成佛的菩萨，是大乘佛教的“未来佛”之一。关于弥勒的由来，《弥勒上生经》云：“佛告优婆离，弥勒先于波罗捺国劫波利村波婆利大婆罗门生。劫后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还本生处结跏趺坐，如入灭定，身紫金色，光明艳赫，如千百日，上至兜率陀天。”依经所云，弥勒是波罗捺国劫波利村人，出身于上层大婆罗门家族。

　　在佛教历史上，佛、菩萨体系是逐步完善起来的。在释迦牟尼创教初期，被称为“佛”、“世尊”、“如来”者只有释迦一人。到了后来，佛教分为许多部派(约公元前4～3世纪)，但是出现“过去七佛”的说法，把释迦牟尼作为过去佛的最后一佛当时已经提出。在释迦牟尼之后还有新佛出世，此即弥勒。进入大乘佛教时期(公元1世纪以后)，又提出“三世三劫”说，称过去劫为“庄严劫”、现在劫为“贤劫”、未来劫为“星宿劫”，宣称过去、未来、现在，三界十方，有无数佛。据称，在释迦死后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将从兜率天宫下降到娑婆世界(意为现实世界)成佛，教化解脱众生。

　　所谓弥勒信仰就是对弥勒精神的信奉和仰慕，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弥勒上生兜率说法和弥勒下生成佛救世。相关的经典在西晋时已经译出，如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弥勒菩萨为女身经》，此后，后秦鸠摩罗什译《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唐义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以及北凉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等。这些弥勒经典的主要内容有：

　　(一)描绘美妙的“兜率天”净土，以迎合佛教信徒求生天堂，达到摆脱苦难的心理。

　　所谓“兜率天”是佛教说的“六欲天”之一，此处的生命体被称为“兜率天子”，身体高大，寿命极长，充分享受五欲之乐。这里不仅是个天堂乐园，而且是弥勒菩萨宣说佛法，度脱众生的佛国净土。

　　时诸国中有八色琉璃渠，一一渠中有五百亿宝珠而合成，一一渠中有八味水，八色具足。其水上涌绕梁梁间，于四门外化生四花，水出华中如宝花流。一一华上有二十四天女，身形微妙，如诸菩萨庄严身相，手中自然化五百亿宝器，一一器中，天诸甘露自然盈满：左肩荷佩无量璎珞，右肩复负无量乐器，如云住空，从水而出，赞叹菩萨六波罗蜜。若有往生兜率天上，自然得此天女侍御。亦有七宝大师子座，高四由句，阎浮提无量众宝以为庄严，座四角头，生四莲花，一一莲花百宝所成，一一宝出百亿光明，其光微妙，化五百亿众宝杂华庄严宝帐。时十方百千梵王。各持一梵天妙宝，以为宝铃悬空帐上……

　　时诸阁间有百千天女，色妙无比，手执乐器，其乐器中，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如是天宫有百亿万无量宝色，一一诸女亦同宝色。尔时十方无量诸天命终，皆愿往生兜率天宫。

　　这对广大信徒自然有很大吸引力，因为他们确实相信灵魂不灭，相信按照佛教规定的方法修行，死后可转生此处。修行方法有繁有简，最简便的方法是：“若有得闻弥勒菩萨摩诃萨名者，闻已欢喜羡敬礼拜，此人命终如弹指顷， 即得往生。”唐代著名三藏法师玄奘同样向往弥勒净土，《大唐故玄奘法师行状》载：“法师从少以来，常愿生弥勒佛所，及游西方，又闻无著菩萨兄弟也愿往生兜率，奉侍弥勒，并得如愿，俱有证验，盖增克励。自制玉花，每因翻译，及礼拜之际，恒以愿上升兜率陀天，见弥勒佛。”他将入灭时，不断持诵弥勒名号，并嘱弟子齐声称念弥勒如来，祈求往生兜率内院。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老病之际，他在《画弥勒上生祯记》写道：“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并曾写过：“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可见他是非常虔诚的弥勒信徒。从玄奘和白居易身上，也可看出弥勒兜率信仰在唐朝僧俗中的传播状况。

　　(二)宣称弥勒将下降民间成佛，建立光明美妙的佛国。

　　所谓美妙佛国并非西天极乐世界，而是现实世界。弥勒菩萨将下降到现实世界建立一个“福德之人交满其中”、“无有怨贼劫窃之患”、“无有差别”的理想世界，这恰恰与儒家“大同世界”的主张异曲同工。

