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作太子时，曾有过四次不平凡的出游经历。在王宫的四个城门，太子目睹了人类老则色衰、病无光泽、死命近促的诸般苦难，他为所看到的生命机体的枯竭而困惑和忧思，在痛苦的黑洞里，释迦牟尼立志寻求人类的解脱之道，之后，就有了释迦牟尼的离家修行，再后，就有了佛教的慈悲哲学。

　　佛教与医学的因缘同样源于痛苦，对生命本身的关注，成为佛家和医家共同的追求，于是，在佛教的庞大体系中，对疾疫的剖析和救治的方法都有系统的描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传染病院和福利院就是诞生在佛寺庄严的殿堂里。因此，佛教的绝对任务不仅是构建人类健康的精神大厦，同时，也在慈心的关爱中实施医者的技能，重新排列病者的生命机体，并使之延长生命及维护生命的尊严。

　　佛家对苦的理解和分析，几乎穷尽了人生已有的痛苦种类。在佛教总结的人生八苦中，身体、行为或疾病是主要载体。

　　生苦，指报分之时所产生的苦痛。老苦，指衰变时的苦痛。病苦，众生病时身心所受的苦恼。死苦，指五阴坏灭之苦，即舍离所受身时的苦痛。生老病死又称四苦。其中老、病、死三苦常常相依为伴，阎王也经常命令老、病、死三个使者不断的游行人间。

　　余下的四苦是：

　　爱别离苦，所谓生离死别，平常所亲爱的人，却乖违离散不得共处，无有相见之期。

　　怨憎会苦，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平常所怨仇憎恶之人，本求远离，而反集聚。

　　求不得苦，指不能如愿、不得所欲的苦痛。

　　五盛阴苦，可概括前面七苦。五阴又称五蕴、五受阴。即色、受、想、行、识五种。盛、蕴等都是烦恼的异名。五蕴生自烦恼，也常生烦恼。

　　上述八苦，是从微观角度所作的分析，考察的是存在于个体中的普遍感受。从宏观上讲，《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列举有国家的七大灾难，将“人众疾疫难”列为其首。其他几难是：“他国侵逼难”，相当于现在的制裁和入侵，因制裁而缺医少药，一旦发生战争，就有疾病的流行； “自界叛逆难”，相当于我们熟知的政变和叛乱；“星宿变怪难”，科学未能普及，天象的变化，被认为预示灾难的来临，会引起国民的恐慌；同样，日食和月食也可能带来心理变化、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这称作“日月薄蚀难”；其后的“非时风雨难”，如风灾、水灾；最后的“过时不雨难”，如旱灾。一旦发生水灾、旱灾，都可能伴随着疾病的流行。

　　对疾病最恐怖的描述，莫过于“疾疫劫”。疾病瘟疫已不仅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的事，而是整个世界的灾难。佛教认为世界有“成住坏空”四劫，“疾疫劫”在“住劫”中一定出现。在疾疫劫将起时，南赡部洲的人寿命最高的才十岁。在疾疫劫中，非人（天龙八部、夜叉、恶鬼王众等）吐毒，疾疫流行，遇辄命终，难可救疗，不闻有医药之名；经过七月七日七夜，疾疫流行，死亡略尽，南赡部洲内总计才剩一万人，留为人种。这时，人民发起慈心，寿命才逐渐增长，从而度过疾疫的劫难。

　　“疾疫灾”与“刀兵灾”、“饥馑灾”被称为“住劫”中的小三灾。依《大毗婆沙论》卷一三四记载，刀兵灾者，是时人心嗔毒增上，相见即兴强猛伤害之心，手所执者皆成利刃，各逞凶狂，互相残害，经七日七夜方止；疾疫灾者，继刀兵灾之后，非人吐毒，种种诸病一切皆起，疾病流行，遇辄命终，难可救疗，都不闻有医药之名，如是人者疾病困苦，无人布施汤药饮食，以是因缘寿命未应尽横死无数，一日一夜无量众生疾病死，由行恶法，得是果报，于此中生，劫浊而起，时一郡县次复荒芜，唯少家在，相去转远各在一处，疾疫死者无人送埋，是时土地白骨所覆，乃至居家次第空尽，时经七月七日七夜方止；疾疫灾后起饥馑灾，天龙忿责，不降甘雨，由此饥馑，人多命终，经七年七月七日七夜乃止。

　　劫是梵语劫簸的简称，译为时分或大时，即通常年月日所不能计算的极长时问。劫的种类很多，每一劫在转换过程之中，常有很多灾害发生，因此，世人常将“劫”视为灾难的同意语，所谓“在劫难逃”，从而将劫和难连在一起，称之为“劫难”。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佛经中有关“疾疫劫”的描述只是一个神话。其实，现实中的“疾疫劫”并不鲜见，从天花的肆虐，到非洲“黑死病”的蔓延；从麻风病到SARS（非典型性肺炎），人类始终在悲惨的旅途中迸发着不屈的生存意志。而SARS更是近距离地考验着我们的坚忍和悲心。面对本世纪第一个全球性的传染病，生活在疫区的大多数人，无论你个体是否染病，你都会感受到灾难的气息。在浓烈的消毒水味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切身体会到狂风暴雨、黑云压城的恐惧。平日里隐藏在风和日丽中平坦的命运被无情的击碎，恐惧成为比SARS更令人恐惧的超级恶魔。但在恐惧的煎熬中，人们也许更能完整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并在不断的审视中寻求摆脱痛苦的途径，——慈悲、宽容、自制、爱将是生命苦旅中最珍贵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