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岭南文化·时代意义

　　林有能

　　中国禅宗六祖慧能，既真实又传奇，先悟道后出家，先成祖后成僧，虽文盲却有大智慧；六祖慧能把印度佛教中国化，创立禅宗，至今在世界仍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六祖坛经》是中国人写的、唯一被尊为“经”的佛教典籍，毛泽东称它为劳动人民的佛经。

　　1　慧能是一个伟人

　　毛泽东曾说过，广东历史上出了两位伟人，一位是孙中山，另一位是六祖慧能。孙中山之“伟”不用多费笔墨，而六祖慧能之“伟”，“伟”在何处？与六祖慧能相关的史实可以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慧能出身贫寒，是个未接受过教育的文盲，却得五祖弘忍的慧识，密授衣钵，成为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佛教，至今在世界各地仍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六祖坛经》是中国人写的、唯一被尊为“经”的佛禅典籍，被译成多国文字，流布五大洲。毛泽东称它为劳动人民的佛经。

　　——唐朝以降的君王，对慧能推崇有加。武则天和唐中宗曾两次下诏并派特使来韶州迎请慧能入宫内供养，向慧能问法，在慧能婉辞不赴后，又颁圣旨褒扬慧能对国民教化之功，还赐慧能水晶衣钵、袈裟、绸缎布匹等法物和用品，唐中宗赐慧能新州龙山故居为国恩寺，亲题“敕赐国恩寺”匾额。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朝廷迎请六祖袈裟入宫供养，至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代宗皇帝梦见六祖大师前来索还袈裟才令人护送袈裟回曹溪。唐宪宗皇帝于元和十一年赐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安放六祖真身的龛塔为“灵照之塔”。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谥六祖大师为“大鉴真空禅师”，宋仁宗天圣十年(公元1032年)，迎请六祖大师真身像以及衣钵入大内供养，加谥六祖大师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宋神宗时，加谥六祖大师“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至元代仁宗时，加谥六祖大师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广照禅师”。

　　——唐代三大文豪王维、柳宗元和刘禹锡分别为六祖慧能撰写碑铭……

　　像这样的人物，在广东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人。慧能确是一个伟人。

　　2　慧能是中国佛教的实际创始人

　　佛教自两汉时期东来华夏，逐渐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其中禅宗是最大的一个宗派。关于禅宗，一般认为佛祖灵山“拈花微笑”是其源头，至菩提达摩已是二十八祖。如果以达摩为中国禅宗的始祖，历二祖慧可、三祖僧灿、四祖道信、五祖弘忍，至慧能是为六祖。按照这样的发展脉络，为什么说慧能是中国佛教的创始人呢？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对中国佛教有一个基本的定义。中国佛教的学理介定最起码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它必须有佛教的基本义理，否则它就不能称为佛教；二是它必须有中国本土的特色，否则它就不能称为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初入中土的印度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漫长的冲突斗争、调和融洽过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代高僧大德筚路蓝缕、躬身践行，取得巨大成就，但至慧能前，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终未完成。

　　慧能在历代祖师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以其特有的大智慧，创造出南宗顿教禅法(或称南宗、或称顿教)。慧能的佛性观、修行观及解脱观，无不显出其独特之处：既不离佛教的基本义理，又有中国本土的特色；既有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又不弃佛教的基本立场。于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最终完成。

　　完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终于成了中国佛教的正统，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自此，如讲中国佛教，就一定要讲禅宗，如讲禅宗，就一定要讲六祖慧能；或者说，讲中国佛教而不讲禅宗，则无了主体，讲禅宗而不讲六祖慧能，则无了核心。难怪在柳宗元的笔下，慧能的曹溪禅成了中国禅宗的源头：“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一本《坛经》，融汇佛禅机理和中华文化，成了中国本土佛教禅宗的宗经；一派南禅，历千年而不衰，成了中国佛教的主脉。六祖慧能难道不是中国佛教的创始人吗？

　　3　岭南文化孕育六祖慧能

　　贫寒、文盲的慧能却成了佛祖和伟人，这确实留下了令人难解之谜，人们疑问最多的是，文盲的慧能为何能领悟本是玄妙深奥的佛教经典而成了祖师？未接受过系统的佛教理论浸润的他为何能给世人留下了体系圆融的佛禅机理？

　　彻底解谜固属不易，但从主客两观来审视，或许能略窥一二。

　　慧能虽未受过教育，但这并不等于其愚钝蒙昧，他虽出身于社会底层，但并不等于他生来就低贱。其实，慧能的生父本是文化人和官员，基因应是优质的，如要溯其远祖，则是汉代大儒卢植的后裔。所以，慧能在成祖前与无尽藏尼的对话和初见五祖弘忍时的机锋对接，无不反映出慧能过人的睿智，他的名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恰好是其本身的写照。

