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或“小说”中的唐五代禅宗史料

　　张子开

　　[摘要]伴随着近年明清史研究最振奋人心的创获顾诚《南明史》的问世，有关南明文化特别是文学的研究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历来史家关于“南明”的时空界定未曾统一，“南明文学”概念究系何指更从未见人澄清。文章考察了“南明”的词源、南明史实在时空的窘仄以及迄今为止的南明史著作的叙事策略，提出了南明文学的基本内容，并通过追究南明时代的历史属性，拓展出南明文学的心理时空。文章最后认为，只有在一个极为开放的宏通的视野中去把握南明文学，才有可能没有遗珠之憾地从中解析出有关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诸多启示。

　　[关键词]南明；南明文学；南明文学观；实在时空；心理时空

　　[作者简介]潘承玉，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后，浙江绍兴，312000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9—0132—06

　　众所周知，近年明清史研究最振奋人心的创获之一是顾诚八十万言《南明史》的问世。著名史学家何龄修先生在赞佩不置之余，也为该著未能展开有关南明文化特别是文学的描述而发出些许惋叹：“国破家亡之际，投笔从戎之时，颠沛流离之遇，舍生取义之场，都产生好诗。张煌言、顾炎武、韩绎祖、阎尔梅、魏耕、方文等是杰出的南明诗人，留下许多诗篇在思想、艺术上显示出震烁古今的辉煌。许多南明英烈的绝命辞、殉难诗，每篇(首)寥寥数十百字，无不铿锵有力，洋溢着长留天地的正气。还有许多有成就的散文，张岱、余怀、黄宗羲、王猷定、魏禧等都是著名散文家。甚至一些走出了国门的僧人的诗文集，如隐元隆琦《新纂校订隐元全集》、东皋心越《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也是生动的南明文学。”这一惋叹实际上指明了后人的努力方向。然而，历来史家关于“南明”的时空界定未曾统一，“南明文学”概念究系何指更从未见人澄清。为了更好地弥补南明史研究的上述缺憾，同时也为了更全面地勾画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一不可多得的志士仁人“用血和泪来书写历史的册页”时代之面貌，实有必要对“南明”概念的来龙去脉与“南明文学”概念的应有内涵略加考察。

　　一、“南明”词源与南明史实在时空的窘仄

　　海峡两岸研究者曾认为直到道、咸年间钱绮著《南明书》，“南明”一词才出现并逐渐被人接受①。这显然将此词的出现时间延后了一百五十多年。查康熙间江阴士人陈鼎撰《东林列传》，“南明”一词就在其中出现了。该书卷十二《黄道周传》末“外史氏”曰：“嗟乎!明既亡矣，而先生犹踉跄以图恢复，不亦难乎?假使南渡以来，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国，或者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于江左。奈何马阮不死，又欲诛戮东林，期于斩草除根而后快，则先生危矣。至唐王再起，已死之灰，焉能复燃乎?”此词乃比准赵宋首都汴梁倾覆，康王南渡重建，遂号南宋而来，是对北京沦陷之后，福王就位南京，朱明王朝死灰复燃，在一段时间内还俨然帝国等历史事实的尊重。但南明作为一个昙花一现的孑遗朝代，实与南宋的一百多年半壁基业不可相提并论；由于曾被广泛寄予“汉室中兴”的期望，在一代又一代汉族知识分子心中享有类似民族图腾的地位，严重威胁到满清统治的合法性，更是遭到清初历代帝王的抹杀。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官方权威话语环境中，所谓的南明王朝是不存在的，因为明朝在李白成攻破北京以后就灭亡了；满清赶走李自成，是代明复仇，政权得自“流寇”，其统御华夏，最得天人之正，享有无可争辩的正统地位。历修三朝始竣其事的《明史》本纪纪年，和乾隆初配合《明史》编行的《明纪纲目》(又称《明史纲目》《明鉴纲目》，后改称《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纪年，即均以崇祯十七年作为结束。检索《四库全书》全书(电子版)，不仅“南明”一词绝无仅有，连“残明”之类的概念也难得一见；凡是涉及南明史事者，最常使用的是将南明和整个朱明王朝混为一体的笼统的“胜国”或“故明”之词，或者就是将南明和晚明融为一块并毫不掩饰其轻蔑态度的“明季”措语。清初文字狱的发生，就泰半都和是否承认南明的存在相关。满清朝廷对南明王朝的无视和忌讳态度，南明存在之短暂而可以被忽略，均由此可见。

