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利娟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 民俗 叙事艺术

　　摘 要:《大唐西域记》作为一部西行游记,不仅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而且亦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本文拟从“西域民俗的全面表现”,“注重强度、细节与平衡的叙事艺术”,“对《西游记》结构叙事之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大唐西域记》中作浅要的探讨。

　　我国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玄奘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描绘历史与地理的能手……《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①之所以说《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我们认为可从如下两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大唐西域记》通过对一百三十八国之幅员、都城、地理、气候、物产、风俗、文艺、语言、文字、手工业、技艺、货币、国王、宗教等的细致描述,全面地表现了西域之民俗;第二,《大唐西域记》叙事艺术高超,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西域民俗之全面表现”,“注重强度、细节与平衡的叙事艺术”,“对《西游记》结构叙事之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大唐西域记》做一探讨。

　　一、西域民俗之全面表现

　　由于丝绸之路的发展,早在玄奘西行之前,我国关于西域诸地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著述已有多部,但如同季羡林先生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书同《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比,还是从质的方面比都如同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像《大唐西域记》内容这样丰富,记载的国家这样多,记载得又这样翔实,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可以比得上。”②从民俗记载、流传的角度来说,该书与同时代所谓正史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其民俗内容几乎涉及到了民俗的方方面面: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既有信仰方面的,还有游艺方面的。玄奘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描绘了大量的民俗风情,从他对所记地方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有研究意义的西域民俗事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服饰方面的民俗。

　　《大唐西域记》中对服饰的描述,阿耆尼国为“服饰毡褐,断发无巾”,屈支国为“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跋禄迦国为“细毡细褐,邻国所重”,素叶水城为“人衣毡褐”, 陀国“衣服毡褐”,乌铩国“衣服皮褐”, 沙国“出细毡褐,工织细毡氍毹”,瞿萨旦那国“少服毛褐毡裘。多衣 白毡”。

　　从以上词语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西域在服饰原材料上仍以毡、毛布为主,这是由该区域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当然,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如养蚕制丝技术、棉花种植技术、纺织技术对其影响也在服饰上有所体现。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必然使沿途国家先得其益,而古丝绸之路沿线,便以以上列举各国为其服饰民俗的代表。

　　第二,经济贸易交易方面的民俗。

　　丝绸之路沿线诸城郭借助商业贸易活动繁荣本国经济的同时,在其流通领域所使用的货币也表现出这一时期西域的民俗特征,这在《大唐西域记》中亦有详细记载。如书中所记:阿耆尼、屈支以及跋禄迦“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反映了当地的民间交易以用金钱、银钱和小铜钱为主。这种地产货币的使用,说明西域人民已开始开采、冶炼金属,这间接地向世人展示了当时西域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且,这些货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不仅在中原与西亚、欧洲之间,而且在中原与西域之间、西域内部也都广泛存在着交易活动。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统一流通货币产生的可能,这体现了这一时期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这亦可作为当时西域的民俗之一。

　　第三,人身礼仪。

　　玄奘对西域人的丧葬习俗描述如下:“死则焚骸,丧期无数。厘面截耳,断发裂裳,屠杀群畜,祀祭幽魂”,是说西域人死后焚毁尸体,丧期没有固定期限。划破脸面截断耳朵,割断头发撕裂衣裳,屠杀各种牲畜以祭祀幽灵。又于《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终没临丧,哀号相泣,裂裳拔发,拍额椎胸。服制无闻,丧期无数。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即讲述人死之后发丧出殡,亲人哀痛地哭泣,撕衣裳拔头发,拍额头槌胸口。没有丧服制度,丧期也没有固定天数。送终殡葬,形式有三种:火葬即堆积柴火焚烧,水葬即把尸体沉入水中漂走;野葬即把尸体抛弃在树林中喂野兽。葬礼之后,又有其独特的礼仪:“丧祸之家,人莫就食。殡葬之后,复常无讳。诸有送死,以为不洁,咸于郭外浴而后入。”

　　很明显,随着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与盛行,这一区域的丧葬习俗明显地带有了印度风俗的影子。但其亦与本地的区域特色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体现着文化交融的关系。

　　又如 沙国的文身习俗,是一种古老风俗的传承。“纹身是十分复杂的民俗事象,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这种习俗的最早起源可能和原始图腾崇拜有关。……后来,随着人类审美意识的产生,它还成为一种美的装饰流传下来,为使图纹不致消失,褪色,于是产生了切痕和文身习俗……将文身作为成年标志是其目的之一。”③因此,文身做为一种成年仪礼,曾是我国南方民族普遍流行的风俗,而《大唐西域记》中对 沙国的文身习俗的描述,说明此地当时已有此类习俗了。