　　岭南文化，或更具体一点说岭南的佛教文化，对慧能成佛的影响是至深至巨的。一直被视为文化沙漠的岭南，但如就佛教文化而言，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却是先进的地区之一。早在东汉至三国时，中国第一个佛教大小乘兼修的僧人康僧会、第一部兼论大小乘经义的汉传佛教著作牟子的《理惑论》、第一本大小乘结合的译著《法华经》等就诞生于岭南。而西竺僧人和佛经从海路入华，必先抵岭南而后北上，如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达摩等高僧无不如是。尤其是被视为中国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在广州西关登岸，至今仍有“西来初地”圣迹存世。六祖慧能剃度出家的光孝寺，是岭南佛教和译经中心，其中，慧能受具足戒之戒坛、在菩提树下剃度和开演上乘的那棵菩提树均是印度僧人所建、所植……岭南实际上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镇。

　　在慧能生活的新州，隋唐时期虽是穷乡僻壤、流谪之所，佛教文化却异常活跃。据方志所载，小小的新州有佛教寺院达20多所；慧能出生时，就有和尚上门为他起名；慧能在县城卖柴就听到人们念《金刚经》，而这部经还是从湖北黄梅五祖那里传过来的。慧能北上求法途中，在曲江听无尽藏尼诵《涅槃经》，在乐昌听慧纪禅师念《投陀经》。

　　上述史实明白地告诉我们，在慧能生活的地域和时代，这种佛教文化的氛围和熏陶，对本具慧根的慧能来说，必是如沐法雨，犹饮甘露；尽管他不认得字，但他是很有意识地甚至是很刻意地去听别人诵念佛经的，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方式和过程。所以，在他礼拜五祖前，慧能并非对佛教机理一无所知。他后来在弘法时和在《坛经》中引用了大量的佛教经论，可以在其前期听说佛经的履历中寻到依据。

　　除了岭南的佛教文化，岭南人那种敢说敢为、吃苦耐劳的特质，也影响着慧能的成长和成功。初见五祖时，五祖问他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是来“做佛”而不是“学佛”。这“做”与“学”一字之差，却折射出他敢字当头的直率和底气。他在五祖寺八个多月，为了求得佛法，身背石头舂米，致腰被磨损生疽也不顾，体现了岭南人为求真理而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的勇气和精神。

　　慧能一生七十六年，除了在五祖寺八个多月，都是在岭南度过的，是岭南文化孕育出六祖慧能这位伟人。对此，王维在为六祖慧能撰写的碑铭中，有中肯的判语：“众生为净土”、“世事是度门”。这“众生”和“世事”就是慧能取之不尽的文化之源。

　　4　慧能的思想成了岭南文化一面大旗

　　岭南文化哺育出六祖慧能这位伟人，而慧能缔造的佛禅机理和哲学思想又为岭南文化、甚至中国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成为岭南文化一面鲜明的旗帜。

　　慧能“即心即佛”的佛性观、“顿悟成佛”的修行观、“自性自度”的解脱观以及打破偶像崇拜、反对拘泥文字、反对坐禅念经等主张，不仅是中国佛教的一场革命，而且已超出教界，影响着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进程。慧能的思想对中国宋明理学——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学、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王阳明、陈白沙为代表的心学——的影响至巨至深。所以有人认为：“慧能第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完成三教合一，宋明理学是第二个完成这一工作的，可以说是步慧能的后尘。”

　　慧能的禅法对中国的诗歌、绘画、书法、舞蹈、音乐、建筑风格等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深远而广泛的。以禅入诗、入画、入书、入舞，诗僧、书僧、画僧、乐僧以及佛教建筑风格，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学艺术的亮丽风景。

　　打破偶像崇拜的六祖慧能反而成了岭南人崇拜的偶像，成了岭南人心中的神灵。于是，不管是世居岭南还是客居他乡的岭南人，都把六祖慧能视为维系岭南人血脉的有形和无形的纽带。在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入川的粤人及后裔，他们的同乡会馆绝大部分以“南华宫”、“南华庙”、“六祖庙”、“六祖会”命名，宫内置六祖慧能像，定期祭祀。据统计，清代四川约有南华宫300所。而广东众多的海外华侨华人中，也多祭祀六祖，在南非由华侨捐建的第一座佛寺就名叫南华寺。

　　更需指出的是，岭南移民和海外侨胞对六祖慧能的祭祀，乡贤的情感成分远超宗教崇拜的元素。实际上，六祖慧能成了维系、凝聚乡情、团结乡人的一面大旗。

　　5　“生活禅”的时代意义

　　如果说慧能的佛性观、修行观和解脱观，更多、更大的影响在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话，那么，他的“人间佛教”、“生活禅”则是直面大众、直面社会、直面现实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要求人们在现实中寻求佛法；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行住坐卧、吃饭、砍柴、担水、劳作皆修禅；因此，在家也可以修禅，不一定要到寺庙去。这就是六祖慧能倡导的“生活禅”——在生活中修禅，在修禅中生活。