　　乾隆三十一年，鉴于涉及“明季伪号”文字狱案件的层出不穷，出于以严酷手段直接扑灭汉人民族思想的需要，同时也出于大力提倡各为其主的封建纲常以便利其统治的考虑，高宗弘历对南明的存在采取了一定程度上承认的态度。《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六一载该年五月上谕：“今日国史馆进呈新纂列传内《洪承畴传》，于故明唐王朱聿钊[键]加以‘伪’字，于义未为允协。明至崇祯甲申，其统已亡，然福王之在江宁，尚与宋南渡相仿佛；即唐、桂诸王转徙闽、滇，苟延一线，亦与宋帝呈、帝呙之播迁海峤无异。且唐王等皆明室子孙，其封号亦其先世相承，非若异姓僭窃，及草贼拥立一朱姓以为号召者可比，固不必概从贬斥。当国家戡定之初，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昨批阅《通鉴辑览》至宋末事，如元兵既人临安，帝显身为俘虏，宋社既屋，统系即亡，昰、昺二王窜居穷海，残喘仅存，并不得比于绍兴偏安之局。乃《续纲目》尚以景炎、祥兴大书纪年，曲徇不公，于史例亦未当。……若明之唐王、桂王，于昰、昺亦复何异?设竟以为伪，则又所谓矫枉过正，弗协事理之平。即明末诸臣如黄道周、史可法等，在当时抗拒王师，固诛戮之所必；及今平情而论，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可掩。”后来，他又就《通鉴辑览》关于明亡的时间安排批示编写者云：“居今之时，贬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于元，其谁曰不可?然朕不为也。……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夫福王设于江南能自立，未尝不可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若夫唐王、桂王穷窜边隅，苟延旦夕，此正与宋之帝呙、帝呈同例，不可仍以正统属之。”喜欢以“大公至正”的历史判官自我吹嘘的乾隆皇帝，“大度”地承认明朝在李白成攻破北京之后仍未覆亡，接受了弘光朝廷作为南明政权的存在。但是，弘光享国仅仅一年，对于弘光之后的其他南明政权，高宗却以其与南宋末窜居穷海、苟延旦夕的帝莴、帝呈无异，而坚持其一贯的无视态度。根据何冠彪先生的研究，“高宗赋予享国只有一年的弘光朝正统地位，实系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来确定清初的正统地位”，而且，高宗下令重修关系重大的正史《明史?本纪》时，并没有真的给予福王朱由崧一席之位。高宗对南明存在的一年口惠，虽出于其正统自居的满清立场之必然，反映了其割裂和抹杀南明的用心，但亦从一个侧面说明南明诸朝廷或时间过于短暂(如弘光、隆武仅存在一年)，或地域过于逼仄(如隆武仅拥有浙闽海滨之地，永历仅拥有与满清犬牙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摘要]伴随着近年明清史研究最振奋人心的创获顾诚《南明史》的问世，有关南明文化特别是文学的研究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历来史家关于“南明”的时空界定未曾统一，“南明文学”概念究系何指更从未见人澄清。文章考察了“南明”的词源、南明史实在时空的窘仄以及迄今为止的南明史著作的叙事策略，提出了南明文学的基本内容，并通过追究南明时代的历史属性，拓展出南明文学的心理时空。文章最后认为，只有在一个极为开放的宏通的视野中去把握南明文学，才有可能没有遗珠之憾地从中解析出有关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诸多启示。

　　[关键词]南明；南明文学；南明文学观；实在时空；心理时空

　　[作者简介]潘承玉，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后，浙江绍兴，312000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9—0132—06

