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与佛教禅宗的关系
　　中国禅宗，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有其深奥的精神特质和复杂的艺术价值，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境界的圆熟，冲淡旷达的襟怀，永恒而通变的时空观念，含蓄自然的品格风貌……无不呈现出一种禅光的佛影。
　　中国古典诗歌的取材，多半是诗人截取自然人生的片断和对生活社会的深切感受。当国力鼎盛欣欣向荣时，春风得意的诗风显示极度浪漫，当朝政腐败、国势衰微、民不聊生时，士大夫那匡世济穷的政治怀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后，表现为一种无可奈何的怅惋。人生失意，使他们由入世转为出世、隐逸激荡的主题，或“归隐”或“亦官亦隐”。这时，多数士大夫的人生哲学中已经渗透了禅宗精神。－－一颗“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清净本心，便是禅宗的大千世界，外部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事物尽管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他们面前，但他们看来只不过是那颗无所不包的“本心”的外化而已。因此，他们便“看破红尘”，要求自己摒弃外在形相，凝心反思，忘物忘我，静思反照，以求得心理宁静式的自我解脱，在这种新的人生观的支配下，其诗开拓出一种新的境界，人生作为万事万物之一，也得之于自然，归附于自然，随缘任运。这时，禅与诗都已介入了士大夫的人生结构。首先，禅对诗的渗透，促进了诗歌意境的冲谈和谐。这其实是气敛神藏，内蕴外朴的艺术品格。司空图称诗风“澄澹精致，格在其中”，从冲淡和谐的诗境中可以透露诗人冲淡襟怀的端倪。我们不能不顾客观的局限性去苛求古人，以为对人生的态度只是“消极逃避”。如田园诗人陶渊明设想的“桃源世界”是一味淡泊的追求吗?非也。它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那个动荡不宁的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龚自珍说：“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其次，禅对诗的渗透，给诗境注入虚静幽寂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诗中表现的“空”、“寂”、“闲”的境界，正反映了王氏“自性清净”的审美追求。这是由于王维深受禅宗的影响，并接受了禅宗思维方式，晚年时他更加崇佛修禅、成为虔诚的信徒。他后期的代表作《辋川集》最典型。王维的在自然景物的观照中悟解禅理，即在自然界中体验内心虚静幽寂的情趣，这就有助于形成一种观赏体察自然美的人生观。王维在山水田园中追求空、寂、闲的禅趣，也有助于形成其诗的高简闲淡、凝思静虑的艺术境界，从而表现在自然美景和萧散的生活中解脱尘世烦嚣的怡悦心情。例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此诗禅味极浓，用笔疏淡而传达出含蓄丰蕴的诗情画意。诗人有意把桂花和明月联系一起，夜来桂花特香，很和谐。这细致的花香，暗示出春山并非真“空”，内有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内涵。“月出惊山鸟”。一个“惊”字道出了真谛：大自然是永恒的，而这月夜是永恒中的变化，这月下景致就象桂花开落，自生自灭，周而复始，任运自然，且归于整体的永恒。山鸟的存在则由其啼声为人感觉，声音诉诸听觉，同样真切。这也说明春山并不真“空”。这种空，是鸟窠的沉默，是含蓄着饱满内容的沉默。“空”而又不空，表面空，其内充实。清人沈德潜说此诗：“诸般声息嗅味，迥出常格之外，任后人摹仿不到，其故难知。”(《说时晬语》)由此可见，王维诗风之变，尤其是艺术境界的成熟和完美，无不是受尽禅宗精神的刺激和浸染的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抒情诗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唐司空图看出了奥妙，说王维诗“趣味澄迥，若清沇之贯达”(《与王驾评论》)。
　　盛唐以来，禅宗文化冲击了中国士大夫封闭的心理和内向的性格，禅宗的人生观使士大夫最终形成清幽淡远的林下风流和审美情致。禅宗那直觉观照、沉思默想的参禅方式，活参、顿悟的思维特征，使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以直觉观照中沉思冥想的创作构思，和自我感受为主追求宁静、和谐、澹泊、清远的审美境界，使得中国古典抒情诗在艺术的花苑里又绽放出独特而鲜艳的奇葩，从而形成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