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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达摩禅法在中国的学修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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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初由印度传入中国。约公元475年，菩提达摩在他师父般若多罗的鼓励下由印度来到中国。他花了几年时间云游了中国随后驻锡少林寺。他承袭了印度禅法，并把这套修行体系介绍到中国，随后禅法又传入日本和朝鲜。根据传《法定正宗定祖图》记载“原夫菩提达摩。实佛氏一教之二十八祖也。与乎大迦叶。乃释迦文如来。直下之相承者也”。根据七、八世纪的敦煌藏经文献记载，菩提达摩传入中国的禅法的特色在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其中著名六祖惠能尤重此点。因此，中国禅超越了佛教不同教派间的分别，奠定了立足于个人修证的禅门修行体系。进而，经历了晚唐和宋代，禅宗得到了壮大和繁荣；每个宗派又发展出自己不同的禅法，这也导致了后来禅宗五大宗派的形成。 南传的禅修
佛教最初的教法立足于四圣谛和八正道，并通过对这些佛陀遗教的体验和习练引发禅定；这种思潮无疑受到瑜伽思想的影响。而佛教的特色在于，扬弃了沉溺于身体的苦行和享乐的两种极端；行中道（八正道）而趣入正觉。简而言之，就是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在戒定慧的基础上悟入，解脱。南传巴利语三藏认为禅定分四个等级，就是四禅；从道德层面上；对修行者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进行提升和发展。这种观点也被瑜伽经典所认同。
南传佛教修禅的核心是对四禅的体证。这些也包含了由受，想，行，识入手，所引发的九次第定。修行者通过对贪，嗔，痴，慢，疑（五盖）的对治，而修证四禅；进而证入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四禅天。但这只是禅修的四个阶位，而不是最终的解脱和涅槃。
佛陀认为修行人通过四禅，可以最终证入涅槃，而且可以在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基础上，引发一些神通自在。佛陀也印证由此可以得到三种神通；即天眼通，宿命通，和灭尽定。
菩提达摩到达前的早期大乘禅修
佛教于公元1世纪初传入中国，当时佛教的基本观点被认为和道家的无为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佛教的禅修也被道家接纳和修炼，从而达到一种融合。中国早期的大乘禅比较关注念佛和般若智慧。僧肇作为西来的大师，鸠摩罗什的弟子之一，在禅定上见解很高深。他写下《肇论》，认为实相和万法是互相映射，不来不去的。僧肇的认识论和禅宗离言绝相，不来不去，不一不异的悟境相去不远。
《肇论》认为，次第修行，可以开悟，就是渐悟。罗什的另外一个弟子——道生，则持有不同见解，他认同顿悟。僧肇的教理认同印度佛教的次第修行，渐次趣入解脱的修行理念。然而这种观点被认为仅仅是修行的过程和体系的有为法，而不是终极目标。在后来的辩论中，道生的理念被认为更究竟。
《妙法莲华经》被公认为是解释禅宗缘起的经典。经中讲述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传心印于大迦叶尊者，其它人均未领受如来心印。佛陀然后不说而说，传授了这个离言绝相，教外别传的教法。大迦叶的心印此后被禅宗用来印证那些开悟的人的境界。
相关理论文献
有十几种不同的文献均声称为菩提达摩的语录，其中一些还被称为达摩禅师传记；其中有些似乎是较为真实的。昙林，（菩提达摩弟子之一）在6世纪专门在《胜鬘狮子吼经》中记载了达摩祖师的传记，并阐述了达摩祖师的教法。
虽然禅宗强调禅修，但在其漫长的传承中，它已经积淀了大量的禅宗教法和文献。其主要经文，据说都是自印度语翻译成中文的大乘经典，其中《心经》的地位很重要，它融摄了禅宗的核心思想。《入楞伽经》中，根据佛陀的启示讲授了主观唯识论，辨析的空义（空）和唯识思想，还有《般若经》等。一些诸如《六祖坛经》等中国本土经典和纲要也很重要。所有大乘经典基本上一致认为，通过内证无上正等正觉刻可以了知第一义谛。《楞伽经》也赞同这一观点，但它专门论述开悟时精神层面的过程以及内心境界和实际经验，以此驳斥哲学和形而上学经验上的偏执。
《般若经》
大乘佛教的很多宗派都以《般若经》为依据，此经的某些部分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这些经典强调用否定法和悖论，作为一种手段来接近的神秘直觉的真理；并觉知内在离言绝相的自证分。一旦了达空义，所有的颠倒妄想就会消除，修行者才能见道，达到和光同尘的境界。禅宗就是以破我执和法执来开示悟入的。
