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曾经产生过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备受中外学者的重视，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许多丰硕的成果。其中葛兆光先生所着《中国禅宗史》一书就是一部颇为引人注目的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方法先进，思路明晰。在本书的《导言》中，葛先生以一个现代学者的清醒敏锐，对胡适以来的中外禅学研究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质询、商榷。葛先生认为，无论是胡适的实证主义研究所展现的禅思想的进化轨迹，还是铃木大拙用现代哲学概念所阐释的禅的理性批判思想，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现代人的知识背景来回溯过去，其能否寻绎出古人真实的心路历程是很可怀疑的。因此，葛先生寄希望于‘顺着讲’，也就是尽可能地贴近古人，用古人的理路来描述古人的思路，努力在我们的思想中再现特定时空的历史真实。可以说，宗教研究中持客观的态度，抱同情的理解，是自汤用彤先生以来学术界对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自觉。唯有抱同情的理解，才能入乎其中，从而体会了研究对象的真实感受。与此同时，唯有持客观的态度，始能出乎其外，从而与信仰主义的研究区分开来，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特定的宗教思想在当时思想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在此葛先生好像一个高巧的摄影师，巧妙地运用‘全镜头’和‘长时段’的方法，使那些被特写式研究方式渲染、扭曲、掩饰了的历史真实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真实地再现禅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外在走向。

　　其二，材料翔实，考辨精审。禅宗思想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资料可资参考。一是大量的灯录及经传资料虽然内容丰富，但由于形成于禅门宗派之中，难免有较多的粉饰不实之处；二是敦煌文献，其优点是较为原始，未经后人的改动和窜入，但也不是第一手的资料，而且其得以留存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三是碑铭资料以及散见于正史文集及经论注疏中的相关资料，多出自于与当事人直接有关的人之手，虽然不无谀隐之辞，但可信性是很强的。葛先生对这三种史料交参佐证，精审考辨，力去其伪而存其真。他对早期禅宗与北宗禅思想内在理路的探讨，多据敦煌文献；他对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及其后的禅思想的外在走向，多据碑铭资料以及散见于正史文集及经论注疏中的相关资料。如对早期禅思想三系的考辨，他基本上用《高僧传》、《续高僧传》所载，因慧皎、道宣均非禅师，据闻而录，故其可信性是较强的。而对于二系衰落、达摩一系独能昌大的解释，葛先生则据《楞伽师资记》所载‘二入四行’之说。再如对神会以后的北宗状况，葛先生多据碑铭资料。凡此等等，无不透露着葛先生对禅宗历史深入探讨的求实精神。

　　其三，观点新颖，富有创见。葛先生此书对北宗和菏泽宗的分析充满了真知灼见。前者因为在与南宗交锋中败北，在后来的灯录中几无踪影，在研究论著中也被描绘得形迹委琐；后者虽然也受到灯录的冷落，但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受到研究家的特殊偏爱，其地位和作用被一再渲染和夸大。葛先生用心深细，从极有限的史料中挖掘出北宗的信息并对之加以疏释，使禅思想世界中这一页已晦暗的角落开始亮丽起来。而被胡适等人一捧再捧的‘菏泽革命’在葛先生的全镜头、长时段下凸显了真实的相貌，无论是滑台大会还是香水钱，其意义都不如研究者所估计的那么重大。在葛先生看来，北宗与菏泽宗固然有着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只是五十岁与一百岁而已。菏泽宗于北宗消沈之后确实辉煌一阵子，但最终也是与北宗一样充当了中国禅思想转换过程中的过渡环节。葛先生对北宗重心讲顿悟的地方细加分疏，澄清了南顿北渐这一南宗弟子强加于北宗的不实之辞。至于说到菏泽一宗与洪州一宗拉开距离而与北宗渐渐靠近，着实是对禅思想历程的洞见。就南北两宗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而论，历来主张南宗较大。葛先生一反此论，点明北宗的思路与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一宗更为相似，应该说北宗禅思想是中国思想史有所修持、有所追求、有所约束这一主流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南宗禅那种彻底的消解性只是士大夫们缓解心灵紧张的必要补充。就北宗禅作为一个宗教派别而论，其思想也确有维护宗教信仰的坚定性及修持必要性的一面。当随缘任运的马祖禅风行天下之时，狂禅泛滥实际上已对佛教的存在造成强大的冲击。百丈怀海制清规，强调保任，实际上即是对北宗禅的一种回归，也可以说北禅作为实体的宗派不存在了，但其思想却渐渐被南宗禅融纳吸收，从而对中国的禅思想史发生着持久而深入的影响。

　　当然，葛先生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他主张‘即心即佛’是马祖早年开法内容，而‘非心非佛’是其晚年开法所说，并在内在理路上证明‘非心非佛’较之‘即心即佛’为究竟之谈。依我愚见，葛先生所引资料不能确证二说必有早晚，倒反可说明二说均为马祖应机施设的对话语。前者虽以肯定的语气讲说，但对消解经教的形式化、外在化而使人重内在体验方面与后者殊无二致。讲‘非心非佛’固可以作为随缘任运的依据，讲‘即心即佛’亦可以奠定适意悦心的理论基础。‘非心非佛’固可消解对‘即心即佛’的法执，但在此消解完成以后亦可确立‘即心即佛’的恬淡与洒脱，马祖即许‘梅熟’意即在此。

　　第四，语言优美，可读性强。许多学术研究专著尽管思想深刻，见解独到，思路严谨，论证周密，但往往有一个通病，就是表述上枯燥、呆板，缺乏生动性和灵活感，其甚者或有令人不可卒读之处。葛先生此书虽为专业性非常识的学术论著，但写得生动优美，思路清晰，语言流畅，行文富有动感，可读性强。葛先生选择、引用的资料相当典型，对一些思想史细节的把握，往往是站到整个中国思想史乃至人类思想史的高度上作历史的透析和宏观的审视。作者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细腻真切的体悟，对禅者的思想世界细加剖析，努力求其意味，得其旨趣，使读者如置身其间，睹面知心，受禅风之披拂，息尘缘之烦扰，沐禅悦之清凉，获得一种洪荒、高古、悠然自得于天地之间的阅读美感。古人常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我以为，若著书立说能如葛先生这样平正通达而优美流畅，又何愁学术专著之‘行之不远’呢！

　　（《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葛兆光着，30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本文作者韩焕忠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