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是友好的国家,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特别是中日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两国人民和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相互了解不断加深。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来之不易，这是双方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友好人士(包括佛教界人士)，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尊敬的赵朴老就是其中之一，他为打开两国僵局、开展两国的友好交往，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众所周知，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是空前的，日本侵略者不仅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土地，还屠杀了我国大量军民，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有3500万人，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多万人。正如赵朴老在1995年8月初，为首都佛教界搞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上所讲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成为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日本人民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朴老还说：“中日两国人民是愿意和平友好的，发展和保持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因此，中央领导同志从我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出发，十分注重和日本的关系问题。在1996年下半年，赵朴老在中佛协关于加强中日友好关系的一次谈话中曾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日邦交尚未建立，但周总理、廖承志等领导人很重视开展对日交往工作，周总理曾对我说，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特别注意，我们佛教协会可以通过两国佛教界的交流，为增进两国民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多做工作。廖承志同志对我说：‘中日和平友好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保证。开展民间外交是一种重要途径，在这方面中国佛教协会有很多有利条件，自然占了重要地位。’” 赵朴老为了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就一直注重做日本佛教界的工作。

在1952年10月的金秋时节，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赵朴老代表中国佛教界向出席这次会议的日本代表赠送一尊药师佛像，请其转给日本佛教界。这一珍贵圣物，寄托和表达了我国佛教徒期盼和平与友谊的殷切愿望。他犹如一位中日两国佛教徒多年企盼的友好使者，在日本佛教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说明这尊药师佛不仅表达了我国佛教界和民众多年企盼和平友好的心声，也表达了日本佛教界与民众多年渴望和平友好的强烈愿望。因此，自赠送这尊药师佛开始，打开了中断多年的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大门。

赵朴老曾在佛协一次会议上谈到赠送药师佛的情况时微笑着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赠送药师佛像？我告诉他们，佛经上讲药师佛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是‘大医王佛’。有着消灭灾难和拔除众生痛苦的大愿。而那个时候的中日两国人民都饱受侵略战争的痛苦，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很多心灵的创伤需要治疗拯救！在那极其艰难、极其痛苦的岁月里，日本佛教界收到我送的这尊药师佛像以后，立即引起日本佛教界和社会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响，以日本佛教界一批著名长老为首，专门成立了‘中国佛教界寄赠佛像奉迎会’，为了迎请这尊佛像，他们经过认真准备，专门举行了盛大仪式欢迎这尊佛像。实际上他们这是希望中日两国佛教界和两国人民实现友好，改变目前的对立状态。”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就收到日本佛教界许多名人联名写来的感谢信，这封信的译文（原文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曾在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刊《现代佛学》（文革前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刊，1981年1月30日改为《法音》）上刊登过。朴老说：“这封信写得很好，很恳切，日本朋友来我国访问时曾让他们看过。信中说：‘我们日本佛教界没有抵制住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对此表示忏悔，’这是很好的。信中还写道：‘佛像十分美好，而且当我们想到这件赠品所包含的和平与友好精神时，更不禁铭感万分。回想日本佛教徒在过去的太平洋战争期间，没有勇敢地依照佛教的和平精神，挺身出来努力制止战争，以至使贵国受到重大的损失，现在是虔诚地衷心地忏悔着。’据我所知在日本社会各界中，真诚反省战争危害、要求和平友好的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佛教界老一辈的长老们始终是态度最为坚决、行动最为彻底的。日本佛教界朋友很了不起，真正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教精神。”赵朴老又说：“信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文字，即信中说：‘在此还有一事奉告，即战争时期在我国内被惨杀的贵国同胞的遗骨，我们曾与留日华侨共同举行过追悼法事，并决定还要举行一次更盛大的追悼法事。还请政府尽快把这些遗骨送还贵国。这是无可宽恕的罪恶，从心底里向你们告罪。’还表示今后愿意加强联系，加深友谊。这是一封情真意挚的重要谢函。几十年后我每当想起它，都不由得很感动。” 朴老这时抬高嗓门高兴地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接触的开始，从那时起，打开了中断多年的中日两国交往的大门，我们两国佛教徒便在药师佛和平与友谊这个伟大象征的感召下，共同开始了重建中日友好大厦的工作。”

