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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研究

灵验记，属佛教灵应故事中的一种，与冥报记、感应记、功德记之类作品一样，是指向佛、菩萨祈祷、忏悔或念佛、诵经、造经、造像后出现感通、灵异诸神异事迹的记述。在西域、河西诸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属于这类内容的文献不多，现知的仅有吐鲁番出土的《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和酒泉发现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这里谨就其中的第一件略作译释与考证。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写本是近期德国学者茨默（P. Zieme）于柏林收藏的吐鲁番出土物中甄别出来的。[1]该写本系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于新疆吐鲁番市西交河故城发现的，现仅存1叶，菩提叶形式，虽有残破，但不严重，内容尚可复原。文献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编号为T II Y 22 （U 3107），正背面各书文字7行，内容如下：

1. …atlγbalïq-nïng [ki]din yïngaq-dïn litsun atlγ orun-ta ornaγ tutup

2. titsi-lar turγurup bošγut bošurur ärdi: antaγ ädgü-lüg iš-lär-tä

3. qatïγlanur ärkän yana küntämäk užik bitigü pïr alïp-p

4. üst] ünki qamaγ tngri-lär üčün kimqoki nomuγ bitiyür-mn

5. tip: kök qalïγ qovuqïnta kimqoki-taqï užiklarïγ: käzigča

6. tükäl bitiyür ärdi: muntaγ qïlu ükuš kün ay öd qolu-lar [ ]

7. inčip ol antaγišin küdükin blgürtdäči tangïrqadačï [ ]nč[ ]

8. ol baxšï ät, öt, öz qotdï: ötrü anta kin bir uγur-da tngri-din y[ ]

9. yiti kün titrüm qad boltï: ol antaγ qad boltuqda qayu ol [ ]

10. atlγ bilgä är üštünki tngri-lär üčün kimqoki [nomuγ] bitiyür-mn

11. [tip] kök [qälïγ] qovuqïnta užik bitimiš orun ärdi äršär: [ol]

12. orun üzä-šintä tägirmiläyü onar čïγyir-dä arïtï yaγmur

13. tägmädin [öl ödü]š ymä bolmadïn qup quruγ turdï anï körüp tägräki

14. yïlqïčï oγlan-qya-lar tangïrqanïp mungadïp ašunmaqlašu ol orun-qa[ ][2]

[新繁县]城西有李村，一书生教学于此。在致力于这一善举的同时，他日日对空书写《金刚经》，曰：“此经拟由诸天读诵。”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很多时间过去了，他仍然书写不辍。神通力终于显现了，一次，大雨倾盆，连下七日。但在书生对空写经的地方，十尺范围以内却滴雨不见。睹此情景，牧牛儿既奇且喜，遇雨便于此处躲避。

故事说一书生每日对着天空书写《金刚经》，天长日久，当大雨倾盆时，惟有写经的地方滴雨不见，成为人们避雨的去处，从而彰显出抄写《金刚经》的神通与极大功德。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名《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或《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佛教史上一部极为重要而且影响巨大的大乘佛教经典。“金刚”是梵语Vajra的意译，佛教的金刚常喻坚贞不坏，锐利能摧毁一切。般若如同金刚，可以横扫一切虚妄之法，牢固树立佛法之权威。顾名思义，《金刚经》就是阐述摧毁一切不实之法，获得般若智慧的经典。

《金刚经》虽然很短，只有5000多字，但内容却极为丰富，主要是围绕“空”义而阐发般若的基本原理。大乘佛教主张的性空无住、方便善巧、实相涅槃和慈悲菩萨等理念都能在该经中找到其因子，实际上包括了般若思想的精髓，是一部般若思想纲要的典籍，故而信徒抄之，会产生无上的功德。《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就是在这一佛教思想的驱使下产生的。

《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在历史上流传甚广，可见于多种文献的记载，如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三（A）、李肪《太平广记》卷一〇二（B）、道世《法苑珠林》卷一八（C）、《金刚般若经集验记》（D）、《金刚经感应传》（E）、《金刚经纂要刊定记》卷五（F）、《大唐内典录》卷十（G）及敦煌本《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H）。[3]其中，时代最早者应推道宣（596～667）《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三的记载，兹引录如下：

益州西南新繁县西四十里许，有王李村。隋时，有书生姓荀氏，在此教学，大工书而不显迹。人欲其书，终不肯出，人乃驱之亦不出，遂以笔于前村东空中四面书《般若经》，数日便了，云此经拟诸天读之。人初不觉其神也，后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儿于书经处住而不浇湿，其地干燥，可有丈许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尔后每雨，小儿等常集其中，衣服不湿。武德年有非常僧，语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经》，村人莫污诸天，于上设盖覆之，不可轻践。”因此四周施栏，不许人畜往践，于今雨时仍干。斋日村人就供，每闻天乐声，繁会盈耳。[4]

