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观路上，幸遇明师

　　释性广

　　感时悲教，救亡图存

　　笔者有幸，在中壮之年，已恭逢并见证了台湾佛教之教运由弱转强的时代。仔细思维，佛教在台湾的复兴，应与鼓励佛弟子关怀苦难，积极入世的“人间佛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国七十一年，笔者出家于供奉慈航菩萨肉身舍利的道场。初出家时，常听人引用慈航菩萨的名言：“慈善、教育、文化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而慈航法师与印顺导师，同为太虚大师的学生，也服膺并提倡入世关怀的大乘菩萨精神。一般人引用此句，强调的是入世利生的内容，但笔者解读到的，是当时佛教需要以此而为“救命”依凭的无奈与悲哀。

　　原来，长久以来，世人对于佛教已形成“愚妄迷信，经忏交易”的印象，所以评价很差；而流传在民间戏曲与口耳讥讽中的，对僧人的轻藐蔑视，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多视僧人为因家贫而从小被送养于寺院的社会底层人。

　　所以，无论是太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或印顺导师提倡的“人间佛教”，观其思想凝成的时代背景与心路历程，不但源于大乘佛子“不忍众生苦”的悲悯情怀，也更有感时悲教，救亡图存的危机感。

　　可以说，过往的山林佛教以逃尘避世而贻世轻藐，过往的聚落佛教以腐化堕落而贻世讥嫌，如何舍此二边而行中道？这正是导师穷毕生心力，深入三藏，学贯印、中（佛学），而提出“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之意趣所在！

　　当仁不让的普贤行愿

　　导师深知，人间佛教，不能徒托空言，必须身体力行，并以实际成果来证明其效力，这才能激发起追随者的信心。例如：寺院经济的既有陋习，导致僧伽失格，社会诟病。他深刻体会：必须先端正僧品，方能转变佛教的体质。但他并未采取像太虚大师那样“大闹金山寺”的激烈作法，而是擘画寺院经济的理想蓝图，并证明其可行性。

　　民国四十九年，导师在台北创建慧日讲堂，他说：“我当时有一构想，佛教难道非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不可！不如创建一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唯持下去！我从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实来证明。”（【妙云集】下编第十册，《平凡的一生》，页一○七。）有了前人成功的事例，于是有心人逐渐出现“寺院、道场要办‘道’不要办‘桌’”（台语“道”与“桌”同韵母）的反省。

　　殊堪安慰的是，如今在台湾，不祇是“寺院办道”的观念深植人心，连带的，慈善、教育、文化，这些利人益世的事业，已从过去“不得不然”的佛教救命圈，成为今时菩萨学人“当仁不让”的普贤行愿。相信这正是印顺导师提倡“人间佛教”的初衷，因为本位主义的消极自保，绝非人菩萨行的目的。

　　亲炙大德，喜获法益

　　忝为“人间佛教”的追随者，如上所述，笔者见证了一个佛教由弱转强的时代。其次谈谈个人的学法心得。

　　出家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思想苦无出路，尚幸拜读导师的著作，终于寻得学佛道上的指路明灯。最难得的是，无论是弘法还是禅修，笔者都因亲炙导师而得大法益。

　　民国七十五年底，笔者开始向信众弘法，所依教本，即是导师所著《成佛之道》。以后因追随昭慧法师以问学、护教，而得以时常陪同法师拜见导师，亲聆法音。

　　民国七十九年，弘誓学佛班在善导寺开课，由昭慧法师与笔者将《成佛之道》偈颂编成科判，经导师亲自修订定版之后，制成讲义，向四百多位第一期学员讲授。令笔者感动的是，他老人家不但将此科判细读细改，而且还致函昭慧法师，提撕重点。

　　民国八十年初，笔者开始接触并习学各种禅修法门。在修学过程中，虽也多次体会到禅修的知觉明达与轻安乐住，然而因有从导师教导中所得到的“正见增上”力，故尔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沉缅于身心的特殊经验，而忘记止观的真义与菩萨禅法的究极目的。禅修过程中，最常领受到的，就是身心的变化与特殊的觉受，然而在佛法中修学禅法，重要的不是寻求感受，而是对经验的确当诠释与正法抉择力的培养。禅修者如果一味强调自心体验，而不依于经教与正理以作检证，很难不堕入眛定、邪定之中，因此导师名之为“美丽而险恶的歧途”。

　　三学增上，择法依归

　　记忆深刻的一次，是民国八十四年底，笔者在一次的禅修营中，体会到一些超常的经验。禅修结束后，身心久久沉浸于难以言喻的欢喜踊跃中。由于每隔月余，都会随同昭慧法师去向导师请安问法，在那次禅修后去见导师，就向老人家报告：“最近学到一种特别强调不修禅定，而直接入于观慧的方法。”导师听了，当即问道：“那戒、定、慧三学，又要怎么说？”