　　众所周知，近年明清史研究最振奋人心的创获之一是顾诚八十万言《南明史》的问世。著名史学家何龄修先生在赞佩不置之余，也为该著未能展开有关南明文化特别是文学的描述而发出些许惋叹：“国破家亡之际，投笔从戎之时，颠沛流离之遇，舍生取义之场，都产生好诗。张煌言、顾炎武、韩绎祖、阎尔梅、魏耕、方文等是杰出的南明诗人，留下许多诗篇在思想、艺术上显示出震烁古今的辉煌。许多南明英烈的绝命辞、殉难诗，每篇(首)寥寥数十百字，无不铿锵有力，洋溢着长留天地的正气。还有许多有成就的散文，张岱、余怀、黄宗羲、王猷定、魏禧等都是著名散文家。甚至一些走出了国门的僧人的诗文集，如隐元隆琦《新纂校订隐元全集》、东皋心越《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也是生动的南明文学。”这一惋叹实际上指明了后人的努力方向。然而，历来史家关于“南明”的时空界定未曾统一，“南明文学”概念究系何指更从未见人澄清。为了更好地弥补南明史研究的上述缺憾，同时也为了更全面地勾画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一不可多得的志士仁人“用血和泪来书写历史的册页”时代之面貌，实有必要对“南明”概念的来龙去脉与“南明文学”概念的应有内涵略加考察。

　　一、“南明”词源与南明史实在时空的窘仄

　　海峡两岸研究者曾认为直到道、咸年间钱绮著《南明书》，“南明”一词才出现并逐渐被人接受①。这显然将此词的出现时间延后了一百五十多年。查康熙间江阴士人陈鼎撰《东林列传》，“南明”一词就在其中出现了。该书卷十二《黄道周传》末“外史氏”曰：“嗟乎!明既亡矣，而先生犹踉跄以图恢复，不亦难乎?假使南渡以来，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国，或者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于江左。奈何马阮不死，又欲诛戮东林，期于斩草除根而后快，则先生危矣。至唐王再起，已死之灰，焉能复燃乎?”此词乃比准赵宋首都汴梁倾覆，康王南渡重建，遂号南宋而来，是对北京沦陷之后，福王就位南京，朱明王朝死灰复燃，在一段时间内还俨然帝国等历史事实的尊重。但南明作为一个昙花一现的孑遗朝代，实与南宋的一百多年半壁基业不可相提并论；由于曾被广泛寄予“汉室中兴”的期望，在一代又一代汉族知识分子心中享有类似民族图腾的地位，严重威胁到满清统治的合法性，更是遭到清初历代帝王的抹杀。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官方权威话语环境中，所谓的南明王朝是不存在的，因为明朝在李白成攻破北京以后就灭亡了；满清赶走李自成，是代明复仇，政权得自“流寇”，其统御华夏，最得天人之正，享有无可争辩的正统地位。历修三朝始竣其事的《明史》本纪纪年，和乾隆初配合《明史》编行的《明纪纲目》(又称《明史纲目》《明鉴纲目》，后改称《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纪年，即均以崇祯十七年作为结束。检索《四库全书》全书(电子版)，不仅“南明”一词绝无仅有，连“残明”之类的概念也难得一见；凡是涉及南明史事者，最常使用的是将南明和整个朱明王朝混为一体的笼统的“胜国”或“故明”之词，或者就是将南明和晚明融为一块并毫不掩饰其轻蔑态度的“明季”措语。清初文字狱的发生，就泰半都和是否承认南明的存在相关。满清朝廷对南明王朝的无视和忌讳态度，南明存在之短暂而可以被忽略，均由此可见。