禅宗认为对于佛经中甚深微妙的智慧来说，“自我”这个相续的过程，是很难去把握和理解的。直至公元2世纪龙树大师在他中观思想中论述“中道”，才传授如何见性顿悟。顿悟往往就是针对简单的日常生活中一个公案或者一个甚深难解的问题去参破的。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深妙难解的公案或问题，起疑和不断参悟才能顿悟。这些禅经和公案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引导心的解脱。
《华严经》
《华严经》是大乘佛经巨著之一，它也促成了中国华严宗的产生。其基本教义涵盖了从“恒沙众生本具如来清净佛性”到迷途众生轮回，以及菩萨用慈悲和大智慧引领迷途众生开悟，转生死为涅槃的大乘精神。这部经典也使用否定的方式表达了华严宗的转识成智，诸法性空的核心思想。它还认为第一义谛要通过直下起观；才能证得。它的重点是万物相互关联和互相映射，主张一微尘可以映现大千世界，因此，每个粒子都蕴含宇宙的本质，每一微尘都具佛性，永恒和刹那平等无碍，空间和时间没有本质的界限，由此众生才能悟入佛的海印三昧的境界。
圭峰宗密作为8世纪禅宗兴盛时期的华严宗五祖和禅宗法眼一脉的集大成者，阐述华严哲学思想的基本义理，这是离诸心物二有，垢净两边的理念。宋代的中国禅宗大德对禅的内证境界和华严思想完成了会通禅教的大融合。
《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侧重于解释“不二”的义理。这种思想来源于大乘佛教。其主要倾向于在家佛教徒对于大乘佛教的发展，展示出佛教徒济世和出世的慈悲精神。因为其侧重觉悟的思想，所以历来广为禅修者所重视。《维摩诘经》定义了什么是正确的禅定，以及如何既能不离世法，又能修习出世的禅定，以实现内心的清净的智慧。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诸法性空的基础上的。
此经以维摩诘菩萨的故事；强调出世间智和菩萨济世智慧，是平等不二的。他用离言绝相，不答而答的智慧，去超越了所有的问题和答案。维摩诘居士在被问到见地的时候，以默然而回答了他对实相的解悟。文殊菩萨称赞他，并解释说这种不一不异性，即是空性。
《楞伽经》
唐朝道宣法师作为达摩祖师的法脉传人和传记记录者，在其《唐高僧传》中记述了《楞伽经》。慧可传承了菩提达摩的禅法。唐道宣记载：“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经》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佛教的所有经典中，唯有这部经最能彰显禅宗的义理。此经开始于佛和大慧菩萨的一段问答，然而佛并没有正面回答那些难以理解的，寓意含混的深密难知的问题。但是，他以禅宗公案的形式阐明了以禅的自证境界摄心，来揭露和摒弃那些原因不足而且晦涩难知的问题，从而传承印心之法。此经也阐释了开悟时的心理状态，并解释了开悟时生理层面的状态。以出世间的智慧阐释了诸法性空，实相无相的义理。指出开悟是殊盛的转识成智的状态。
此经在心理层面基于“阿赖耶识” ，即先天具有的“如来藏”，作为一种隐密难知的流转生死的种子源，保存了所有的种子。这些种子在适当的条件下，形成一种潜在的力，促成众生起惑造业而流转生死。这些颠倒妄想止息了；才能见性成佛。
菩提达摩的教法
菩提达摩的教法被认为是：“超越世间分别，离诸染着的引导开悟的教理”。这也是《楞伽经》中所强调的大乘佛教唯识学派的思想。他相信世间的语言文字是不能如实和有效的表达真理，即若夫超物相承者，即得之于心，则无所容声矣，何言语言文字措其间载。这就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也是经中所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旨归。《楞伽经》强调了通过凝注壁观，明了自心，见性成佛的方法。当禅修者深观而自己悟入实相的时候，就能舍妄归真，自性显了；无有分别，寂然无名；这才能明心见性。在《楞伽经》中有很多可供“坐禅”参考的方法。所记载的“二入四行”就涉及菩提达摩的禅法。
达摩禅师通过机锋转语的形势来接引修行者。比如一次他的弟子慧可来到他跟前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曰：“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曰：“寻心了不可的”。师曰：“我与汝安心竟”。 这就是一个禅
二入四行论
在昙林的《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和道宣的《续高僧传》都提到了达摩修习的“壁观”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安心”。
