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