　　乾隆三十一年，鉴于涉及“明季伪号”文字狱案件的层出不穷，出于以严酷手段直接扑灭汉人民族思想的需要，同时也出于大力提倡各为其主的封建纲常以便利其统治的考虑，高宗弘历对南明的存在采取了一定程度上承认的态度。《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六一载该年五月上谕：“今日国史馆进呈新纂列传内《洪承畴传》，于故明唐王朱聿钊[键]加以‘伪’字，于义未为允协。明至崇祯甲申，其统已亡，然福王之在江宁，尚与宋南渡相仿佛；即唐、桂诸王转徙闽、滇，苟延一线，亦与宋帝呈、帝呙之播迁海峤无异。且唐王等皆明室子孙，其封号亦其先世相承，非若异姓僭窃，及草贼拥立一朱姓以为号召者可比，固不必概从贬斥。当国家戡定之初，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昨批阅《通鉴辑览》至宋末事，如元兵既人临安，帝显身为俘虏，宋社既屋，统系即亡，昰、昺二王窜居穷海，残喘仅存，并不得比于绍兴偏安之局。乃《续纲目》尚以景炎、祥兴大书纪年，曲徇不公，于史例亦未当。……若明之唐王、桂王，于昰、昺亦复何异?设竟以为伪，则又所谓矫枉过正，弗协事理之平。即明末诸臣如黄道周、史可法等，在当时抗拒王师，固诛戮之所必；及今平情而论，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可掩。”后来，他又就《通鉴辑览》关于明亡的时间安排批示编写者云：“居今之时，贬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于元，其谁曰不可?然朕不为也。……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夫福王设于江南能自立，未尝不可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若夫唐王、桂王穷窜边隅，苟延旦夕，此正与宋之帝呙、帝呈同例，不可仍以正统属之。”喜欢以“大公至正”的历史判官自我吹嘘的乾隆皇帝，“大度”地承认明朝在李白成攻破北京之后仍未覆亡，接受了弘光朝廷作为南明政权的存在。但是，弘光享国仅仅一年，对于弘光之后的其他南明政权，高宗却以其与南宋末窜居穷海、苟延旦夕的帝莴、帝呈无异，而坚持其一贯的无视态度。根据何冠彪先生的研究，“高宗赋予享国只有一年的弘光朝正统地位，实系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来确定清初的正统地位”，而且，高宗下令重修关系重大的正史《明史?本纪》时，并没有真的给予福王朱由崧一席之位。高宗对南明存在的一年口惠，虽出于其正统自居的满清立场之必然，反映了其割裂和抹杀南明的用心，但亦从一个侧面说明南明诸朝廷或时间过于短暂(如弘光、隆武仅存在一年)，或地域过于逼仄(如隆武仅拥有浙闽海滨之地，永历仅拥有与满清犬牙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交错且旋得旋失西南数省)之窘况，在实在时空上确乎渺不足观。

　　二、历来南明史著作的“南明”范围

　　尽管如此，南明毕竟是一个历史存在；有存在，自然就有反映这种存在的历史研究之必要。就在《明史》刊行的乾隆年间，远在朝鲜李朝的一位学者编写了中外历史上第一部以“南明”之名反映南明历史的著作《南明书》。清末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二《鄂砦续篇》末谓：“吾观朝鲜人所为《南明书》，其中书法实以正朔予安、绍诸帝而外本朝。”“安帝”即弘光帝朱由崧，唐王即位尊谥“圣安皇帝”，永历即位改谥曰“安宗简皇帝”；“绍帝”即唐王朱聿键，永历十一年尊谥“绍宗襄皇帝”。由此可见，这部《南明书》是把福王、唐王等政权都当作南明看待的。《南明书》大约民国以后即不再见于中土，连对南明文献广闻博研、造诣极深的谢国桢，其《增订晚明史籍考》亦云未见；但该书编撰动机与起讫之年，犹有线索可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正宗十一年丁未(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条载：“判中枢府事黄景源卒。景源字大卿，号江汉，忠烈公璿从子。少强学，深于三礼，力治古文，常以春秋大义自任。见张廷玉《明史》不与弘光以下三帝统，乃撰《南明书》，三本纪四十列传，起弘光元年，讫永历十六年。”“起弘光元年”是否不包括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后至该年底，不得而知，但该书以“南明”涵盖弘光、隆武、永历三朝，纪事终于永历十六年即康熙元年(1662)无疑。这一年确实可称南明史最重要的谢幕年份：永历帝被绞杀，南明抗清的三个领袖人物延平王郑成功、秦王李定国、鲁王朱以海先后病死。无独有偶，在更早的中土康熙中期，明遗民万斯同在著作《明史稿》的同时，对友人温睿临说：“鼎革之际，事变烦多，金陵、闽、粤，播迁三所，历年二十，遗事零落，子盍辑而志之!”后者亦以为：“今金陵、闽、粤三君，位虽不终，亦自帝其地，各有政教，理合纪载。”①他们也都把弘光、隆武、永历三朝至康熙元年近二十年的时段视为南明的存在时间。或许和中外史学家这种普遍的求真态度不无关系，清高宗于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对南明存在的态度，在其一年口惠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松动。该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朕以历朝嬗代之际，进退予夺，关系万世至公。……如明之末造，李白成既陷京师，江左遗臣相与迎立福王，图存宗社。其时江山半壁，疆域可凭，使福王果能立国自强，则一线绵延，未尝不足比于宋高宗之建炎南渡；特因其荒淫孱弱，君若臣相率为燕雀之处堂，寻至自贻颠覆。而偏安之规模未失，不可遽以国亡之例绝之。……至于唐王、桂王遁迹闽、滇，苟延残喘，不复成其为国。……但思二王为明室宗支……且其始末虽无足道，而称尊擅号，首尾十有余年，事迹亦多有可考。……又若其下诸臣，……虽开创之初，兵威讯扫，不得不行抗命之诛；而诸人琐尾间关，有死无贰，在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实为无愧。……著交《四库全书》馆总裁，将唐、桂二王本末撮敘梗概，并将当时死事诸臣姓名事迹逐一登载，诠次成帙。”可以说，自此以后，南明的存在得到满清官方的正式承认，而南明的具体时空指弘光朝一年时间的半壁江山和隆武、永历两朝号令施行十余年的闽、粤、桂、滇、黔一带，亦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如清末朝鲜人郑乔《南明纲目》，据《增订晚明史籍考》的介绍即起于崇祯十七年五月清兵入关，讫于康熙元年四月永历帝被害，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司徒琳的名著更直接题为《南明史：1644—1662》。

