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密在长安行迹、交往与著述略考

　　邱高兴

　　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上，宗密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僧人。他既是华严宗的第五代传人，同时也是禅宗荷泽宗的后人。宗密出生在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祖籍山南西道果州西充县，相当于今天的四川南充一带。宗密与华严思想的结缘始于四川，对华严思想有所体悟和认识则是在湖北襄阳以及洛阳，其华严思想的大成则是在长安一带。

　　一、宗密在长安一带的行迹

　　元和六年（811），宗密到东都洛阳去礼拜祖师神会和尚的骨塔，住在永穆寺。期间宗密在讲《华严经》时，一个叫恭泰的小和尚深受感动，自断一臂，以表供养。此事受到官府调查，宗密为了摆脱窘境，谎称自己是当时名震朝野的澄观的弟子，并修书一封给澄观，诉说了事情的原委。澄观答应了宗密为弟子的要求。这就打下宗密赴长安的伏笔。

　　大约在次年，宗密到了长安，开始跟随澄观学习。据宗密自述，最初的两年，他一直侍奉在澄观左右，“昼夜不离”。后来虽然因到各寺讲经，不能再如先前一样，但是至少每个月要去看望澄观两次，并听受教诲。如果有疑问时，则不限时间，随时咨问。此时宗密三十多岁，思想正在成熟的过程中，经过跟随澄观大约四年左右的学习，使他对于华严思想以及各种经典的掌握和理解，更加深入和系统。

　　元和十一年（816）的春天，宗密离开长安城，到了终南山的智炬寺。在这里他首先对已经接触十几年的《圆觉经》进行整理，写出了《圆觉经》分段的纲要（科文），随后又作了《纂要》两卷。此后，约有三年时间一直在智炬寺读经，自述云：“宗密比所遇释门中典藉，未有不探讨披览，且终南智炬寺，誓不下山，遍转藏经三年，愿毕方下山。”三年过后，宗密重回长安，住在兴福寺，在此他搜集《金刚经》的相关疏论，吸收其精华，撰成《金刚纂要疏》一卷、《疏钞》一卷。其后，他对唯识之学发生兴趣，在当年的冬天于兴福寺开始研究，直到次年春天移住保寿寺，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宗密撰成了两卷的《唯识疏》。

　　长庆元年（821）正月，宗密又回到终南山，住草堂寺，摒绝外缘，专心修行和著述。此一阶段是宗密著书立说的一个高峰期，也是确立他成为当时有影响的一代宗师的重要时期。他通过一些列著作的著疏，阐述了自己的佛学思想，展示了自己比较成熟的思想体系。首先，在这期间，他参考各家对《圆觉经》的注疏，对自己撰于元和十一年的《圆觉经科文》及《纂要》两卷，进行整理，到长庆三年秋冬之际，撰成《圆觉经大疏》。宗密自述说，此经的注疏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详细核查，并和同学、弟子作过多次讨论的基础上，不断修改，直到自认没有“疑滞之处”后，才最终完成的。自宗密初入佛门开始，《圆觉经》就是一部吸引他的经典。其后虽然接触华严思想，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圆觉经》兴趣，澄观所著的《华严大疏》等著作更成为他解释《圆觉经》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此外这部经典的写作，宗密还参考了“《起信》、《唯识》、《宝性》、《佛性》、《中观》、《诸摄》、《智度》、《瑜伽》”等诸多的论著。从宗密酝酿和准备《圆觉经大疏》的写作过程和对宗密思想的影响程度看，无疑这是宗密最为重要的注疏。此后几年他又相继写作了《华严纶贯》、《圆觉经大疏钞》、《圆觉经略疏》、《四分律疏》等著作。