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一开始就包含着消除战争伤痕、促进中日友好的重要内容。日本佛教界收到赵朴老赠送的药师佛以后，他们一方面给我们寄来了那样热情又恳切的感谢信；另一方面在这封信发出不久，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在大谷莹润长老、西川景文长老、管原惠庆长老等人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自然的和人为的各种艰难险阻，在那冰冻封锁了两国绝大多数通道的年代，他们站出来，并马上付诸行动，为唤起日本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省，为了消除战争的伤痕，促进日中和平友好逐步开展，他们联合其他民间组织，联合了东京华侨总会、日本佛教联合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14个友好团体，于1953年2月17日成立了“中国在日本殉难烈士慰灵委员会”。这些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还亲自担任该委员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都是我国佛教界忠贞不渝的朋友。从1953年开始，在“该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日中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把中国在日本做劳工殉难者遗骨收集起来，运往我国。1953年7月第一批550具在日殉难者的遗骨运达我国天津。同年8月“该委员会”事务局长管原惠庆长老，以第二批遗骨护送团团长的身份来华。此后十年间，他们从数十处矿山、港湾、军事工程地下等处收集了被日军虏往日本做苦力的中国战俘和劳工在日本殉难者的遗骨共3000多具，先后分9次送还中国。赵朴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满怀深情地说：“在五十年代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日本佛教界把中国华工的骨灰送回来，那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候中日还没有建交，也不通航，他们坐很小的轮船，是很颠簸的，当然比起唐代鉴真法师赴日本的时候要好的多了，但总还是机器船，还是很颠簸的，我坐过那种船，在日本海上，颠簸得很厉害。日本这些佛教界友好人士，克服重重困难，他们1953年送殉难者遗骨，1954年送，1955年送，他们每次送骨灰来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他们。到1955年周总理说，你们不要送了，‘四处青山可埋骨’啊，这是苏东坡的一句诗，到处的青山都可以埋骨，不必再送了。日本佛教界的朋友，他们乘着小船，漂洋过海，先后多次送骨灰到中国，他们是借送烈士遗骨这个机会，做中日两国民间的友好工作。表达了日本佛教徒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和友好感情。就是在日本殉难烈士委员会的护持下，中国在日本的死难者才能魂归故国。我们对日本佛教界循着生死线、循着人类良知走来的这些朋友，怎能忘怀呢？与此同时，我国也提供各种方便，协助三万多名在华日侨返回日本。”赵朴老说：“我曾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欢送他们，在欢送他们的会上还讲了话。这批回国的人中，有不少人尽毕生之力从事日中友好事业。”

为了促进中日友好，日本佛教界的朋友们，他们劳心竭力，从多方面做中日友好的工作。在50年代，在日本佛教界大西良庆长老、大谷莹润长老、营原惠庆长老、道端良秀长老的带动下，日本开展了“日中不战之誓”的签名运动，声势很大，影响很广，不少人都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他们挺身而出，冒着严寒与酷暑在街头征求签名。这一运动把日本佛教界、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团结到中日友好的旗帜下了。尤其是大谷莹润长老，他为促进中日友好竟退出自民党、牺牲其大臣地位，发起“日中不战之誓”的签名运动。他和西川景文长老到中国访问时，将“日中不战之誓”的签名簿送给中国佛教协会。赵朴老代表中国佛教协会，接受了这份充满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兄弟之情的珍贵礼品。赵朴老在中佛协一次会议上谈到这一珍贵礼品时严肃地说：“日本有些人不是到现在还纠缠‘侵略战争’和‘不战之誓’这些提法吗？其实，50年代初日本佛教界的长老们就明确提出了忏悔、谢罪和不战的主张，这说明佛教是真正一种有良心的宗教，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宗教啊！”朴老还说：“这一签名运动，大大推动了日本佛教界、文化界以及其他各界与我国的友好关系。”

大量事实表明，从赠送药师佛像、打开中日交往的大门，到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得到恢复、发展乃至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佛教界都做了大量不可替代的工作，做出了应有贡献。许多事实说明，赵朴初会长生前所讲的：“我们佛教能够在促进亚洲及世界和平中做些事情，宗教可以在国际关系方面做一些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事业的事情。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不仅是对日本，对亚洲许多国家都是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多年来，我们佛教界就是按照赵朴老的这一指示，为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一直在努力工作着，不停地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