　　然而仔细阅读清初以来江南知识分子撰著的南明史著作，可以发现，对南明存在具体时空的认定尚不止于此。如《南疆逸史》凡例之一：“诸传之序，先金陵、次闽、次浙东、次粤。”在弘光、隆武、永历三朝之中，实际上增加了一个浙东鲁王朱以海监国政权。对此，凡例另条解释：“金陵之亡，闽有君矣；闽亡，粤有君矣。《鲁监国纪》不亦赘乎?曰：此以存诸遗臣也。诸臣之杂事唐、鲁、桂者多矣，若钱、张诸公，与鲁相终始者也；无鲁，何有诸臣?以诸臣之雄才大略、精忠烈志，皆与日月争光者，可以略乎?诸臣不得略，而监国乌乎不纪也?且闽亡之后，诸臣奉之长垣、奉之健跳、奉之中左、奉之舟山，闽中震动，独非国事乎?此皆不得附见于闽、粤者也。”长垣、健跳、中左(即厦门)、舟山等岛屿，乃钱肃乐、张名振、张煌言等民族英雄，奉鲁王抗清的闽浙海上基地，可以说是南明的浮动国土。该书凡例最后一条又云：“郑芝龙受明厚恩而不终，成功以子叛父，是何足志乎?曰：……成功痛父之不忠，矢心报国，奉粤朔不敢有二；迨至粤亡，犹依海角窃附，仍称‘天复’之义。明之世勋宗戚与夫将相大臣，受累朝厚恩者未有效忠若是者也，是以君子深悲其志焉。……然则何以不人粤?曰：地相隔也；此有土焉，势不得舍之以奉粤也。舍而奉粤，则亦壬寅(康熙元年)一俘囚耳，安能就海角中延明之余气哉!故以其父子祖孙自为一传。”坚持永历旗号的台湾郑氏政权也被温氏当作南明存在的一部分，这无疑是南明更大的一片浮动国土，它也把南明存在的时间推迟到了郑克塽降清的康熙二十二年。《南疆逸史》将鲁王政权和台湾郑氏政权纳人南明视野的处理方式，为乾隆以后不少同类史著所效仿。如乾隆十五年成书的李天根编年体《爝火录》：“始于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庄烈帝殉社稷，止于康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鲁王薨于金门，凡十有九年”，又因“鲁王薨于金门，前明之子孙尽矣，独郑成功‘遗孽’飘泊海洋，巢窟台湾，乘‘三逆’之乱，寇扰闽、粤，海上讫无宁宇；直至康熙二十二年七月，郑克塽归降，而‘僭伪’悉平，皇图混一。因再辑《附记》一卷，以终其事。”道咸间徐燕《小腆纪年》亦“专纪明末福、唐、桂、鲁四王及台湾郑氏事，自(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起，至(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王师取台湾止”，并明谓：“自成功初起，迄克嫉奉永历正朔三十七年，而明朔始亡。”近人柳亚子《南明史纲》纪事亦起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弘光即位南京，终于永历三十七年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郑克塽出降；当代著名史学家南炳文《南明史》的叙述时间，亦与此完全相同。

