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家族原住广东番禺,在清康熙廿二年迁到四川,住在内江。父亲号悲生,和母亲曾太夫人育有十男一女,兄弟都是单名,大哥荥,二哥泽(善子),三哥信,四哥楫,五哥、六哥、七哥早故,他行八,名爰,九弟名端,十弟名玺。他生在1898年旧历四月一日。

1916年,张大千到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去当了一百天黑笔师爷。押到一个叫“千斤磅”的地方,土匪们一面休息,一面清查俘虏的底细。张大千这才弄明白,土匪把他们当肉票,要他们写信回家去勒索钱。轮到张大千写信时,一个姓邱的土匪一看到他的字,赞赏的叫:“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作黑笔师爷好了!”

虽然张大千不肯,但在生死关头,由不得他。第二天,土匪还要去打劫峰高铺,那个姓邱的土匪派了两个兄弟伙,一乘轿子,送张大千回龙井口窝子里去。一路上,在路边放哨的土匪,居然对着他的轿子行举手礼,他弄不清该不该神气?到了龙井口,土匪头送他一对象牙章,带红结子的瓜皮帽,把他打扮成师爷样。可是,在龙井口没有安顿两天,政府军要来攻了,土匪们赶紧转移阵地,把他移交给一个叫老康的另一个土匪头子。

有一回,张大千被迫跟着老康去抢劫,他站在一旁看热闹。有人警告他说:“你也要动手拿东西,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他看看四周,有不少书,就在书房里拿了一部《诗学涵英》。另一个土匪马上训他:“什么不好抢?怎么抢书?‘输’是犯忌的。”逼他换别的,他只得拿了墙上挂的四幅《百忍图》,和《诗学涵英》一起带走。

“抢”到匪窟的《诗学涵英》,真派上用场。张大千学作诗,就从那时候起。俘虏中,一个受虐待的老进士还教他平仄对仗,真是少见的奇人奇事。

后来,老康暗中与官方的人接头,接受招安,到松溉去接受改编。老康被改编作了连长,恢复本姓赵,而张大千就成了赵连长的司书了。过了一个多月,地方军队来打赵连长,把整个连都消灭了。张大千被捕后才知道,当时地方军队虽说招安土匪,但绝不是真的信任土匪,等到机会,安排妥当了就围剿。所幸,张大千被捕后不久,他的四哥就赶来营救他,结束了前后整整一百天的绑票。

历险归来,张大千原想到上海二哥处寻师学画,可是,父母不同意,他只得在1919年,到日本京都学染织。跟日本人赌气在日本四年,因为赌气,他雇用一位翻译,而不肯说一句日本话。张大千说,世界上有两国人最没有语言天才,一是日本人,二是印度人,他们说英语的发音真难听。他忍不住对一个日本人说,日本人的英文真蹩脚,而那个日本人却说:“你不知道?亡国奴的舌头是软的,要侍候人当然先得学好话。”“自己学不好,反而刻薄别人!”张大千发了火,“好!我就是不学日本话,我出钱,雇日本人来侍候我。”于是,他花了几百块钱,雇了一个在天津长大的日本人作翻译。

张大千结束在日本学染织的四年课程,回到上海,主要原因是,为祭吊他的未婚妻——大他三个月的表姐谢舜华。据说,谢舜华长得美丽清秀,贤慧温柔,和张大千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张太夫人见他俩这么投契,就在他俩十岁时,定了亲。谢舜华一直很体贴张大千,订婚之后尤其关心。有一天,二哥张善子先生课弟,叫张大千背书,他因为贪玩,背不出来。

在对面屋里的谢舜华,担心张善子会揍张大千,把书上的字写在自己的左手掌上。给张大千提示。可是,没过一会儿,就被张善子发觉了,人证俱在,张大千和谢舜华一起挨了戒尺。张善子打她的理由是:“你还没有跟我弟弟结婚,就和他一起作弊,欺骗人,将来他还做得了好人吗?”谢舜华在二十岁时,因患干血痨而与世长辞。