　　第四,音乐、舞蹈风俗。

　　《大唐西域记》中还展示出西域人民广泛的音乐、舞蹈风俗。如其所记述的大国之一屈支国即有着音乐、舞蹈的传统,记为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曷逻怙罗僧伽蓝内“静夜中时闻音乐之声”;滥波国内“国俗丰乐人尚歌咏”;瞿萨旦那国“国尚乐音人好歌舞”,这延续了古西域音乐、歌舞尊享盛名的传说历史。除此之外,在唐朝时期,十部乐中西域乐曲就占了三部(库车乐、疏勒乐、高昌乐)之多,由此可见西域音乐并不仅仅是本土的、本民族的音乐,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内地的音乐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把这西域音乐之广泛流传作为当时西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俗。

　　第五,口头传说民俗。

　　如上文提及之“鼠壤坟传说”,即是当时流传的关于老鼠的民间传说。从传说故事中我们了解到,瞿萨旦那王在抵御匈奴侵犯时,缺乏兵力,便求助于老鼠,由于鼠神的助兵,瞿萨旦那王得以大败匈奴兵,保全其国,鼠便被其国人看作类似“战神”一类的有恩于国人的吉神,在祭祀鼠的时候,献上弓矢、食品,表示不忘其恩。此后,当地人便保留了以鼠为神,并向鼠祭祀以祈求福佑的民俗信仰。由“行次其穴下乘而趋拜以致敬”可知对鼠已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对鼠神的崇拜,可谓一种独特的民俗。这是由口头传说而得来的。

　　由以上传说可见,唐时西域的文化交流、民间信仰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注重强度、细节与平衡的叙事艺术

　　作为佛学著作,《大唐西域记》是中国的开山之作;作为历史学与地理学著述,它是继《史记》与《山海经》之后的重要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人们在论及此书时,往往因为其佛学、历史学、地理学方面的成就而忽视了其文学方面的特色。当我们从文学的视角来审视该书时,它亦表现了唐玄奘高超地运用语言艺术的能力。

　　第一,叙事强度的安排。

　　在《大唐西域记》叙事的过程中,玄奘十分注意叙事强度的安排。如果在作品的描写中,玄奘对于每一国都用力均匀,那是达不到今天我们读《大唐西域记》的效果的。玄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每个国家重点的部分、有特色的部分都凸现出来,予以重笔描绘,而没有特色的、与其他国家相似或相同的风俗情况,则简言以述之,在《大唐西域记》里多出现“土宜气序,大同素叶”、“土地所产,风气所宜,逾胜 逻私”、“土宜风欲,同飒秣建国”之类的句子,这就是叙事的强度安排。作者凸现出事实的可感性,抓住个性化的人物和生动的细节,着力进行描绘,叙事的强度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第二,平衡的叙事策略。

　　平衡,指的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叙述、写作过程中对各个国家都尽力地描写,使读者不至于在读了文本之后对其行踪路线中的个别国家只是知道,而不知其风俗物产等。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大唐西域记》文本全篇进行结构的分析而加以确认。

　　在《大唐西域记》中,共分为十二卷,叙述了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风俗、物产,虽在描述的过程中有简有略,但作者亦注重了对每个国家的个性特征进行描述,使读者在读了大唐西域记后,对每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们的风俗习惯、地产、气候等都有一定的描述,即使哪一国与其他相近的国家相似,作者也以“土宜气序,大同素叶”、“土地所产,风气所宜,逾胜 逻私”、“土宜风欲,同飒秣建国”之类的句子简略地告知读者,使读者对其西行路途中的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能给后世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与其采取平衡的叙事策略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它也使唐太宗命玄奘写作《大唐西域记》时的初衷得以圆满地实现。

　　第三,对细节予以重点描写的叙事策略。

　　细节是使描写更显重点的主要方法。细节在表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动物形象、物品风俗时,不仅可以使读者如见其形、如闻其声,而且可以传其神。人物的个性和内心情感的变化通常在一些细微的动作和表情中得以充分体现。《大唐西域记》即运用了很多细腻的细节描写来使自己的描写更显真实可信。

　　如:卷一《屈支国》中的“阿奢理贰伽蓝及其传说”中的描述:

　　昔此国先王崇敬三宝,将欲游方观礼圣迹,乃命母弟摄知留事。其弟受命,窃自割势,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谓也?”对曰:“回驾之日,乃可开发。”即付执事,随军掌护。王之还也,果有构祸者曰:“王令监国,YIN乱中宫。”王闻震怒,欲置严刑。弟曰:“不敢逃责,愿开金函。”王遂发而视之,乃断势也。曰:“斯何异物?欲何发明?”对曰:“王昔游方,命知留事,惧有谗祸,割势自明。今果有征,愿垂照览。”王深敬异,情爱弥隆,出入后庭,无所禁碍。王弟于后行,遇一夫拥五百牛,欲事形腐。见而惟念,引类增怀:“我今形亏,岂非宿业?”即以财宝赎此群牛。以慈善力,男形渐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宫。王怪而问之,乃陈其始末。王以为奇特也,遂建伽蓝。

　　即描述了此国的国王信任自己同母的弟弟,将国家事务托付于他。但他弟弟十分地聪明,预事于未然,最终使他没有相信别人的谗言。后来因其弟的善行,使其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事情。在此故事中人物形象的描述中,国王闻听谗言后首先表现出的“震怒,欲置严刑”,了解真相后的“王深敬异,情爱弥隆,出入后庭,无所禁碍”,待其弟身上发生奇迹后的“王以为奇特也,遂建伽蓝”,将一个爱憎分明、德高望重的国王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

　　又如卷一中的《大雪山龙池及其传说》中的恶龙王,亦是通过其动作表现出来的。如“龙怀宿忿,遂发风雨”,“龙即还池,声震雷动,暴风拔木,沙石如雨,支雾晦冥,军马惊骇”,将恶龙王的恶行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一看文章便对龙王产生了深深的憎恶之情。

　　在《大唐西域记》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大唐西域记》的一个重要特色便是通过细节描写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动物形象、物品风俗更加形象传神,使读者如见其形、如闻其声。

　　三、对《西游记》结构叙事之影响

　　明朝晚期,吴承恩以玄奘西赴印度学佛取经的史实为素材,以民间流传的各种话本、杂剧为基础,写出了著名的长篇佛教神魔小说《西游记》。虽然不排除《西游记》中的许多情节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三藏西天取经》等宋元时期文本的影响,但细读《西游记》与《大唐西域记》,我们发现:不仅《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是以《大唐西域记》中的描述为蓝本,《西游记》还对《大唐西域记》的结构模式、叙事方式有相当程度的借鉴。

　　先来说结构模式。《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以其西行求经途中所经过的、传闻中的国家先后顺序为记叙的顺序,依次记叙了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情况,向世人详尽地展示了西域各国的神奇与美丽;而在《西游记》中,虽已将“唐僧”这一角色弱化为一个胆小懦弱的僧人形象,将孙悟空升级为叱咤风云、无所不能的主角形象,但《西游记》的结构,除篇首引出孙悟空这一形象外,自拜师玄奘、随从取经起,便按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随着其取经所经过的不同的国家而进行记叙,所不同的是其中穿插描述了各不相同的、阻拦其西行求经的各类妖魔,可见《西游记》的叙事结构与《大唐西域记》如出一辙。

　　再来说叙事方式。在《大唐西域记》中,作者注重叙事强度的安排、平衡的叙事策略,并对细节予以重点叙述,这表现了《大唐西域记》的叙事方式;而在《西游记》中,虽然吴承恩用了十三章的内容去为孙悟空的出世做铺垫,但在其后的叙述中,在均衡用笔描述唐僧师徒四人所经之地、所受磨难的同时,亦不忘记对细节方面的描绘,如《西游记》第五十四回中唐僧师徒四人到达西梁女国时,师徒四人合计骗得女王的信任,以求印得关文,继续西天取经的描述,即详细描述了女王、唐僧、孙悟空等人的心理、语言、动作,从不同方面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例子,在《西游记》中多不胜数,可以说,这是对《大唐西域记》中“对细节进行重点描述的叙事策略”的继承。

　　综观《大唐西域记》,其中详尽的西域民风民俗、高超的叙事艺术,都展示着作者其人其书的重要社会价值:玄奘本人,作为一位西行求经的高僧,是佛界的重要人物;做为社会学的宣讲者,他向世人介绍了西域诸国的民风民俗、山川地理、物产气候、文化政治情况;作为文学创作者,他以其高超的布局谋篇能力、巧妙的语言叙事技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作者简介:石利娟,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历代西域文学研究。

　　① 季羡林:《谈佛论道(3)》,见《季羡林生命沉思录》(学问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② 季羡林:《佛》,华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第198页。

　　③ 陶立璠:《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11页。

　　出自: 《名作欣赏·中旬刊 》 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