　　另外还应特别注意的是，《爝火录》与《小腆纪年》二书还把顺治五年戊子山西大同的姜壤起义，也放在了南明史的范围之中。前者凡例中有一条：“姜壤叛逆本朝，事在西陲，无关南服；以其称亦书永历年号，故亦附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李天根、徐燕等人的意识中，即使处在满清统治的腹地地区，而非置身南明政权直接作用的地域，一切高举南明旗号的抗清者，也可视为南明史的组成部分。这无疑是南明史时空的又一延展。著名南明史专家顾诚先生把清初北方各省的抗清运动均纳入南明史的范围，并把满清统治区中的“飞地”夔东抗清基地在康熙三年的覆灭视为南明史的终结，应当亦是受此启发而来。

　　三、所谓“南明文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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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南明”概念的时间上限应采取顾诚先生《南明史》的做法，即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都覆亡开始，而不必等到该年五月弘光即位之后。“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其时间下限，则应采柳亚子、南炳文等史家的做法，以永历三十七年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八月郑克姨降清为南明终结。诚如周家安先生所言：“盖从正朔上言，永历十六年(一六六二)起，昭宗虽已被弑，然其‘永历’年号仍在南明的海外基地——台湾岛上，堂堂正正继续沿用了二十年，故黄宗羲赞之曰：‘自缅甸蒙尘以后，中原之统绝矣。而郑氏以一旅存故国衣冠于海岛，称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厉王失国，宣王未立，周、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系于厉王，下不系于宣王，后之君子，未尝谓周之统绝也。以此为例，郑氏不可谓徒然’；次从种族上言，南明乃是一个汉人政权与满人政权相对抗的大时代，汉人政权直至永历三十七年方被真正摧毁。”可以说，明郑抗清既是南明抗清最为出色的组成部分，其台湾抗清基地的建立，更在陆上抗清事业完全归于失败之后，把整个南明抗清运动又延续了二十年，成为无数民族志士复兴故国的新的希望所在。例如，早年与其师一起组织过反清起义，后来又辗转各地秘密从事复明活动的广东诗人屈大均，就曾持续写下不少望海题材的诗作，表达了对明郑台湾抗清政权的无限向往和深情期许。如《季伟公赠我朱子纲目，诗以答之》：“天留一岛作华夏，茫茫海外长相望。”《海上》：“何当共徐市，一去十洲遥。”《通州望海》：“万里扶桑客，何时返故乡。”当康熙二十二年明郑台湾被清廷占领的消失传来，屈大均又写下《感事》七律四首，抒写下其反清复明梦想破灭的一腔忠愤。内云：“茫茫一岛是天留，父子经营作首丘。亮在自能存社稷，横来那得更王侯。……恨绝生降虚百战，桓文事业委东流。”“乾坤不没凭孤屿，日月长存赖一人。事败自应同正命，时危那得作遗臣?”“神华飘渺蜃楼中，吐纳风涛有汉宫。一代波臣持日月，十年海外尽英雄。”“市井多年作隐沦，不须东海更逃秦。英雄自古元无主，华夏而今岂有人?”总之，在时间上，“把朱氏三帝(弘光、隆武、永历)一监国(鲁王)和延平三王(郑成功、郑经、郑克)四十年间的事实联络起来，便是南明历史的全貌”。

　　在空间上，我们认为，“南明”概念不仅应该包括江南弘光半壁江山和东南隆武、西南永历之变动不居、渐磨渐消之数省江山，还包括鲁王监国君臣控制的闽浙海岛之浮动疆域；不仅应该包括坚持永历旗号之反清基地台湾，还包括崇祯十七年至永历三十七年总共四十年间反清起义直接涉及的其他所有地域，无论北方各省还是南方满清统治区中的反清飞地。所谓“南明文学”，应该就是发生在上述时空中的一切文学创作及其接受。然而，尚有更进于此者。

