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21日至23日，“首届禅宗祖庭文化网络研讨会”在湖北省禅宗发源地黄梅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53篇。会议由黄梅四祖寺单独举办的，主题是“四祖寺与禅宗”。参会的学者有黄心川、方立天、杨曾文、方广錩、孙昌武、温玉成、张新鹰、熊安余、曹荫棠、韩廷杰、麻天祥、宫哲兵、陈兵、何明栋、吕有祥、徐荪铭、吕建福（西安）、吕建福（南京）、黄夏年、杨富学、董群、刘元春、黄春和、刘泽亮、华方田、张风雷、宣方、李四龙、何明栋、周齐、吴明山、高士涛、林斗山、文正义、徐文明、伍先林、吴言生等，佛教界人士有妙峰、见忍、坚光、常海、宗性、圣凯、法缘等人。湖北省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赵崇辉、处长张化平和黄梅县委书记刘树山，县长夏德明，人大主任陈圣斌，统战部部长石国祥，宗教局长赵金桃等人参加了开幕式，县委副书记孙楚强在会上讲话。佛教界著名人士本焕法师、净慧法师等出席了会议，净慧法师即席发表讲话。

代表们围绕禅宗祖庭及其文化作了深入地探讨。四祖道信禅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本次会议的重要主题，许多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肯定了道信在禅宗的地位，指出道信是中国禅宗的奠基人，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应该从道信算起，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应该是：禅宗初创于道信，形成于弘忍，发展于慧能，这种说法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禅宗的发展史实。代表指出，道信海纳群流，融会创新，形成了楞伽与般若、戒律与与禅修、念佛与成佛、农作与坐禅、渐修与顿悟五个结合，但他对禅宗的贡献主要在：一是开创了“择地开居，营宇立像”的“定居传法”的禅门革新的活动，改变了过去禅僧居无定处的局面。他选择了地处中原，三省交界，背靠长江的黄梅地区建立禅居，既有利于修行，又有利于与外界交往。二、道信创造了新的禅宗理论。他将《楞伽经》和《金刚经》结合起来，又结合天台、三论等宗的学说，实现了达摩禅法的由“悟宗”趋于“悟心”的转变，形成了“直指人心，以心传心”的法系，创立了“守一不移”的安心方便法门。他还主张依教明禅，重在“行”上，开禅宗所依菩萨戒本之本源。他强调念佛与成佛统一，清净本心即是佛国净土。三、道信提倡“坐作并行”，农禅结合，劝人劳作，身体力行，这是一种禅宗史上的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总之，四祖禅的特质是：“藉教悟宗，教禅不二，诸佛心第一，提倡直契本源，顿悟自心佛性，证自性净土，高扬心即是佛，不假外求；在禅法上，针对学人根机，教以顿入，念佛止观等多种方法，以广摄群机；在教学上，观机逗教，巧施机用，重集体参修。禅法多样，顿渐并行，止观双运，而以《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为主。”在实践上，定居学法，身行农禅，禅戒并行，禅净双修。道信的禅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他忠实地继承了达磨、慧可、僧璨的思想精髓；“启后”，指他积极发挥了禅学精神实质。道信的历史作用在于：他奠定了禅宗的发展方向和信仰价值趋向，他应是禅宗的开创者，其后的弘忍是卓越的农禅并重的经营者和生活组织者，其重要性在于让社会彻底改变了对僧侣的看法，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特别是他在修行的方法上的创新，其意义不亚于撰写佛学著作方面的中国化。

代表们还对一些与四祖有关的学术问题发表了意见。如关于《续高僧传》中谈到的两个僧人，有人认为就是《传法宝记》和《神会语录》中指出的“皖公山二僧”，即僧璨与神定。而《传法宝记》的作者杜（朏）撰的《道信传》“亦应取材于中书令杜正伦所撰之文”。有人考证出道信禅师的具体年表，“7岁出家，13岁事三祖，28岁遇五祖，38岁始居双峰，72岁入灭。”对四祖寺的毗卢塔，学者考证指出，其造出时间的上限是宋真宗初年，下限在明末。应是元至顺二年以后的若干年内之事，推测它造于1332-1335年间，并移入四祖真身供养。学者考证了道信在江西的行履，指出道信在吉州受戒的具体地点是吉州的东山禅寺。他修行在庐山、潮山，弘法济众在赣中。学者通过对禅宗的《观心》和天台宗的《观心论》两部之比较研究，发现在南北朝以降的禅法易简风气中，彼此围绕“唯心论”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从般若学入手，消化如来藏思想，融入“唯心论”，这是天台四祖智（顗）真正创立天台宗的学术历程；二是从瑜伽行派入手，假借如来藏思想，融入般若中观论，这是禅宗四祖道信真正创立禅宗的学术历程。禅宗的思想堪称“真常唯心”，但是天台宗的思想是“唯心但不真常”。