　　是时有一大城，名翅头末，长十二由旬，广七旬，端严殊妙，庄严清净，福德之人交满其中，以福德人故，丰乐安稳。其城七宝，上有楼阁，户牖轩窗，皆是众宝，真珠罗网，弥覆其上，街巷道陌，广十二里，扫洒清净

　　时世安乐，无有怨贼劫窃之患，城邑聚落无闭门者，亦无衰恼、水火刀兵及诸饥馑毒害之难。人常慈心，恭敬和顺，调伏诸根，语言谦逊。

　　……尔时世尊告阿难日：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当有城名曰鸡头，东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成行……尔时时气和适，四时顺节，人身之中，无有百八之患，贪欲嗔恚恿痴不大殷勤。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见欢悦，善言相向，言辞一类，无有差别……

　　弥勒菩萨到现实世界成佛并救度世人、解脱“众苦”的思想，迎合了中土各阶层人士的喜好，赢得了广泛的信众；同时建立美妙佛国的思想则包含了人类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与西晋以来苦难动荡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对那些饱受压迫的低层民众来说具有更大的诱惑力，甚至启迪了部分不甘现世苦难的民众，为追求“无有差别”的宗教王国而起来抗争。

　　基于上述原因，佛教的弥勒信仰迅速在民间生根发芽。由于佛教的普及，佛教的“弥勒救世”思想对民间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弥勒信仰的世俗化，也促使佛教的某些异端思想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以“弥勒出世”的名义进行反抗的事件。

　　三、隋唐弥勒信仰对民间社会的影响

　　隋唐时期，佛教弥勒信仰对当时民间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民间频繁有人以“弥勒出世”为名进行反抗活动；二是武则天以弥勒下生为旗号篡唐自立。

　　自隋朝初年始，山西太原一带就流传着“白衣天子出东海”的民谣，喊出了对压榨民众的隋王朝的强烈不满。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元旦，老百姓将心头不满变为企图入宫夺取政权的行动。“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人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杖，将为乱，齐王晾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㈣大业九年(613)，又有弥勒教徒唐县人宋子贤自称弥勒佛出世，“将为无遮佛会，因举兵欲袭击乘舆”，想杀掉在高阳巡视的隋炀帝。事泄被杀，并坐其党千余家。同年，佛教徒向海明“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潜谋逆乱。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人皆惑之，三辅之士，翕然称‘大圣’。因举兵反，众至数万，官军击破之”。一个在华北，一个在西北，由此可见，弥勒信仰在隋代普遍流传的盛况。

　　弥勒信仰在唐代非常盛行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武则天在其上台之初，为了获取民意支持，联合一些僧侣编写了《大云经》，这部经书将武则天吹捧成弥勒菩萨下生替代李唐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有现实的弥勒经典可以借用，如西晋时竺法护翻译的《弥勒菩萨为女身经》，利用经典可以为武则天上台造声势，使之师出有名；二也反映了弥勒信仰在当时民间有广泛信众，以弥勒菩萨转世为借口容易获取大众的支持。《旧唐书》载：“(薛)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娑、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通鉴》载：“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显然，按照则天时代所见的佛教《大云经》记述，武则天被说成是弥勒佛下降人世，并被指定来取代李唐而充任中国的帝君。不管这类记载是否由武则天授意党羽伪造，但她利用这类“预言”大造舆论，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代弥勒信众为数众多。

　　唐高宗永隆二年(681)，“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着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厅床坐，勘问：‘此有何灾异?’太史令姚玄辩执之以闻。”按崇尚“白色”，服白色衣冠，为弥勒信徒的重要标识。㈣玄宗开元元年(713)，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人王怀古煽惑云：“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刘家欲出。今冬当有黑雪下贝州，合出银城。”在这里，王怀古以谶语的形式，预言弥勒佛下生，将以银城取代李唐江山，已危及唐王朝的统治。为此，玄宗皇帝于开元三年(715)亲下诏书，禁止弥勒教。其《禁断妖讹等敕》中说：“比者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别作小经；或诈云小经，诈云佛说；或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㈣武宗会昌灭佛后，弥勒信仰虽遭到进一步禁断，但还是有人利用它组织结社，唐末的时候就曾经有过“青城县妖人作弥勒会”的记载。可见弥勒信仰对当时社会影响的巨大。

　　宗教之所以有广大信众的原因是它总是架构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摆脱生死，忘记一切痛苦忧愁，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明显不平等的社会里，自然会对能给他带来美好理想、能使他往生极乐世界的宗教产生依托。统治者也需要宗教来维系人心，为现实的不平等寻找种种借口以维护其统治。总之，弥勒信仰对隋唐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五台山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