　　一句问话宛如棒喝，笔者当场有一种恍然醒觉的震撼！惭愧的是，“法次法向”，“三学增上”的义理并非初次听闻，但只不过是身心得到一点超常的觉受，自己竟然把佛法正见抛在脑后了。自此笔者更是戒慎乎始，依八正道而以正见为基，将一切禅观体验，都置于正见之下而作检验。

　　为何修行时身心的超常觉受，更需要正见指引？笔者曾引喻说明：把一根直筷斜置于一杯水中，由于水中光线的折射作用，我们将看到筷子与水面的交接处，是折断而不连接的。认知中的直筷有如“择法的正见”，而视觉经验的断箸，则宛若“境相的错觉”，纵然是亲眼所见，但还是不可信的。

　　由于导师思想的提撕，使自己的禅观修学之路稳定踏实。笔者常自我警惕：切莫陷入“不以胜义印证，只重自心体验”的泥淖。面对修持过程中身心的诸多变化，过往诵读的导师法语，更成为彼时择法的灵感与依归，解决了许多禅修观念上的困惑与瓶颈。每从禅修营队回来，笔者总是就着个人修持的进境，与昭慧法师讨论如何与法义相互印契；偶或谒见导师，也会向老人家报告修持的心得，以求能不偏离于正道。

　　畅佛本怀，普贤愿行

　　印公导师著作等身，世人多注意他在义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忽略他在修持方面上的卓越见地。甚至有一种错误的传言，指称导师“不重修行”；由此衍生一种错误心态，认为他的著作是不讨论修行问题的，他对于修行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浮面感觉，其实有待商榷。笔者曾撰《人间佛教禅法》一书，分析并综论导师在禅修方面的卓越见地与研究成果。以下简略说明大要：

　　第一、在治学目标方面：导师以显扬佛陀本怀，建立契理契机的教法为治学理念，故不可能忽略佛法“依禅观以入于空慧”的究极理想；也绝不可能对变质异化的修持方法，模棱两可而不置可否。所以导师在探寻本质佛法，消化传统遗产之后，必然会依于“人间佛教”思想主轴，而凝成其禅观思想的结晶；而又因其治学长于“辨异”，故对汉传、藏传、南传佛教中那些不修行的人，修行错误的人，还有把修行定义得太狭隘的人，必然会提出一番反思与批判。

　　第二、在研究成果方面：印顺导师著作之中，论究禅法内容、辨析修行知见的篇章，不但数量颇多，而且时有孤明独发的卓越见地。最为学界所著称的，是探究禅宗初期从印度（如来）禅演变到中华（祖师）禅的《中国禅宗史》。其它诸如《修定——修心．唯心与秘密乘》等著作；对于宗见思想之所从出，方便适应之必然转折，宗门设教之隐微与歧途等等，都一一加以剖析，明确指出修持应有的正途与宗派歧出的关键。

　　论著蒙师题字、修订

　　民国八十九年，佛教弘誓学院举办第二届“人间佛教，薪火相传”研讨会，昭慧法师、悟殷法师与笔者，三人相约“以法供养”，用“各写一本新书并予以发表”的方式，来为导师祝寿。当时笔者深受江灿腾教授之鼓励，乃决定以自己的硕士论文《印顺法师禅观思想研究》为底稿，进一步明确提出：“人间佛教禅法”，是导师禅学思想中心。笔者希望能于该书之中，完整阐发导师精采卓绝的禅学思想与止观正见。

　　记得笔者在撰完硕士论文初稿后，曾带到华雨精舍，敬请导师指正。承蒙导师逐句看过，整份文稿留下了导师珍贵的亲笔校订字迹。

　　拙著《人间佛教禅法》第二章，介绍“人间佛教”思想的播种者──印顺导师的生平学经历；并特从几个面向，敬述导师一生勤恳治学，光风霁月的“圣之清者”的人格特质。后与昭慧法师至华雨精舍，呈给导师过目，第二天早上，导师看完后，慈详地微笑向笔者说：“我没有你写的这么好！”昭慧法师与笔者都不约而同地说：“导师您太谦虚了。”

　　书成付梓之前，又蒙导师慈允题字，于是在华雨精舍明圣、慧琛、慧璨诸法师从旁协助之下，眼力退化而手肘无力的导师，竟然扶着老花眼镜，以微抖而持笔不稳的手，一笔一笔缓慢地写下了该书书名：“人间佛教禅法”。笔者如获至宝，将此珍贵墨宝置于该书首页，以为纪念。

　　至今无论是禅学写作还是禅观教学，笔者还是掌握大乘三昧的要领，畅导普贤行愿的精神。这一切，固然来自个人体验的自信，其源头活水，还是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禅观思想。

　　禅观路上，幸遇明师，如优昙花，甚难希有。追思情切，无以言念，因兹略述二、三往事，与诸读者分享自己亲炙导师所获致的无限法喜。

　　——民国九十四年七月四日　于法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