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内容丰富而影响深远，其中孝亲观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板块；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在中国传播中所经历过的试探、依附、冲突、改善、适应和融合的过程就是它以“孝亲观”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过程。
　　[关键词]佛教伦理思想孝亲观中国化
　　序言
　　佛教是一种伦理思想浓厚的宗教。佛教学说包含了戒、定、慧三学。“戒”是指戒律，是佛教徒行善止恶的行为规范；“定”是指禅定，是修持者集中思虑、观想悟道，以断除贪、嗔、痴三毒的行为和状态；“慧”，即智慧，是指修行者断出烦恼、无明，得到解脱，趋于涅磐的圆满大智慧。"戒"和“定"是属于道德修养范畴的；佛教中的“慧”(严格地讲应该叫“般若”)，它强调“圆满”和“究竟”，与世俗的智慧有所区别，也包含着深刻的道德伦理思想。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戒、定、慧三学贯穿了佛教徒整个修行过程。
　　佛教的伦理思想跟它的人生观、解脱观是一致的。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的，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在它的伦理思想中包含了大量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而中国却是一个宗法等级制度森严，尤其注重人间伦常的封建专制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佛教论理道德观念和儒家纲常伦理观念的对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民风习俗的最大挑战。两种思想文化的分歧引发了彼此之间持续不断的摩擦和斗争”(1(
　　一个是削发为僧、谢世高隐；一个是立身行道，忠君孝亲。一个出世型的宗教要与一个注重人间伦常的文化传统直接相融合遇到了难以调和的困难。
　　"中国佛教的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孝道伦理。"[1]
　　佛法要在中国生长流布就必须在“孝”的问题上做文章，通过对自身的调整去培育适合自己生长的环境。“一种外来文化传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一方面往往需要适应原有的文化的某些要求而有所变形；另一方面也会使原有的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发生变化。因此，在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相通的过程中，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2]
　　中土佛教在孝亲观上与中土传统伦理思想发生对话的过程，就是一个出世型宗教逐渐人间化的过程，是佛教伦理思想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亲和的过程。进而言之，也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本文将以印度佛教早期原始经典《佛说善生子经》为契入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印证：佛教伦理孝亲思想的中国化就是佛教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这一命题。
　　一、早期中国佛教的孝亲思想
　　印度的佛典它是在印度特定的社会生活、国家制度和风尚习俗中，在批判和吸收印度神话和传统思想以后逐步形成的。它体现了当时印度特定的社会人伦关系和印度文化。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伦理思想同属东方文明，但在精神上却存在本质的差别。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并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关系。尽管印度佛典中也讲述了大量的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之间的人间伦常关系，但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提倡的“忠”、“孝”道德观念存在的差距与抵触也是明显的。
　　《长阿含经》第二分卷十一一六善生经十二中记载：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时到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时，罗阅只城内有长者子，名曰善生，清旦出城，诣园游观，初沐浴讫，举身皆湿，向诸方礼，东、西、南、北、上、下诸方，皆悉周遍。尔时，世尊见长者善生诣园游观，初沐浴讫，举身皆湿，向诸方礼。世尊见已，即诣其所，告善生言：“汝以何缘，清旦出城，于园林中，举身皆湿，向诸方礼？”
　　尔时，善生白佛言：“我父临命终时，遗敕我言：‘汝欲礼者，当先礼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我奉承父教，不敢违背，故澡浴讫，先叉手东面，向东方礼；南、西、北方，上、下诸方，皆悉周遍。”
　　尔时，世尊告善生曰：“长者子！有此方名耳，非为不有；然我贤圣法中，非礼此六方以为恭敬。”善生白佛言：“唯愿世尊善为我说贤圣法中礼六方法！”佛告长者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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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善生：“当知六方。云何为六方？父母为东方，师长为南方，妻妇为西方，亲党为北方，僮仆为下方，沙门，婆罗门、诸高行者为上方。
　　善生！夫为人子，当以五事敬顺父母。云何为五？一者供奉能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
　　“善生！夫为人子，当以此五事敬顺父母。父母复以五事敬亲其子。云何为五？一者制子不听为恶；二者指授示其善处；三者慈爱入骨彻髓；四者为子求善婚娶；五者随时供给所须。善生！子于父母敬顺恭奉，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3]
　　在《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中，关于孝亲思想的记载如下：
　　佛言：“东向拜者，谓子事父母。当有五事：一者当念治生；二者早起敕令奴婢；时作饭食；三者不益父母忧；四者当念父母恩；五者父母疾病，当恐惧求医师治之。父母视子亦有五事：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四者当早与娶妇；
　　五者家中所有当给与之。”[4]
　　在印度佛典的原本《对幸加拉的教导》中关于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有如下的记载：
　　一“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二“为了双亲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三“保留家系”四“继承遗产”五“在适切的时候供奉祖先。”[5]
　　从上述三则经文我们不难看出：
　　一方面，早期印度佛教中关于孝亲思想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孝亲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印度佛教它不仅仅只规定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而且还明确规定了父母对子女应该负的责任，并且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主宰权。
　　另一方面，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异地中国生根、发芽，它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某些方面，对经典原文进行选、删、节、增的加工，以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
　　第三，由于翻译的时间有早晚，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其环境的宽松程度有不同，随着佛教在中土文化意识形态中地位的上升，越往后经典的翻译越尊重原文。