对道信的后人，学者在会上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如对道信与弘忍的关系，学者指出，道信入黄梅后，弘忍一直跟随他承受双峰禅法，道信去世后，弘忍才将宗门的基地迁往冯茂山。弘忍之后，禅宗再分三支，向北向西向南传播。“东山法门”传入唐代两京的中原发达地区后，正因为得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才得以迅速发展，蔚为大宗，也才有以后在诸宗中独领风骚的局面出现。道信再传弟子湖南的衡州善伏是其唯一的一位既修净土，又习禅观，且终于衡岳的僧人。还有人对印顺法师对道信的研究作了分析，指出对道信的研究而言，“诸如蒋维乔、汤用彤、胡适、冯友兰、吕澂、任继愈等的著作，均提到道信的名字，尽管关于转捩点看法不尽相同。范文澜是撇开道信；冯友兰是只讲学而不讲宗；任继愈认为道信仍属楞伽的……，对此研究最为详尽的，还算得上今人台湾的印顺法师。”研究东山法门，尤其是研究道信，印顺的书不可不读。学者对福建的禅宗进行了梳理，指出禅宗在福建流传的五大门派中，以临济、曹洞最盛，而临济为最，福建各大寺院大多属于这二宗。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虚云老和尚重振南华祖庭，观本法师协助虚老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学者对观本也作了详细的介绍。此外，还有学者向会上提交了黄梅县宗教现状调查报告，并提出了问题和解决的对策。

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禅宗北宗与密宗的交往主要在神秀的弟子普寂时代。北宗与密宗的师徒授受关系，主要是北宗人投师密宗，但是他们并不是学习密法，而是学习禅法，密宗善无畏禅法传于北宗人，尤其加入具有浓厚密教特色的诵咒、结印以及受菩提心戒等内容，是密宗影响于北宗之处。北宗人纷纷投师密宗，而南宗却无一人，其中原因“最主要的是密宗的思想及其禅法与北宗相通，而与南宗相去较远。”对南北两宗的忏法，学者说“南宗与北宗在忏悔思想上都是继承了达磨禅的基本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作出展开。达磨禅以般若空来诠释忏悔，将忏悔摄入禅法的方便，提倡坐观是最好地忏悔。北宗也是将忏悔摄入观心中，认为佛性威德自然能澄清烦恼浊水；牛头系统的佛窟遗则把忏悔溶入四威仪中，以般若空义论证了罪性本空；南宗提出了”自性忏悔“、”无相忏悔“，将佛性理论与般若学说相结合，对忏悔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是在忏法实践上，南宗则完全没有，但是北宗及净众、宣什各有自己的礼忏形态。”对国内的《坛经》研究，学者指出，“国内在敦煌本《坛经》的整理与研究上，已经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但仍有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因此，看来有关敦煌本《坛经》的整理工作，还需要再接再厉，努力下去。”