后世诸本多本乎此。与以上诸汉文本相比，回鹘文本有不少改动，如：回鹘文本未写书生姓氏，A、C、D、E诸本作“荀氏”，B、F、G、H本作“苟氏”；回鹘文本中的李村，A、B、C、D、E、G本均作“王李村”，F本作“王者村”，H本未写村名；回鹘文本中的“书生”，与A、B、C、D、F、G本同，但E、H本作居士；各本均标明其地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西南或西北，但回鹘文文本无之，观其残片，当系破损所致。通过这一比较可以看出，回鹘文本之底本当为A、B、C、D、G诸本中的一种，而与E、F、H本关系甚微。

《金刚经》在回鹘中流传甚广，现知属于此经的回鹘文残卷已有10件，其中1件(1叶)藏吐鲁番博物馆，编号为80TBI：598，系1980年清理柏孜克里克石窟积沙时发现的。现存文字8行，内容属该经《妙行无住品》。[5]另1件现存美国普林斯顿盖斯特图书馆(The Gest Library, Princeton)，计残片1叶，纸质，附彩图，存回鹘文字13行。[6]其余8件均见藏于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

1. T II S 53－501(U 2073)，贝叶式写本，1叶，双面书写，共存16行；

2. TM 43(U 4796)，经折叠式木刻本，存2大张，双面书字，共存回鹘文47行；

3. 编号不详，贝叶式写本，存第7～15、17、31、32、39、40、47等叶，计有文字242行；

4. T II S 83(U 2981)，贝叶式写本，存1叶，两面共存文字16行；

5. T II S 90ff(U 2982－2999)，贝叶式写本，存19叶，有文字342行；

6. T II 84－48(U 3144)，平装式写本，1叶，存文字16行；

7. T II S 32－6(U 1711)，贝叶式写本，1叶，存文字56行；

8. U 3601，贝叶式写本，1叶，双面共存文字16行。[7]

如此多的回鹘文《金刚经》写本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回鹘人对《金刚经》的崇奉，《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的出现自然地也应与这种经典崇拜观念的存在息息相关。

这则灵应故事宣扬的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为了有效地宣传这种思想，佛教典籍把抽象、枯燥的说教寓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在我国古代佛教文献中，旨在宣传此类信仰的故事作品相当多，有的称之为“记”，也有的称作“传”，宣扬的都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藉由这些动人的神异故事，广泛宣传佛教的灵验，期以能诱导众生信奉受持。

如所周知，因缘果报是佛教思想得以成立的基石，是灵验故事得以产生的理论基础。因缘，回鹘文作oul yïq，梵文写作nidanā，音译尼陀那，又作缘起，述说见佛闻法或佛说法教化之因缘。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十五云：

何等名为尼陀那经？如诸经偈所因根本为他演说。如舍卫国有一丈夫罗网捕鸟，得已，笼系随与水谷而复还放。世尊知其本末因缘。而说偈言：“莫轻小罪，以为无殃；水滴虽微，渐盈大器。”是名尼陀那经。[8]

也就是说，佛说因缘的主旨在于阐述业报理论。十二因缘（Dvādaśāxga pratīyasamutpāda）思想，在回鹘中颇有影响，如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十二因缘诗》即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内容，如吐鲁番胜金口出土编号为T II S 2b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第12～23行）中的《十二因缘诗》写道：

12. toγmaq bolmasar qarï-

13. -maq ölmäk bolmaz ◦◦ qïlïnč bolmasar

14. toγmaq bolmasar ◦◦ tutyaqlanmaq bolmasar

15. qïlïnč bolmaz ◦◦ az almr(sic!) bolmasar tut-

16. yaq bolmaz ◦◦ täginmäk bolmasar az al-

17. -mir(sic!) bolmaz ◦◦ bürtmäk bolmasar täginmäk

18. bolmaz ◦◦ altï qačïγ orunlar bolmasar

19. bürtmäk bolmaz ◦◦ at öng bolmasar

20. altï qačïγ orunlar bolmaz-lar ◦◦ bil-

21. -ig köngül bolmasar at öng bolmaz ◦◦

22. tavranmaq bolmasar bilig köngül bolmaz ◦◦

23. biligsiz bilig bolmasar tavranmaq bolmaz ◦◦

若无“生”缘，定无“老死”；若无“有”缘，便没有“生”；若无“取”缘，便没有“有”；若无“爱”缘，便没有“取”；若无“受”缘，便没有“爱”；若无“触”缘，便没有“受”；若无“六处”缘，便没有“触”；若无“名色”缘，便没有“六处”；若无“识”缘，便没有“名色”；若无“行”缘，便没有“识”；若无“无明”缘，便没有“行”。

若“无明”缘灭，“行”缘便灭；若“行”缘灭，“识”缘便灭；若“识”缘灭，“名色”缘便灭；若“名色”缘灭，“六处”缘便灭；若“六处”缘灭，“触”缘便灭，便止；若“触”缘灭，“受”缘便灭；若“受”缘灭，“爱”缘便灭，便止；若“爱”缘灭止，“取”缘便灭止；若“取”缘灭止，“有”缘便灭止；若“有”缘灭止，“生”缘便灭止；若“生”缘灭止，“老死”缘便灭止。[9]

