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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与玉泉寺无迹禅师
唐代诗人张九龄、孟浩然、元稹等曾多次来当阳玉泉寺访胜,留下题咏,以后历代均有名流雅士纷至沓来。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晚明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和袁宏道。据初步统计,袁宏道写玉泉寺的诗有二十五首。袁宏道与玉泉寺关系之密、情缘之深,与玉泉寺高僧无迹友谊之笃,为玉泉寺振兴、重修之尽心竭力,在文人与寺院及佛道人物的交往史中,是不多见的。 袁宏道是明“公安派”创始者、文学家;无迹禅师却鲜为人知。其实,无迹为明代高僧,并为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所瞩目。 无迹(1545-1628),名正诲,俗姓刘,当阳人。明万历至天启年间为当阳玉泉寺住持,享年八十四岁。十岁祝发于石宝山;“十六岁游西陵,憩圣水寺”。二十岁作偈日:“善财与我原同性,不证菩提誓不休”;于是遂“南访天柱和尚于普仰寺,天柱器而留之”。无迹居普仰三载,“遍阅大藏 (经)”。又“寓金陵数十年,遍游庐山、五台、琉璃、瓦宫、帝京”。天柱在世时,曾向他口授北宗“五十六字”;天柱逝后,无迹据此于玉泉寺东七里处,找到了度门寺。自此,他于神秀国师塔前复建玉泉寺别院度门寺;并永驻度门,“为北宗后裔”。他于玉泉寺“深究经旨”,“专净业书”,“夜课弥陀不辍”;“于寺讲楞伽楞严(经),听者千余人”。又“因之两都(即南京、北京)登讲席”,弘法讲学。他一生好读儒书,并“多解义”。著有《八识格庄子注》一书及许多诗文。 无迹选择当阳玉泉寺落根,不足为怪,这与他的师禅天柱和尚崇尚神秀、修业禅宗有关,更与他追随智颤、神秀和仰慕玉泉寺密切相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曾有过显赫和辉煌。它是应天台宗的创建需要,由天台宗祖智颉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年)亲手开创的千古名刹,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祖庭,是天台宗教观“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特别是其核心著作《摩诃止观》和天台宗完整理论体系的创建基地及弘法基地。天台宗之前,中国佛教处于幼稚、混沌状态。天台宗的诞生,使中国佛教从鸿蒙走向开化,走向光明,标志中国佛教已经成熟,“中国化”的佛教已经诞生。总之,天台宗诞生标志着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这一意义上讲,当阳玉泉寺是中国佛教的诞生地和策源地之一。 玉泉寺还是被誉为“三代国师”、“两京法主”的唐代高僧神秀所开创的禅宗北派的祖庭和发祥地。天台宗和禅宗两个佛教宗派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地位极高,它们从天台国清寺、当阳玉泉寺及两都——长安、洛阳,走向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佛教领地,在那儿生根、开花、结果、繁衍、壮大。这就难怪直至当今,东南亚等国众多地区的佛教界、佛学界和海外华人宗教界,仍将当阳玉泉寺奉为佛教的一颗明珠。 玉泉寺的鼎盛时期在唐代和宋代。唐宪宗大臣、吏地学家李吉甫,曾称天台国清寺、江陵(即当阳)玉泉寺、摄山(即南京)栖霞寺、长清(即山东)灵岩寺为“域中四绝”。宋代,玉泉寺被誉为“荆楚丛林之冠”。玉泉寺一度毁于元代兵火;明成化年间,玉泉寺开始复苏。无迹禅师于明万历年间来到度门寺时,玉泉寺这座名刹是一片破败景象。无迹的(度门漫兴)一诗云: 天诏曾闻下玉泉,一回经此一潸然。 断碑有字埋荒萆,废塔无名起暮烟。 衣自六传沧海变,法当千载鬼神怜。 今人不识唐朝寺,只把金沙作墓田。 正是为着玉泉寺的振兴和大修,无迹与袁宏道于都城北京相遇。关于玉泉寺在明代的这次规模最大的重修,许多史籍均有记载。袁中道在《游玉泉记》中写道:“浸至近代”(指万历年间),玉泉寺“仅存一殿,欹侧欲颠。迹公居度门,伤其荒芜,有志缮修,北走神京,大开讲肆。时黄平倩及予兄弟三人过之,迹公言及此寺,几欲堕泪。于是平倩、中郎,各草一疏。不盈一期,宫府朝野,金钱麇集。其始终营综,中郎(即袁宏道)极为苦心。今遂焕然,复还旧观。”明人聂登第所撰《楞伽峰度门禅院记》,对玉泉寺这次大修记载:无迹“乃募金数干两,还新智者寺刹,重营神秀塔址,并建度门禅院。” 据《度门寺无迹禅师碑文》载,玉泉寺这次大修,“工肇于壬寅(即 1602年),成于丁未(即1607年)”,历经五年,“庄严名刹,巍乎复兴”。关于玉泉寺大雄宝殿的修建,袁中道写得更为明确具体。他在《游居柿录》卷五中写道:“依山宝殿雄踞,上有‘智者道场’四字,黄平倩太史书。