　　四、“南明”的心理时空与“南明文学”外延的拓展

　　南明政权与南明时代的基本历史属性是什么?对此，前贤已有种种探讨和概括；其中，美国司徒琳教授《南明史》的揭示堪称最为简明。该书除“引言”、“注释”和“引用书目”等前后缀成分，正文共有七章，标题依次是：“首次抵抗”、“首次失败”、“第二次抵抗”、“第二次失败”、“第三次抵抗”、“第三次失败”和“最后的抵抗，最后的失败”。综观谢国桢《南明史略》、南炳文《南明史》和顾诚《南明史》等书，虽无类似的章节标题，但其贯穿的历史线索与此实毫无二致；其他重要历史著作，如李洵《明清史》，专章阐述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四十年民族战争(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一六八三年)，其唯一线索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人民对满清征服的抵抗之战。可以说，抵抗一失败，乃是南明时期明确无误的历史波动曲线。换言之，南明时代的最基本历史属性就是反清。汉人《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这既是清末民初南社得名之因，更可以说，是南明成其为南明的历史属性。用“反清”的历史尺度去衡量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事象，显然，“南明”的外延尚可再扩展。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很多年前就曾谈到清初的诗应纳入晚明的范围说：“(清初)在野的诗人群中，有先朝的旧臣，有从事救亡运动的烈士，有倔强不肯出仕的遗老，有逃避现实托迹空门的艺人。像吴日生的《从军行》、伍容庵的《续正气歌》、方药地的《哀哉行》、王船山的《悲落叶》、石涛的《咏零碎山颠倒树》。其他效白香山的，有赵千里的《恶风折海棠行》、《书甲申三月十九日事》。学杜的有《高出之前后出塞与河东诸将》。至如李长科、金起士的《五歌》、《七哭》及《哀国变》七言长古等等，无不长歌当哭，怵目惊心，令人不忍卒读。……贰臣的诗，不免心怀隐痛，说不出的怨愤，流露于字里行间，(如吴梅村)这类的诗，严格说来，亦应部分附人明诗的领域。……康熙元年，明祚才完全寿终正寝。但在遗老的心中，却不信真为亡国。顾亭林在这一年的三月，三谒天寿山，有《三月十九日有事于(怀宗)攒宫，时闻缅国之报》一诗。自注引《庄子》，楚言凡亡者三，而凡君谓‘凡之亡不足以丧吾存，则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观之，则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这可代表明正式灭亡后遗民的最后呼声。自清初至康熙，明虽亡而犹未亡，大家刚尝过宗社沦胥之痛，亡国之音哀以思，他们的诗心不期然地与文文山《指南录》、郑所南《心史》等异代互相呼应。文、郑之诗正写于元世祖隆盛之世，后人把它刊于亡宋之诗，是合理的。照这样说来，清初遗民的诗是应刊人晚明，方符合这些诗人的意志。”饶先生意中的“晚明”，无疑就是我们所说的“南明”，而不是一般所说的明北都覆亡之前的晚明。因为他在以上这段话之前，已经先行写道：“明代的诗，到了晚期，已像一池死水，奄奄没有生气了”，“要到甲申之变”，才“把诗魂唤醒起来”。饶先生事实上已从诗的角度，把南明从实在时空延伸到了心理时空。这个心理时空，一经点破，其存在确毋庸置疑。例如，香港另一位著名学者就考证指出，今《亭林诗集》卷四康熙二年作《元旦》，原题《十九年元旦》，首联“十九年来一寸丹”，此十九年与崇祯和满清纪年均不合，乃以南明隆武为正朔，指隆武十九年；卷二顺治十年作《路舍人家见东武四年历》，原题为《隆武二年上出狩，未知所之。其先桂王即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位于肇庆府，改元永历。时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路振飞在厦门，造隆武四年大统历，用文渊阁印颁行之。九年正月，臣顾炎武从振飞子中书舍人路泽溥见此有作，更径用隆武纪年为诗题；其它“归心唐王”，“渴望中兴，翊戴唐王之作，不一而足”。台湾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黄永武教授1987年指导许淑敏完成的有关南明文学别集的硕士学位论文，斟酌再三题为《南明遗民诗集叙录》，亦提示了这一心理时空在整个遗民阶层的存在。因此，后人要展开南明文学的全面研究，理当踵武前贤，绝不可漠视这一心理时空(包括清初东北流人群中的心理时空)的内容。