该诗文字洗练，内容紧凑，语言优美，含义深刻，富有哲理，阐明了佛教的十二因缘（Dvādaśāńga pratīyasamutpāda）思想。佛陀成道，悟得有情之流转生死，皆以无明为缘。《大庄严论经》载：

闻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苦恼。是名集谛。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苦恼众苦集聚灭。[10]

造业受果，而流转不息，其过程可分为十二个因果联系的环节，即无明（回鹘文biligsiz bilig<梵文avidyā）→行（回鹘文tavranmaq<梵文samskāra）→识（回鹘文bilig köngül<梵文vijñāna）→名色（回鹘文at öng<梵文nāma-rūpa）→六入/六处（回鹘文altï qačïγ orunlar<梵文sad-āyatana）→触（回鹘文bürtmäk<梵文sparśa）→受（回鹘文täginmäk<梵文vedanā）→爱（回鹘文amranmaq<梵文trsnā）→取（回鹘文tutyaq<梵文upādāna）→有（回鹘文bolmaq<梵文bhava）→生（回鹘文toγmaq<梵文jāti）→老病死（回鹘文qarïmaq iglämäk ölmäk<梵文jarā-vyādhi-marana）。

无明即愚昧无知，由无知而引起各种意志行为，由意志行为而引起个人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构成身体的精神（名）和肉体（色）；有了名色，就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六处）；因而就能与外界事物接触（触）；从而引起苦乐感受（受）；由受诱发出渴爱和贪爱（爱）；随之产生对外界事物的追求（取），进而引出生存的意志和生存的环境（有）；由于有了生存意志和生存环境，因而就有生（生）；有生就有死（老死）。就是说，无明是一切因果的总根源，这一“苦源”使众生陷于“大苦恼”之中，是“众患之首”。人们因为受无明“所蔽”，故而“不识生老病死”。要消灭诸苦，就必须首先灭除无明，只有“拔其本”，才能最终灭除痛苦。有因就有果，有果必有因，至为灵验，万代不易。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体现的就是这一思想。

由于灵应故事浅显易懂，较之义理深奥、思想抽象的经论，更容易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其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内容丰富有趣，极具感染力与说服力，因而成为高僧大德弘扬佛法，阐明因缘业报理论的有力工具，常有僧徒留心集录，如唐代出现的道世编《法苑珠林》、道宣编《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正是此类作品的结集。这里所述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的出现，就是从这些故事汇编中撷取出来，通过翻译、整理而形成的。

除了该文献之外，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也值得重视。该文献非独立写卷，可见于回鹘著名翻译家胜光法师(Sïngqu Säli Tutung)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发现于酒泉文殊沟，1687年抄写于敦煌）的卷首。内容讲沧州人张居道在温州做治中时，因女儿婚事而屈杀牛、羊、诸、鸡、鹅、鸭之类牲畜而被阎王追索，后发愿抄写《金光明经》而被放还；又有温州安固县某县丞妻，久病不愈，张居道闻之，劝其发愿抄写《金光明经》，此县丞遵之，雇人抄写，果然妇人疾病得除。[11]这一内容虽不见于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本之底本），但可见于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第四卷卷首，回鹘文本之内容当系胜光法师据昙无谶本补译。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之汉文本在敦煌多有发现，今所知的抄本几达三十件，分别庋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的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因笔者已另文进行研究，故此略而不赘。[12]

*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资助项目《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阶段性成果。

[1] P. Zieme, Probleme alttürkischer Vajracchdikä-Übersetzungen,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d. by A. Cadonna, Firenze 1992, p. 40.

[2] P. Zieme, The Scholar Mr. Xun of the District Xinfan: A Chinese Tale in an Old Turkish Translation, 《耿世民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76～288页。

[3] 敦煌本录文可参见郑阿财《敦煌写卷〈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研究》，《全国敦煌学研讨会文集》，台北，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印，1995年，第251～275页。

[4]《大正藏》卷五十二《史传部三》，No. 2106，页429c。

[5] 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Ⅳ，神户，1988年，第79～80页，同氏：《柏孜克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1985年第1期，第71～74页。

[6] 照片见刊于J. O. Bullitt, Princeton’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huang,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l. III, no. 1-2, 1989, p. 18, Fig.7.

[7] Georg Hazai und Peter Zieme，Fragmente der uigurischerr Version des ˝Jin'gangjing mit den Gathas des Meister Fu˝ nebst einem Anhang von T. Inokuchi (Berliner Turfan Texte I)，Berlin 1971.

[8]《大正藏》第十二卷《涅槃部上》，No. 374，页451c。

[9]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Nr. 3, Berlin 1910, S. 11-12；古丽鲜：《回鹘文佛教诗中的“十二因缘”考释》，《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97页。

[10] 马鸣菩萨造，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一，《大正藏》卷四《本缘部下》，No. 201，页258c-259a。

[11] S. Çagatay, Altun Yaruk’tan iki parča, Ankara 1945; P. Zieme, 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 Turkluk Bilgisi Araştimalari 1, 1977, pp. 149-156.

[12] 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研究》，《甘肃省博物馆新馆开馆纪念学术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5年（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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