学者强调，从中国禅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看，表现出明显的会通般若性空与佛性之有的思维取向，而且这一会通又以般若智慧解说人心佛性，以无得正观破除贪欲执著，结果是以性空摄了妙有，以般若会通了佛性，最终归结为佛性就是菩提般若之智，觉悟成佛就是彻见本来具有的般若智慧。有人说，以“教外”之居的禅宗是以“心性”作为其言说支点的。甚而认为，“在禅学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摒弃科学的、理性的、逻辑的方法。”但也有人指出，慧能的心性论并不是因为儒学有心性论，为了表示佛教的中国化的特征，慧能也重视心性论。其实心性论既是印度佛学的传统，也是中国佛学的传统，所以慧能是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了儒学心性思想的背景。中国佛教禅宗的特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肯定自我价值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其代表性的观点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人人平等”，佛性有“自觉”的功用。二是以发现自我价值的修行方法和旨趣，其重要的观点为“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三是以生活化的修行为实践方式，其代表性的观点是“禅非坐卧”，“离相即禅”，“搬柴运水皆是佛道。”有人提出，“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成了禅宗世俗化转变的标志。这种转化在生态伦理上的意义就是，使生命和自然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都获得了终极的内在价值。生态问题也就获得了终极关怀的意义。同时使禅宗的生态伦理思想注入了传统佛教所欠缺的对生命和自然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慈悲情怀。这些是禅宗对生态伦理的最大贡献。学者分析了如来禅和祖师禅的区别，认为“总体上说，禅宗内部先是以般若智慧和顿悟清净本心作为如来禅的本质规定，祖师禅名称提出后，强调以主张渐悟和方便说为如来禅的特征，并偏于贬斥。”“只有既主张当下顿悟，又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才是祖师禅。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是祖师禅的最重要、最本质的核心规定，是祖师禅与其它禅区别的主要标尺。”从禅宗的历史发展看，菩提达磨至弘忍是如来禅，从慧能到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形成前是如来禅向祖师禅过渡的阶段，“五家”形成标志着祖师禅的阶段。祖师禅是禅宗禅法逻辑的结果，是中国固有文化影响的结果，是判教的结果，是中国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的结果，更是中国禅宗的民族主体意识的强烈反映。面对未来的禅宗，学者说，禅宗的宗门历史，无不说明了禅宗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出的历史产物，它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况而发生了自己的相应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积极与社会相适应，给自己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最后趋于定型。走与社会相适应，不断创新的道路，是禅宗能够不断流传下来的一个内在动力，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今天我们重温禅宗的历史，就是想说明即将到来的21世纪禅宗的生命力仍然依靠的是活泼泼的精神和契理契机的原则，调整自己的心态，不断的与社会相适应，勇于进行创新是禅宗在未来的社会中继续发展的唯一的一条道路。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宗教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信息时代和数字化的时代，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无一不借助于新科技的浪潮，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来给自己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和建立最大的影响，禅宗自然也不能例外。禅宗在21世纪里无疑仍然拥有自己的广泛生存空间，这是因为首先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虽然我们可以在印度佛教里找到它的源泉，但它毕竟是经中国人对印度佛教进行改造后而再建立的一个宗教，所以在它的身上有着充分的中国化的特点，并与中国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宗教观。作为每个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中国人来讲，不管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受现实社会生活的驱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接受宗教的影响时，禅宗无疑都是最容易而且最能够接受的首选宗教。其二，禅宗已经流传了1000多年，这个漫长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只要是存在的，必有其存在的理由的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印度佛教进入中国2000年的历史中，只有禅宗最后能流传下来，并且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说明它始终与中国社会是紧密相连的，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可，因此过去它能够得到人们的青睐，被人们所接受，将来它也将继续被人们接纳，仍然能够继续流传下去。第三，中国佛教自创立后不久，就开始向外传播，禅宗则在中国佛教对外传播交流史中据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上受中国佛教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佛教里，属于禅宗系的佛教在各国佛教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例如日本的曹洞宗、临济宗，韩国的曹溪宗和越南的临济宗等等，虽然这些国家的禅宗在不同程度地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且有了自己的民族化特点，但是他们仍然是以禅宗的面目出现的，且承认中国的祖庭，并一直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上发挥重大的影响。赵朴初老人生前曾经称赞佛教是联结中外各国的“黄金纽带”，那么禅宗就是这条“黄金纽带”上的最大的“纽带”，因为他不仅联结了过去，也联结了现在，还要连结着将来，所以它的现代意义不可低估。第四，当我们再次审视20世纪的中国汉地佛教走向全世界的历史时，禅宗则在这一伟大的活动中表现最为突出。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经日本禅宗僧人先是释宗演，后是铃木大作的弘扬，日本的禅宗开始进入西方国家，影响了西方国家的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并在60年代曾在西方国家掀起过一个禅宗热的浪潮。80年代以后，经过中国的佛教徒的努力，中国的禅宗开始在西方国家立足，建起了禅寺，进住了禅僧，如今禅宗已经进入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上不断地提高，又经僧侣们的不断努力和进取，禅宗的影响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影响越来越大，其覆盖面也会越来越广。

总之，21世纪的中国佛教禅宗会有一个全新的发展，对国家和社会将作出更多的贡献，其影响也会进一步增大。当然禅宗在21世纪的发展时也会碰到一些问题，1993年赵朴老就提出佛教要在五个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就是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建设，这些都是事关续佛慧命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国佛教和禅宗在新世纪的发展，它必定会逐步得到解决和完善的。我们对21世纪的禅宗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2001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