　　二、宗密在长安一带的交往

　　随着宗密的声名远播，太和二年（828），唐文宗在自己的生日，即十月十日的庆成节[1]那天，诏他入宫讲经，并赐紫方袍，赠“大德”称号。从武则天开始，赐紫色方袍就成为了帝王褒奖出色僧人的一种手段。因此，获得紫衣称号就表明了一个僧人在政治上被认可，并有了获得士大夫和官僚阶层追捧的资本。宗密所获得这种政治荣誉很快使得他结交了更多的当朝的名士和官僚，如萧俛、温造、白居易、刘禹锡、裴休等。萧俛，唐文宗时任检校左仆射、太子少师。温造时任检校右散骑常侍、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白居易时任刑部侍郎。刘禹锡则先后任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裴休当时任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撰修、中书舍人等职。这些当朝的士大夫与宗密的交往大致都开始于他被征诏入宫讲法之后。萧俛、温造和裴休等都曾经向宗密问法，他们的问和宗密的回答形成了宗密的另一个重要的著作《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又称《裴休拾遗问》）。白居易曾作《赠草堂宗密上人》，诗中写道：

　　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

　　口藏宣传十二步，心台照耀千百灯。

　　尽离文字非中道，常住空虚是小乘。

　　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

　　刘禹锡也写过《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谒河南尹白侍郎》的诗，赠送给宗密：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

　　东泛沧海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

　　河南白尹大檀越，号把真经相对翻。

　　这两首诗，说明了宗密和刘禹锡、白居易都有很深的交情。

　　宗密在长安结识的诸多士大夫中，和他友谊最深，属亦师亦友关系者当为裴休。《法界宗五祖略传》中说：“朝臣士庶，咸皆归仰，唯相国裴休，深入堂奥而为外护。”《宋高僧传》则说：“影待形起，响随声来，有宗密公，公则有裴相国，非相国曷能知密公？相续如环，未尝告尽，其二公之道如然。”裴休在唐文宗时官至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撰修、中书舍人等职。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开始出任外职，历任江西、湖南等地的观察使。因此二人的建立友谊应当是在裴休在长安任职时。在这期间，裴休曾经就禅法宗派的“浅深、顿渐、得失”等问题向宗密谘问，宗密作答。其后又为宗密的重要著作如《禅源诸诠集都序》、《圆觉经大疏》、《原人论》、《注华严法界观门》等撰写序言，推动了宗密著作的流通。在宗密去世以后的大中六年（852），裴休官居宰相，成为朝廷重臣。大中七年，唐宣宗追谥宗密“定慧禅师”之号，并赐塔额，裴休亲撰《圭峰禅师碑铭并序》，高度评价了宗密的宗教修为，也为成为后世了解宗密生平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宗密在官场中广交朋友也险些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他被牵连到了著名的“甘露之变”的事件中。在唐太和九年（835），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李训在唐文宗李昂的支持下，密谋诛杀专权的当朝宦官。他们诈称左金吾厅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前去观看，准备埋下伏兵，一网打尽。但不料伏兵被宦官发现，事情败露，李训只好慌忙逃到了终南山，投奔宗密。宗密因为和李训交往很多，关系不错，于是打算把他剃发后藏在寺院。但因为弟子们意识到风险太大，阻止了宗密。虽然宗密最终没有收留李训，但是仇士良还是以容留朝廷重犯的名义，派人将他逮捕入狱。随后控告他犯有“不告”之罪，准备处死。宗密本人对此倒是不以为然，他说：“贫道识训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后来中尉鱼弘志十分钦佩他这种气概，为他求情，才免去了杀身之祸。