出家当“野”和尚这段纯洁的爱情,曾重重的打击了张大千,一回到上海,立志要出家。他先到松江的禅定寺,主持人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大千”。他完全根据佛经的规定,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当年,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张大千特地去拜见,和老法师论道多日。可是,临到要烧戒时,张大千迟疑了。张大千和老法师辩论:“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流行烧戒。这个花样是梁武帝创造的。原来,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以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谛闲老法师说:“你既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举例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驯成良驹。”张大千问:“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您老人家就不要吗?”老法师笑而不语。辩论了一夜,不得要领。第二天要举行剃度大典,张大千心有不甘,便去投奔西湖灵隐寺。

在灵隐寺寄住两个月,张大千想到: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同时,不烧戒,永远被看成野和尚。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诉说苦闷。朋友回信,劝他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可以经常和朋友谈书论画,并表示已为他找好两处庙宇,约好某月某日在上海火车站北站接他,陪他去庙里。朋友“出卖”了他张大千依约到北站下车,正想找朋友,忽然被二哥抓住,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往哪里跑!”原来,朋友“出卖”了他,用电报通知他的二哥张善子,从四川赶来,把他抓回尘世,算算作和尚的日子,正好一百天。

张善子一向管教张大千,给了他一顿骂,当即押他回四川,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那年,张大千二十二岁,娶妻曾庆蓉。完婚之后,张大千决心学画,回到上海,先拜入曾熙门下,学写书法。其后,再拜在李瑞清门下,再学书法。两位老师的风骨和教诲,对三十岁以前的张大千,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张大千在二十五岁时,便扬名上海了。当时,上海的文人雅士集中,最着名的是由湖北人赵半皮老先生召集的“秋英会”。“秋英会”以赏菊吃蟹,当场挥毫,画画题诗为目的。张大千第一次参加,是小老弟。在雅集时,既绘画,又咏诗、题字,使得大家对他刮目相看。仿石涛愚弄收藏家同时,另一件让张大千闻名的,是他仿石涛,造假画,愚弄了当时的收藏家、鉴赏家。

那时候,北方最有名的画家兼收藏家陈半丁,对名画之鉴赏有一言九鼎之威,收藏之富,也傲视北方。有一次,陈半丁声称新收集一册石涛画页,视为绝妙精品,为此特宴邀艺林名家到家中欣赏。张大千听说了,虽然未被邀请,却想一睹石涛画册,便不请自到了。陈半丁拿出宝贝画册,洋洋得意的正想展示,张大千突然说:“是这个册子啊!不用看了,我知道。”陈半丁反问:“你知道什么啊?”张大千立即朗声回答,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页是什么,包括题款、用印,都一一道来。陈半丁一一核对,丝毫不误,又惊又气。有人以为,这本石涛画册曾到过张大千之手,不料,张大千竟说:“是我画的!”

所有的人哗然,陈半丁更尴尬,张大千自知得罪了在场的人,赶紧溜之大吉。后来,张大千曾以一幅仿石涛,换得黄宾虹的一幅真石涛,又以几幅四方的炕头画,骗得罗振玉大宴文友共赏,甚至连张学良也破钞不少。物我两忘游历名山大川大千先生的作品,除了绘画功夫深厚外,还有神似而非形似的特色,让人见了有“物我两忘”的感受。是什么秘诀呢?“也许是多旅游吧!”他以为,“用心体会自然,摄取自然的精神。”

艺术界人士传说大千先生在名山中,较偏爱黄山。他不很同意:“其实,我国的名山很多,各有其可观之处,说我偏爱黄山,不一定对,但黄山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我去开发的。”大千先生特别加重“开发”二字的语气:“我在二十八岁、三十一岁、三十六岁这三年,三度游黄山。第一次去时,不但是荒草蔓径,根本无路可行,我带了十几个工人去,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段一段的走,方便了以后游黄山的人。”黄山的特色,全在一个“奇”字。大千先生身入其中后,仔细领略山川灵气,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融会贯通,当胸中有了丘壑后,自然能画出传神的画。

1941年,大千先生跋涉八千里,到达敦煌。大千先生到达千佛洞那天,天还没亮,他迫不及待的提灯入洞探视。这一看,不得了!比他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原订计划是到那里观摩三个月的,第一天大概的看了一些洞,他对太太和子侄说:“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千佛洞的来源,据考证,在秦苻坚建元二年,由乐 和尚开凿,自此由北魏到元代,每代都开凿大小不等的洞窟。