　　必须明白的是，禅修的功用在于对人的心灵的净化，而不是表面的功夫。当问及在家如何修禅时，慧能以一首无相颂(见《六祖坛经》)作答，而这首颂却是教人、育人、做人的至理格言：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出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贤。

　　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六祖慧能所强调的“心诚”、“心善”、“心好”、“行直”、“行善”、“积德”以及孝、义、忍、让等等这些以人为本、以心为先，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理念，不正是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吗？于此，其意义善莫大焉。

　　六祖慧能的禅法之所以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拥护，就在于它契合平民百姓的心理和生活的需求，在于它源于生活而用于当下生活。

　　六祖慧能的禅法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唐末会昌灭佛活动中其他宗派相继衰落后，它却一枝独盛，历千余年而不衰，至今仍生机勃发，就在于它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拥护，是劳动人民的佛教。

　　6　慧能南禅走向世界

　　六祖慧能的南宗顿教禅法，经其法嗣的弘扬，繁衍出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以及临济门下的杨歧派和黄龙派，史称南禅“一花五叶”和“五家七宗”。其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不但在中国本土枝繁叶茂，还迈出国门，将南禅推向世界。

　　源于印度的佛教，在印度本土慢慢衰落后，不少印度僧人就东来中土求佛问法。在慧能的门徒中就不乏天竺僧人，如曾为慧能剃度受戒担任说戒和证戒的印度僧人后来就成了慧能的弟子，在慧能有成就的四十多个法嗣中，就有西印度僧人成堀多三藏。

　　慧能南禅对域外的影响，首先是从山水相连的东、南邻开始而逐渐扩展的。据记载，慧能圆寂后约20年，就有朝鲜僧人收买贼人偷取六祖首级以便迎请回朝鲜供养，虽未遂，却折射出朝鲜教界对六祖慧能之尊崇。中朝佛教交流很早，但在朝鲜影响最大的则是南禅的各宗派，至高丽时期，更是把各宗派合并为“曹溪宗”，可见六祖慧能于朝鲜佛教影响之大。现今存世的德异刻本《六祖坛经》乃高丽(朝鲜)之刻本就不足为奇了。

　　禅宗传入日本始于8世纪，至镰仓时代(1192－1333年)才真正发展起来，慧能南禅法系的临济宗、曹洞宗和黄檗宗在日本的相继兴盛，带动了日本禅宗流派的勃发，达20多个，成为中国禅宗在域外影响最深、最广的地方。

　　禅宗对日本的影响，不仅限于教界自身，而是整个日本文化和大和民族的日常生活。如日本的茶道、花道、武士道、服饰等无不闪烁着禅光。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教授说：“禅宗传入日本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镰仓时代(11－14世纪)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由武士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治制度。禅宗及由禅僧为主要媒介的宋学的传入，为确立协调朝廷(公家)幕武(武士)和佛家(寺家)的伦理观念，发展日本民族文化起了积极作用。”

　　越南的佛教有海路印度佛教和陆路汉传佛教的双重影响，但南禅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却占主要地位，如明末清初的曹洞宗第二十九世、广州长寿寺主持石濂大汕禅师说：“卢祖(即慧能)归庾岭，宗风日向南”；“大鉴(即慧能)当年庾岭回，于今吾道又南开”。他于阮氏王朝时去越南传教，信众达二千余人，得阮王礼敬，赠金帛无数。

　　禅宗对欧美的传播，日本人和华侨起着中介的推动作用。1893年，日本僧人释宗演出席世界宗教大会，对禅宗进行了推介，从此引起了美国人对禅宗的关注；禅学硕德铃木大拙对禅学研究的贡献，直接推动了禅宗在美国的蔓延。此外，美籍华人对禅文化的译介也作出巨大的贡献。但发展到后来，美国善信发现，经日本而来的禅宗已变了味，于是又纷纷前来南禅发祥地——广东，以求得原汁原味的南宗顿教禅法。

　　六祖慧能禅法走向世界的另一个表征是《六祖坛经》在世界的传播。自1930年黄茂林英译《六祖坛经》，先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开了英译《坛经》之先河，到目前为止，已有12种英译版本。除英译本外，还有韩、日、法、德、西班牙等文译本。林光明教授在其译本中说：“依佛经翻译成外语的次数多寡排名……第一名当然是《心经》……排名第二的应该是非《坛经》莫属。”蓝卡斯特教授也说：“《坛经》是西方世界最熟知的佛教经典之一。”

　　（作者系广东禅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 南方日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