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历史资料的考证和清理。禅宗与古典诗歌关系的研究本来是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弄清历史事实，即把历史的真实状况复原并描述出来。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认识永远不会十全十美，但我们总是要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实际上无论是诗歌史还是禅宗史，这种认识史实的、描述的工作都远远做得不够，与真实的距离还无穷无尽。比如诗人与禅师的交往、诗人对禅宗的接触和了解、诗人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所受禅宗影响，等等，都需要做更细致、深入的探讨。前面已经引述过陈寅恪的《论韩愈》，这在韩愈和唐代思想史研究中已经被当作经典论著，其中对韩愈和禅宗的关系作了辩证的分析。又例如胡适在1928年写的《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讨论白居易的《传法堂碑》，据以揭示当时对禅宗世系的一种观点。白居易这篇文章里记录的马祖法嗣兴善惟宽的言教乃是早期可靠资料，对于了解马祖一系的禅观，对于认识白居易对禅宗的理解都是极其有用的材料。陈、胡二位这样的工作还有许多要做。敦煌写本里包含有大量禅宗资料。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人曾组织起来把当时能够得到的卷子全部翻阅一过。这种工作我国还没有人做过。实际上现在又有更多的卷子公布出来。又例如碑志资料，涉及我们这个题目的也不少，近一个世纪发现、积累甚多，研究文学的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二是禅宗宗义对诗人生活、思想及其创作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主要课题。但如上所述，禅宗发展的不同阶段宗义不同，同一阶段又有不同的宗风，具体诗人对所接触的宗义又有不同的理解和体会，因而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就有相当难度。王维和杜甫生活在大体同一时期，两个人都热心习禅。杜甫说自己是“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杜少陵集详注》卷一九。】，“余亦师粲、可，心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咏诗爱而有作》，同上卷三。】，一生与禅宗有密切关系。而被称为“诗佛”的王维热衷习禅更是人所周知的。但两个人对禅的理解，特别是在人生取向和诗歌创作中的应用显然是不同的。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是师弟子的关系，同是宋诗的代表人物。但二人的创作风格各异，则和他们接受禅宗的具体情形有密切关系。苏轼活动的时期，云门宗正盛行于北方，他与云门宗禅师如大觉怀琏、圆通居讷等联系密切；而黄庭坚生活在黄龙派兴起的江西，结交晦堂祖心、死心悟新等黄龙派大师。这种影响如何关系到他们的创作，值得认真研究。

　　三是禅对诗歌创作思维方式的影响。禅宗思维方式的特点在“顿悟”。顿悟自性，反照自心，无念见性，等等，这是与传统儒家全然不同的认识论，与诗歌创作的思维活动相通。这样，心与外物的关系就不是反映者和被反映者的关系。禅宗提出“照”的观念，外物的存在只是“反照”自心。禅宗又常用明镜作比喻。明镜的清明本质是不被污染的，不论有没有外物存在或是否受到外物玷污，它是不乱光辉的。这是对清净自性的很形象的说明。应用到文学创作上，这却是有实践意义的思路。特别是诗，更多的成分是自心的表露。对比古代诗论提出“感于物而动”【《礼记·乐记》，《礼记注疏》卷三七。】，饥者歌食，劳者歌事，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正义》卷一。】的作用；禅宗的“顿悟”完全不同于这种朴素的反映论。禅宗的这种张扬主观的认识论，恰与唐人高扬的主观意识合拍，促进了诗歌里主观感兴、主观意象的表达。王维的《辋川绝句》正是抒写自己空灵心境的典型作品；杜甫在西川写的那些流连风物、抒发闲情逸致的小诗也透露出浓厚的禅意。从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到中、晚唐的常建、韦应物、柳宗元、司空图等诗风高简闲淡的一派诗人，作品心融物外，浑厚闲雅，也是诗情、禅意相交融。而如白居易那些表达乐天安命观念的诗，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那样抒写历史沧桑之感的诗，也都和禅思想有密切关系。

　　四是“禅文学”对文体的影响。在文体方面，对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禅文献是语录和偈颂。这里只讨论偈颂。禅宗表达和宣扬宗义广泛使用诗歌体裁。这一方面是继承了佛教经典使用偈颂的传统，也和唐代诗歌发达的形势有直接关系。许多禅师本人就是具有相当水平的诗人。禅宗的偈颂体制各种各样。有的就是利用一般的诗体，包括民歌体。例如神会写过《五更转》。这是六朝以来流行的民歌体裁。有些禅偈在写法上与诗人的作品没有什么不同。具有特色并对诗坛创作影响较大的是乐道或明道的歌谣，还有一种是禅门里示法的禅偈。

