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

　　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的接触最早是在成吉思汗时期。最早皈依西藏佛教的蒙古族王室成员是阔端王子。窝阔台继位执政后，曾派他镇抚秦、蜀、吐蕃等地。1240年，吐蕃全境归元。阔端确定了利用宗教统辖西藏的策略，并选中萨迦派作为联系的对象。

　　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于1247年与阔端会面，首兴宗教于边界蒙古地方。从此喇嘛教在西部蒙古开始传播，蒙藏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阔端信仰喇嘛教有强烈的政治意向。萨班明确表示臣属于蒙古，阔端则承认萨迦派教主主持西藏政务。这样，蒙古贵族通过以教辅政的办法，更顺利地收服了西藏。

　　阔端之后，蒙古王室大力扶植喇嘛教的是忽必烈。1260年，忽必烈称汗于开平，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蒙古统治者扶植的喇嘛教不限于萨迦派，对于噶玛噶举也是关照备至。从忽必烈和蒙哥分别接见噶玛拔希，并由此发展为黑帽系以来，直至元顺帝父子，这一系统也一直在皇室中传授密法。

　　元亡以后，蒙古各部在大漠南北裂土割据，蒙古各部普遍注目于喇嘛教，其中，16世纪中叶兴起的漠南蒙古土默特俺答汗（1507—1581），在将喇嘛教推行到蒙古地区方面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

　　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与黄教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面，并召开规模宏大的法会。俺答汗宣称自己是忽必烈的化身，索南嘉措是八思巴的化身，并互赠尊号。至此，他宣布皈依佛教。

　　万历十五年，索南嘉措应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图门汗的重礼聘请，到蒙古东部讲经说法，黄教由此传入左翼蒙古各部。

　　索南嘉措对格鲁派喇嘛教向内外蒙古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索南嘉措临终留下遗言，说他将转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于是俺答汗的孙，苏密尔代青洪台吉之子成了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达延可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崇祯十三年（1640），喀尔喀蒙古与西蒙古封建主集会，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明确规定了保护和扶植黄教的政策。《蒙古?卫拉特法典》和《喀尔喀法典》则更详细地规定了各级喇嘛的种种政治特权，使寺庙和喇嘛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政治势力，逐步参与和左右蒙古的政治形势。

　　明、清两代在蒙藏地区继续推行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对于它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明王朝为解除蒙古贵族的军事侵扰，希图用佛教沟通双方的友好交往，对“出塞传经颇效勤劳”的喇嘛一一封赏。

　　清朝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对蒙藏地区的直接管辖，更特别看重喇嘛教对蒙古的作用。魏源所谓“以黄教柔驯蒙古”，正是清帝国的基本国策。乾隆说得简炼：“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以此安定边陲，巩固中央集权。

　　正由于清廷对喇嘛教取“神道设教”的态度，所以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乾隆在《喇嘛说》中列举了元朝曲庇喇嘛的历史教训，告诫皇室子孙决不可无限崇拜黄教，以致造成亡国灾乱。对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限制在不造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范围之内，对利用黄教进行反清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来源: 西藏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