旁联为:‘襟江带汉三千里,盖紫堆蓝十万年。’家中郎作也。”历经多次修缮,至今依然保持典型明代建筑风格的玉泉寺大雄室殿,明万历年间的这次大修,由无迹禅师主持,由袁宏道、黄平倩等鼎力相助重建而成。当今欣赏这座以七十二根金丝桶木立柱为支撑,用材硕大、半拱交错、不用一钉一铁、全以木质构造、卯榫坚固、屋面为重檐歇山式的工艺精湛、造型典雅奇特、于古往今来长江流域地区所仅有的雄伟单体大佛殿(即大雄室殿)时,怎能不令人怀念作出了不朽贡献的无迹禅师、袁宏道、黄平倩等历史人物呢?又怎能不令人追念创造这一历史建筑奇迹的民间能工巧匠呢? 袁宏道约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至次年六月间,与无迹禅师于北京相遇,又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七月,在无迹禅师高足宝方僧的陪同下,离京南下抵达故乡公安。在故乡“山居六年矣”(《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五)。其间,他为家乡做了许多事,包括动员、帮助当阳合溶(即河溶)居士任乘舟到玉泉寺修建十方堂和为公安县修撰《公安县志》。“以一代之才,作一邑志”(雷思霈《公安县志·序》),“苦检括难”,整整笔耕三载,志书始成。足见袁宏道著书冶学之严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首次出访玉泉寺后,次年是无迹主持玉泉寺大修动工的第一年,袁宏道再次出访玉泉寺,写有《雪霁看月,和度门韵,时将发玉泉》、《人日同度门发足上玉泉》二首诗。“人日”,即正月初七,袁宏道是这一天发足的。紧接着他又作了《元夕,度门出宫中月饼同赋》七绝三首。“元夕”,即万历三十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度门”,即无迹。据诗可知,袁宏道自正月初七发足玉泉后,直至正月十五元宵节,均是同无迹掸师一起在玉泉寺度过的;为元宵佳节助兴,无迹禅师展示了皇室赠赐给他的宫中月饼。这是一组有着丰富政治内容和历史内涵的诗。现将七绝三首分别抄录于下—— 诗一云: 曾向昭容手内传,绿绨亲押圣人前。 三千里路秦宫月,和雪和烟到楚天 “昭容”系皇宫女官名,汉武帝置。唐朝列昭容为九嫔之一,官二品;宋、明亦然。“绿绨”为一种非常高级的绿色罗绫,系指人——指穿着绿绨官服的昭容。全诗意思:无迹所出示的“宫中月饼”,原是由昭容亲自献奉给圣人供皇帝享用的时令食品;这样高贵的月饼,竟作皇室礼品,赏赐给数千里之外的玉泉寺无迹禅师。这就足见玉泉寺及其住持无迹在明神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了。接下来,袁宏道将宫中月饼比做“秦宫月”,意境很美,寓意深长,且耐人寻味。“和雪和烟”一句,点出皇室月饼是在雪花飞舞的冬季,很可能将宫中月饼作为春节的礼物,从京城历经数千里风尘,才到达楚地玉泉寺的。 诗二云:盘中犹折半宫花,刻凤攒龙自内家。 不是国师争袖得,也应坠破紫袈裟. “内家”,古为皇室别称。“争”,疑问词,作“怎”讲。诗的意思是:盘中的月饼有如皇宫里珍奇花卉般贵重,是供奉皇帝中秋节享用的。无迹禅师若不是国师又怎么能够获得呢?这份皇恩浩荡的贵重礼品,无迹禅师的紫袈裟也承载不起。 称无迹为“国师”者,袁宏道算是第一人。这是袁宏道以“国师”之称,说明无迹禅师在明皇室中的深远影响,在明代佛教界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诸如明神宗曾向玉泉寺赠赐《大藏经》,慈圣太后为修缮玉泉寺赐于金,等等,也都应是袁宏道所称的无迹掸师“国师”地位的佐证。 诗三云:曾是金娥印得成,留将旧样说阴晴。 等闲放出中秋月,并与春灯一夜明。 如果说,袁宏道这组七绝诗的前二首是“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话,那么第三首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了。“金娥”,即嫦娥,明月的化身。诗中作者以优美的笔触,将“说阴晴”的月亮与明皇室馈赠的宫中月饼联系在一起,将中秋节与元宵节联系在一起,将中秋月与元宵春灯联系在一起,又将它们井然有序地交织起来写,尽情抒发,一吐为快,使诗主题、诗形象和诗意境出现了一个飞跃!诗中通过对“宫中月饼”的种种丰富、美丽的联想,描绘出一个既恬静、肃穆又喜庆、欢乐、美好,而有着深远意义的元宵夜晚。末尾两句“等闲放出中秋月,并与春灯一夜明”,则给人一种强烈的“光明永驻”的暗示。 袁宏道的《元夕,度门出宫中月饼同赋》七绝三首,无疑是古典诗中的佳品。袁宏道“宫中月饼”诗,是迄今所发现披露明皇室向无迹禅师赠赐宫中月饼一事的惟一史料。七绝三首,不仅有着珍贵的文学艺术价值,且对明王朝的宗教和政治的研究、对地方史志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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