　　这一心理时空不仅指华夏中土，还涵盖自古即受中华文化深度熏染的周边邻国日本、朝鲜、琉球甚至越南等地。例如朝鲜，作为古代中华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一向以“小中华”自居，长期受到尊华攘夷的儒家正统观影响，又因感激“壬辰倭乱”期间大明王朝的倾国相救，愤慨清人强迫签订“城下之盟”和扣留王子为人质的“丙丁之耻”，人清以后朝鲜李朝君臣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尊明贬清的思潮。与称明朝一直是“天朝”、“皇明”、“大明”不同，他们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称清之代明为“虏乘其衅，据我中原，礼乐衣冠，尽污腥膻，凡在遐迩，怨愤靡穷”；其历代国王《实录》，在明亡前本用明朝年号加国王在位年号，在明亡后则改用干支纪年加国王在位年号，不承认清朝年号；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即使是私人著述，许多也一直是采用崇祯年号或南明永历年号。即使到相当于乾隆年间的李朝英祖、正祖时期，其儒家代表人物成海应仍把明朝看成中国有史以来唯一最正统的王朝，因此，“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者，天下之正义也”。其以大报坛之创设为代表的对明朝的秘密崇祀活动亦一直延续到清末。在尊明贬清的思潮作用之下，李朝国内激进反清派和滞留朝鲜半岛的明遗民，还一边窥伺清人动向，一边先后积极与南明隆武、永历、郑氏政权和反清三藩势力取得联系，密谋“反清复明”的北伐起义。如孝宗即位伊始(清顺治六年，1649)，应教赵贇就上疏呼吁要“卧薪尝胆”、“雪耻报仇”，使“毡裘穹庐，再归文明”。八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赞善宋时烈复进言请通南明：“窃闻今日一脉正统，偏寄南方。……一国军民文武之中，岂无忠信沉密而应募愿行者乎?伏乞殿下默运神机，独与腹心大臣密议而图之。臣虽驽劣，极欲怀符潜行。”显宗十五年(清康熙十三年，1672)，布衣尹镌再上密疏：“丑类之窃据已久，华夏之怨怒方兴。吴起于西，孔连于南，鞑伺于北，郑窥于东。薤发遗民，叩胸吞声，不忘思汉之心，侧听风飚之响，天下之大势可知也已。我以邻比之邦，处要害之地，居天下之后，有全盛之形……得选卒万队，北首燕山，规恢进取，以拊其背，而扼其吭；开海洋一路，约郑人并势，以挠其腹里……为天下请命矣，为帝室桓文矣。”李朝国王孝宗亦曾对大臣言：“虏中事，予料之熟矣。……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炮(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正是因为李朝上下的这股思明仇清思潮的吸引，以“九义土”为代表的相当一批明遗民才栖居到朝鲜，把光复大明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希望终究破灭，和相当一批以中华文化为终极生命价值的李朝君臣一道，在共同的“空望故国”、“此心耿耿，销铄不得”①的惆怅中走完人生道路。既然二十年前韦祖辉曾撰文，对明遗民东渡日本的情况作了考察，不久前孙卫国又撰文披露了明遗民东渡韩国诸史实，则生活在中华文化体系外围地带之明遗民(如居于日本者中为台湾学者研究较多的有朱之瑜，为何龄修先生所关注的有高僧隐元和东皋心越等)与以明遗民自居者(如在朝鲜李朝士人中，有世崇为“东方文天祥”的金尚宪，与公开宣称明亡于清，“其在今日所以怨毒愤痛者，举天下孰如我”的宋时烈等等)的文学活动，自以其南明心理时空不容忽视的重要事象，而亦应成为南明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当然，在处理这类素材时我们一定要注意把握分寸，既要尊重古代中华世界体系在文学和民族观念方面的一致性，又要尊重这些周边国家的现有民族感情。

　　只有从所有这些方面去把握南明文学，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开放的宏通的视野，更好地弥补南明史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不足，没有遗珠之憾地从中解析出有关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