　　二、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亲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经济命脉的，它的经济基础是小块土地个体所有制为前提、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和这种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宗法制度便成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制度的特征是以同宗的血缘关系、同乡的地域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形成尊卑贵贱判然有序的宗族系统。地主阶级利用共同姓氏，共同直系祖先、共同宗庙、共同墓地等传统习俗，通过祭祀活动，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合一的封建宗法家族组织。宗法家族组织系统提倡把孝顺父母，养亲事亲，儿子绝对服从父亲，尊重祖宗为伦理道德的根本规范。‘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成为维持家庭组织结构和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杠杆。”[6]
　　什么叫孝？《尔雅???释训》言：“善父母为孝”。
　　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7]
　　孟子以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8]
　　《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春秋，修其宗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9]
　　《论语?学而》中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语?为政》中有孟孙向孔子问“孝”的记录，孔子答复他说，“无违”是孝。孟孙又问，何谓“无违”？孔子答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孝经》上记载：“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从上述材料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儒家传统的孝亲思想以绝对服从父命为特征，以供养父母和祭祀祖先为基本内容，以传总接代和光宗耀祖为最大荣耀，并且将忠孝融为一体，表现出鲜明的宗法家族组织特征。
　　三、佛教孝亲思想与传统儒家孝亲思想的融合
　　佛教进入中土以后，在解决孝的问题上，南大学者王月清认为，它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完成了佛教伦理思想与中土伦理传统的契合：
　　第一，从原始佛典中寻找“孝”论，证明佛教本身就是讲孝的宗教；
　　第二，所谓“疑伪经”对孝的重墨渲染；
　　第三，从理论上直接辩护和宣传。
　　早期汉译佛典中讲孝的经典有《尸迦罗越六方礼经》、《善生子经》、《华严经》、《那先比丘经》、《游行经》等，当时的翻译者根据汉地的实际情况，对“孝”部分尤为注意，并有意作了增、删、节、选，流传世间后受到中土的重视。比方说，原始经典中提到双亲的地方，根据汉地的伦理思维统统将父亲提到母亲前面，即先说父亲，再说母亲；在讲到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是，强调了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而忽略了父母应该对子女应进的义务，并且将父亲的权利提到了绝对的高度。
　　另外，汉译佛经中对讲孝道的典范人物和故事作了格外的注意。《佛说菩萨睒子经》、《盂兰盆经》中睒子孝亲、目连救母的故事被当作佛教劝人为孝的经典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佛说菩萨睒子经》中记载：
　　时有菩萨名曰一切妙。仁慈惠施救济群生。常行四等心度世危厄愍育苦人。时于兜术天上教授天人。常以昼夜各三时定意。思惟三界。照观十方天下人民善恶之道。知有孝顺父母奉敬三尊。恭顺师长修诸功德者。常以天眼遍察五道。时有迦夷国。中有一长者孤无儿子。夫妻两目皆盲。心愿入山求无上慧。修清净志信乐空闲。菩萨念言。此人发意所学微妙。而两目无所见。若入山中者或堕沟坑。或逢毒虫所见枉害。若我寿终为其作子。供养父母终其年寿
　　于是菩萨寿尽。即下生为盲父母家作子。父母欢喜甚爱重之。本发大意欲行入山。以生子故。便留乐世间。子年七岁号字曰睒。睒至孝仁慈奉行十善。不杀不盗不YIN不欺诳。不饮酒不妄言不绮语。不嫉妒不咒诅。信道不疑昼夜精进。奉事父母如人事天。言常含笑不伤人意。行则应法不妄倾邪。父母喜悦无复忧愁。年过十岁。睒长跪白父母言。本发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无上正真。岂以子故而绝本愿。人在世间无常百变。命非金石对至无期。愿如本意宜及上时入山清净。我自寻随与父母俱。供养随意不失时节。父母报睒言。子之孝顺天自知之。不违本誓便共入山……[10]
　　一天，睒子披着鹿皮去池边打水，被迦夷国国王误射身亡，临死前想到自己父母无人赡养，于是大呼“是谁箭杀三道人”，激起天怨人怒。国王悔过，愿留山里奉养盲老。盲老知情，仰天号哭，愿代儿死，最终感动上天。睒子复活，盲老重见光明。
　　《盂兰盆经》中记载：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大目干连始得六通。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观视世间。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目连悲哀。即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便以左手障饭右手抟饭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悲号啼泣。驰还白佛。具陈如此佛言。汝母罪根深结。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虽孝顺声动天地。天神地神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11]
　　于是目连于七月十五日和百味饭食供养十方僧人，用僧众的加持力最终使得母亲脱离幽冥，得到解脱。
　　佛法东传以后，为了配合和适应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同时也为了让佛法能让更多的人理解明白，出现了大量以《提谓波利经》和《佛说父母恩重经》为代表的疑伪经。
　　《佛说父母恩重经》中记载：
　　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是以寄托母胎十月，岁满月充，母子俱显生堕草上。父母养育，卧则兰车。父母怀抱，和和弄声，含笑未语。饥时须食，非母不哺；渴时须饮，非母不乳……呜呼慈母，云何可报？[12]
　　这段经文完全以世俗的口吻和笔调说明尽孝道的必要，唤起父母子女的人间亲情，让人读来倍感亲切。
　　除此之外，在《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还记载了大量的不同时期佛教徒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关于儒释两家孰优孰劣的辩论文字，《牟子理惑论》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正是在长时间的冲突与磨和中，中国佛教与中国正统儒家学说相互妥协、相互吸收，才最终融和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古代印度，也不同于本土中国的特有的佛教孝亲伦理思想，并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人。
　　(1)(方力天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第九章《佛教与中国伦理》序言部分
　　[1]王月清《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第五章《中国佛教孝亲观》前言部分
　　[2]汤一介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3]《长阿含经》
　　[4]《阿含部T1》p.251.2(电子版)[0]
　　[5]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第九章《佛教与中国伦理》
　　[6]方立天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第九章第二节《封建家法制和佛教孝道论》
　　[7]《论语·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