　　三、宗密在长安时期的重要著述

　　宗密在长安期间的重要著述，除了前面一节中所提到的外，在晚年时期，宗密还相继完成了《禅源诸诠集》（或称《禅藏》）及《禅源诸诠集都序》、《圆觉经道场修证议》、《盂兰盆经疏》等著作。特别是《禅源诸诠集》更是一部篇幅庞大的著作，乃宗密晚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禅源诸诠集都序》（以下简称《都序》）是宗密为一部其编纂的长达百卷的《禅源诸诠集》（或称《禅那理行诸诠集》，又称《禅藏》）所作的序言。因为《禅源诸诠集》本文已散佚，所以《都序》就成为了解宗密那本规模宏大的论集的一个重要著作。宗密是否完成此书，有不同看法。镰田茂雄认为宗密虽有打算，但并没有写。但是冉云华则认为宗密不仅作了《禅藏》，而且有一百卷之多。而且据他所言，镰田茂雄后也接受了他的观点（参见冉云华的论文《宗密著〈道俗酬答文集〉的研究》，《华岗佛学学报》第04期）。杨曾文认为宗密作了此书，但是数量远没有百卷之多，估计只有二三十卷（参见《唐五代禅宗史》第408-411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另日本学者黑田亮最早于《朝鲜旧书考》（岩波书店，昭和十五年）中提出，《禅门宝藏录》（现收于新纂《续藏经》64）中录有部分宗密所撰的文字，标为出自“圭峰《禅源诸诠集序》及《本录》”，其中部分文字和现存《禅源诸诠集都序》基本相同，但另外一部分文字不载于《都序》，当出自《本录》，由此，黑田亮提出了《本录》是否就是《禅源诸诠集》的问题？如果是，那么《禅源诸诠集》在宋末元初时尚存世。镰田茂雄经过进一步对比发现，不载于《都序》的文字，可以在《圆觉经略疏钞》的卷四、卷五找到对应的文字（参见《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第239-240页）。西口芳男在《〈禅门宝藏录〉の基础的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因为《诸诠集》是诸家文字语录的集录，《宝藏录》中被认为属于《圆觉经略疏钞》卷四的内容涉及达摩和慧可的对话，也可以看成是属于《诸诠集》，但是对应于《略疏钞》卷五的内容则完全是宗密所言，因此他断定，所谓《宝藏录》中出于《本录》的文字实际上是引自《略疏钞》，而非《诸诠集》。（参见《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第二期，第729页，2000年3月）

　　宗密撰写《禅源诸诠集都序》和编纂《禅源诸诠集》的具体时间，在有关宗密的传记中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是在《都序》中，宗密提到了的一些事件隐约地透漏了本文撰写的一个大概时间段，他说：

　　虽佛说悲增是行，而自虑爱见难防，遂舍众入山，习定均慧，前后息虑，相计十

　　年。云前后者，中间被敕追入内，住城三年（两年），方却表请归山也。

　　宗密“舍众入山”，指从长安退居在终南山。《大疏钞》中宗密自述：“后自觉化缘劳虑，至长庆元年正月又退在南山草堂寺，绝迹息缘，养神炼智。”这就是说宗密从长庆元年（821）开始住终南山，先后共计十年时间。除去中间太和二年（828）至太和四年（830）被召入宫内，那这十年大约应当持续到太和七年（833）左右。由此而言，《禅源诸诠集》大约写在此年之后。从《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有人质问：“今览所集诸家禅述，多是随问反质，旋立旋破，无斯伦绪，不见始终，岂得名为撮略佛教？”等语气看，作序时《禅源诸诠集》当已完成。如果考虑到太和七年以前的十年中，宗密每年都有不少注疏和论著问世，可能没有时间去完成这样一部篇幅巨大的著作，因此动手编写此书的时间最早开始于太和七年。《禅源诸诠集》篇幅巨大，一、两年之内完成比较困难。那么《都序》的最早可能完成的年代应当在太和九（835）年左右。由此，作为序言的《都序》完成的应当在此年或其后。宗密辞世在会昌元年（841）的正月，所以《禅源诸诠集》和《都序》是宗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所撰写的作品。

　　唐会昌元年（841）正月初六，宗密卒于兴福塔院[2]，享年六十二岁。遗体后移至圭峰，并于此火化。

　　[1]吉川忠夫在《裴休传》中认为，“庆成节”设置始于大和七年（833），因此裴休所撰《圭峰禅师碑》中说“大和二年庆成节，徵入内殿，问法要，赐紫方袍，为大德。”不能成立，大和二年时尚未有“庆成节”的名称。因此有可能是大和七年的误写。（参见日本《东方学报》第64期，第133-134页）但如参考宗密在《都序》提到的“住城”时间看，不可能是大和七年。因此应是裴休将后来才出现的名称冠于以前的事件上。

　　[2]宗密去世时所住寺院，裴休碑中说在“兴福塔院”。此兴福塔院位于何处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认为兴福塔院位于宗密常住的草堂寺，一说认为兴福塔院即宗密曾经住过的兴福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