约在一千五、六百年前,敦煌是东西交通的要道。莫高窟内,层楼叠殿,吸引了无数僧侣、信士、艺术家、凿洞的工匠等。从北朝到元代的八百多年里,从事壁画、塑像,而使得千佛洞成为先人奉献心灵的圣地。大千先生观察千佛洞时发现,千佛洞在坐西面东的山崖上,早晨有阳光射入,再加上气候干燥,毫不潮湿,所以洞内的内藏能长达数百年而不损坏。不过,三百多个洞窟之间,路径却崩坏了,大千先生只好一面探洞观画,一面要修路开道。“老实说,我到敦煌之初,是抱着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视了千佛洞之后,眼见每洞由顶到底,都是鲜明的壁画,瞠目惊叹之余,真是自觉渺小。”在敦煌初期,大千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三百多个洞编号。他编号的目的,固然为了便利工作的查考,一方面也是方便后人游览或考查的索引。大千先生编的洞号一共有309洞。

这一部分的工作,就花了五个月。大千先生为了补充食物、画具,暂时回兰州,待了两个月。浩浩荡荡二进敦煌再到敦煌之前,他先到青海塔几寺,雇用喇嘛。依规定喇嘛是不能离开青海的,大千先生托了关系才以五十银元一月的薪水,雇了昂吉、三知、格朗、晓梧、杜结林远等五人,他们的工作是拼缝画布:“我们缝连,总免不了有针孔线缝,尤其在画布绷张以后,针眼孔更粗,但喇嘛可以作到天衣无缝。”

同时跟他进敦煌的,物品共有七十八辆驴车之多。二度到敦煌,又开始吃苦。大千先生说:“很多人不了解,临摹敦煌壁画,有相当的困难。”以工具来说,纸绢没有数丈大的,全靠番僧拼缝。最大幅的壁画,有12.6丈之巨,拼缝完毕,钉在木框上,涂抹胶粉三次,再用大石磨七次,画布光滑才能下笔。

在临摹时,大千先生的原则是要完全一丝不苟的描,绝对不能参加自己的意思。每幅壁画,他都要题记色彩尺度,全部求真。在画的时候,还要雇木工造架,站着临摹,因为千佛洞的空间实在太小了。

千佛洞大多数的光线都不够,大千先生要一手拿蜡烛,一手拿画笔,还得因地制宜,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还有时躺卧在地上,虽然是冬天,勾画不久,都要出汗喘气,头昏目眩。这样辛勤的作画,多数日子是清晨就进洞工作,黄昏才出来,有时候还要开夜工。

大千先生解释:“壁画色多斑烂,尚须秉灯静观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线条,我主要在观摩揣测上下功夫,往往数十次观研之后才能下笔。为了不浪费材料起见,临摹时先以玻璃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后把初稿粘在画布上,在极强的阳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后,再敷色。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是我自己动手,其余楼台亭阁不很重要部分,则分别由门人子侄喇嘛分绘,每幅都注明合作者姓名。因此,每幅画的手续都繁复,极力求真,大幅要两个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几天。”就是这样画了276幅画,石青石绿等颜料用了千百斤。如此留在敦煌两年七个月中,大千先生确认:“以前常有人说,中国文化多受西方影响,我研究了敦煌壁画之后,认为此说不足信!

敦煌壁画所画的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补唐宋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历史考证之价值,重于艺术之欣赏。”“至于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做,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的大成,敦煌壁画代表北魏到元代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还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一九四四年元月,大千先生在四川成都举行“临摹敦煌壁画展”,很是轰动。大千先生的朋友,书家沈尹默曾题诗赞他:“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一九五一年,大千先生举家迁往南美。