　　《祖堂集》收录偈颂较多，但分散在各禅师名下；《景德录》卷二十九《赞颂偈诗》、卷三十《铭记箴歌》则集中收录了一批偈颂。这些作品形成的情况不同，有些作品题署的作者并不可靠（如题名宝志、傅大士的作品），但写作于唐五代是没有问题的。其中属于乐道歌谣一类的，如《南岳懒[王+赞]和尚歌》、《石头和尚草庵歌》等，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南宗石头希迁一系的禅风注重山居修道，乐道逍遥，又富于诗颂传统，其几代子孙多有善作诗颂的。如前面提到的船子德诚就是一例。这种乐道歌无论表现的观念还是写作手法都对当时和后代的诗人造成相当的影响。白居易的一些作品即显然接受了这种影响。明道的作品典型的有署名永嘉玄觉的《证道歌》和丹霞天然的《玩珠吟》等，它们多采用歌行体裁，以音节朗畅的吟诵形式歌唱禅理，又多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手法。题名永嘉玄觉的《证道歌》从内容看应最后形成于晚唐，从艺术水平说也是相当成熟的作品。

　　禅门里上堂示法、问答商量，记录下来，形成语录，同时也多用偈颂。这种示法的偈颂根据颂出的具体情况，可以分为开悟偈、示法偈、传法偈（遗偈）、劝学偈等等不同种类。它们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具有共同特征。创作这些偈颂的唯一宗旨是表明禅理，就是说，艺术欣赏不是主要目的。但禅理要加以“巧说”，偈颂是所谓“绕路说禅”的一种方式，要有情趣，要利用形象、比喻等手法，也就是要富于所谓“禅趣”。禅本来是主张“不立文字”的，实际是不用常识的文字而用特殊的禅的语言文字，这就要特别注重语言表达的技巧。这些偈颂作为一种特殊风格的诗，也是讲究语言技巧的典型方式。如长沙景岑的示法偈：“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祖堂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高丽覆刻本，1994年，325b。】像这样的偈颂，艺术上颇有新意，完全可以说是值得一读的诗作。从发展看，越是到后来，偈颂创作与诗歌在表现上也更为接近。值得提出的是从晚唐时期开始，禅门中师弟子闲问答商量也大量使用诗的语言。比如说明自己体得的禅境，夹山善会说“猿抱子归青嶂后，鸟衔花落碧岩前”【《祖堂集》卷七，134b。】，灵泉归仁说“山峻水流急，三春足异花”【《景德传灯录》卷二○，《大正藏》卷五一，368b。】等等，都诗意盎然。五代以后流行起来的颂古、宗纲颂等作为特殊种类的偈颂，也都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的寒山诗，与禅宗也有较深的关系。寒山体诗从宋代一直流传到晚清，是值得专门研究的题目。

　　五是禅对于诗歌创作的语言和表现方法的影响。禅主张以心传心，强调内心的感悟，因此不重文字；但终归要借助文字媒介，结果留下了数量极其巨大的禅文献，发展了极其丰富多样的语言技巧，极大地推动了写作艺术的发展。禅给文学、包括诗歌提供了大量语汇。翻一翻任何一本禅语辞典，立即就会发现，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许多语词本来是来自禅宗的，许多诗的意象也是取自禅宗的。例如苏诗的名作《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东坡七]集·东坡集》卷一。】。

　　这首诗以理趣胜，表现方法本与偈颂相通；而飞鸿雪泥则化用了“空中鸟迹”典故。这个典故原来出自《维摩经·观众生品》和《涅槃经》等经典，又为禅门所袭用。白居易诗里也有“更无寻觅处，鸟迹印空中”【《观幻》，《白氏长庆集》卷二六。】的比喻。到了苏轼，就写出了这首充满理趣而诗情浓郁的好诗。苏诗的名作《百步洪二首》之一的后幅“坐觉一念逾新罗”、“觉来俯仰失千劫”、“但应此心无所住”等【《东坡七集·东坡偈》卷一○。】，语言、意象也多用禅宗的。

　　偈颂讲究理趣。古代诗歌本来就多有说理的。谢灵运在这一点上就很突出。而到了杜甫更大为发展了以诗明理的技巧。但禅宗偈颂在明禅理的时候，更要突出仅仅属于个人的特殊感悟，表达和语言方面也就需要更具独创性。这也符合禅宗那种张扬主观的性格。结果无论是语录还是偈颂，都多用联想、暗示、比喻、悖论等非正规、多跳跃的表现方式。如沩山法嗣灵云志勤因见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逢花发几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祖堂集》卷一九，361b。】洞山问马祖法嗣潭州龙山和尚：“和尚见什么道理，便住此山？”龙山回答说：“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如今无消息。”因作颂曰：“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莫作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景德传灯录》卷八，《大正藏》卷五一，263b。】像这样的偈颂，比喻新奇，象征意义深刻，表现上又打破了常识的思路，当作诗歌来读，显得很有特色。特别到宋代，禅籍流行，被文人所熟悉，他们从中借鉴语言和表现技巧，发展了诗歌表现艺术，也就很自然的了。是宋人喜欢以诗说理，追求理趣，又喜欢讲究文字，和禅的影响都有直接关系。

　　应当指出，禅与诗是交互影响的。禅的表现往往借助于诗的技巧。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说，诗人的创作、诗坛的风气又推动了禅宗的发展。这也是宗教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诗与禅交互推动，对双方的发展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