在阿根廷,大千先生住在风景优美的曼多洒,住屋名为“呢燕楼”。

“呢燕楼”住了一年,为了居留权的问题,再乔迁巴西。他买了一块地,完全依自己的理想,以绘画的艺术观点,来建造“八德园”。说起“八德园”的命名,一般人直觉的反映说以为大千先生取四维八德之八德,其实他是另有所本:“因为我那个园子,原是别人种柿子的农场,有一千多枝柿子,我是以柿来命名的,我们古称:‘柿有七德’,就是说柿有七种好处,后来我又知道柿树的叶子泡水,吃了可以治胃病,再加一德,故称为‘八德园’”。按‘柿有七德’典出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柿有七德:一寿,二多阳,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半玩,六嘉宾,七落叶肥大。‘八德园’布置妥当后,大千先生开始在各国开画展,要把中国画介绍给西方文人。藉着在巴黎展出敦煌壁画临品时,他和西方的绘画大师毕加索见了面。主动跟毕加索打交道大千先生说:“因为我不懂外国话,必须要求助在巴黎的朋友,他们好像都面有难色。当然罗,我也知道毕加索的名气大,不易见,我首先就是找我们中国人在法国极有名气的画家赵无极。赵无极向来对我很好,他一向都以老师来尊称我,唯有提出这件事他打我的回票,他认为多要碰钉子。又说西洋人见客都是事先要订约会的,毕加索不可一世的架子,他固然是西方画坛的一代宗师,朋友们说你张大千也是可以代表东方画坛的大师,万一你去拜访他,他不见你,碰了钉子,如果又经新闻记者知道了,报上一登,岂不是自讨没趣,丢人的不只是你张大千,岂不令所有来自东方的艺术家都没有面子?”咳!我有些火了,求人不如求己,我自己找他好了,语言不通,用一个听我指挥的翻译好了。决定之后,我两夫妇就由一位姓赵的翻译陪同,离巴黎赶赴坎城。“从报纸上看到消息,毕加索在7月28日这天在坎城附近一个小镇,主持一个陶器集会的开幕展,毕加索自己古堡式的别墅,也就在坎城附近的尼斯。

”我到坎城住进旅馆第一件事,就要我的翻译打电话给毕加索。

“就这样,大概一、两个钟头之后,对方果然电话来了,说毕加索知道了,就约张先生在会场里见面。”第二天,他们来到了那个会场。“毕加索来了,人群起了骚动,看来是一种对他崇拜的狂热,毕加索被人抬起来欢呼,根本未见什么仪式,大概太乱无法举行,毕加索到场了就算数。挤了一阵,毕加索已被挤到离我不远的地方,我想他必然也看见我了,但是他并没有与我打招呼的意思!”陪我那个翻译,年轻气盛,人也长得高大,他眼见毕加索又要被挤开了,冲动起来,立即排开众人挤了过去,一把抓住毕加索,质问为什么约我们来了又不理会?毕加索回过头来,对他似在解释,这一次他的目光向我打了一下招呼。“”大概他的解释还令人满意,我的翻译带笑回来,毕加索又被人群挤开。翻译对我说,现场人太多、太乱,毕加索说没有办法与我谈话,他邀请我们夫妇第二天中午到他的别庄午餐叙谈!“大千先生吃了一惊。

第二天,张大千和夫人、翻译造访毕加索的加利福尼亚别墅。先看到毕氏画的中国画习作,然后,毕氏表示他的意见,他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叫大千先生吃了一惊。

毕加索说:”我最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张大千说:”我还以为翻译有出入,请他解释,毕加索说:‘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我只好谦答你太客气了,他再强调一句说:‘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的,第三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其后,他们一起进餐、拍照、逛花园。毕氏送了一幅《西班牙牧神像》给张大千。大千先生事后送了一幅毕氏感兴趣的墨竹,以竹子象征他们君子结交的情谊。

曾有人称誉张大千先生是天才,他却不以为然:”我不强调什么天才,也不主张什么刻板的功课。不论学什么,最重要的是兴趣,有人说:‘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赞成‘七分人事三分天’,自己下功夫最重要,尤其是在基础上下功夫最要。“大千先生还有一个说法,道出他作一个画家的雄心壮志,也可以说是莫大的乐趣,他说:”画家在作画的时候,他自然就是上帝,有创造万物的特殊本领,画中要它下雨就下雨,要出太阳就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这里缺山便加峰,删去乱石可加瀑布,一片汪洋加叶扁舟,心中有个神仙境界,便要画出那个神仙境界,就是科学家所谓的改造自然,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谓的‘笔补造化天无功’“!

大千先生下结论说:”总之,画家可以在画中创造另一个天地,要如何去画,全在自己意念的创构,有时画固然要描绘现实,表现现实,但也不能太顾现实,这其间如何取舍,就全凭画家的思想与功夫了!“五十年前,徐悲鸿说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也。“观其画,知其人,此言也许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