达摩禅师最著名的教法是《达摩论》，其间指出：“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两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达摩和菩提都被翻译成“法”或者“道”。“理入”和“行入”相互补充，因为实践来源于对教义的理解，而错误的实践则源于对与教义的误解。平时人们所感觉到的自我，是有界限的自我；只有彻见佛性，才能真正了知自性。平时我们所见的我，是通过分别比较的二元对立的我，人我两分，染净二元，喜舍对立等等。这是因为世间的苦所造成的分别心，才想当然的认为有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之外的“我”存在；因此需要“深信含生同一真性”的“理入”。
禅定，作为一种默照禅，在清晰映现能所的醒觉力之下，禅观的过程被被描述的非常微细。佛教把禅观分成不同的阶段，层面和阶位；在禅定的平台上，才会见性。明心见性后通过修习不同阶位的菩萨行，才能圆满成佛。彻见自性后，才能修习到无学位，达到理事兼容，苦乐无碍。
菩提达摩由修禅而入道，阐述他的禅法时说：“行入者，所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为四？一者抱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菩提达摩的这种禅法紧密地依据释迦牟尼佛的四圣谛而建立。
第一，报怨行。经云：“逢苦不忧，何以故？识达本故”。经中建议：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为数劫中，舍本逐末，流浪诸有；多起怨憎，违害无限，今随无患，是我素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怨诉。逢苦不忧，识达本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怨进道，是故，说言抱怨行。
第二，随缘行。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这也就是说；人的意念放弃了对外界善恶，爱憎的分别，不去计较；才能不为喜舍所染，八风所动，心念由此才能安住，和谐，进而入道。正因为这都是由苦谛所引起的，因此是对第二条圣谛充分的体悟和领受。
第三，无所求行。世人常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所以菩提达摩教导要停止这种对外界的寻伺；因为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之无求，真为道行”。然而；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因此菩提达摩大师建议止息这些“烦恼习气”的附着，不去计较，以离诸缘务，息想无求为道行；开示悟入；安住进道，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第四，称法行。性净之理，因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则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修行人能够领解无我相，人相，众生相的三轮体空；才能真正升起大悲心，不倚不着，但为去垢，摄化众生，而不取相，自利利他，庄严菩提之道。菩提达摩也主张，为除妄想，修行布什，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波罗蜜去破除无明和烦恼，而无所行。当明心见性以后，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持戒，行菩萨大行而无所行，摄化众生而不取众生相；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称法行。
菩提达摩的门人以及他们的修行方法
慧可作为中土的禅师被尊为继菩提达摩之后的二祖。正因为他和达摩的师承关系，因此他传承了达摩的禅法。根据唐道宣法师在他的传记中记载；达摩禅师传于慧可四卷《楞伽经》，因而他秉持了达摩的忘言忘念，无得正观的核心思想；坚持领宗得意，不拘于文字。慧可主张，无明智慧等无异，观身与佛无差别。他也强调当下直观的现量境界才是入道的门径。
僧粲师承慧可。现存有关他的教法的资料很少，主要见于他的《信心铭》；这也是中国禅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他坚持；“染净同源，佛身不二，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心若不异，万法一如”；名为解脱。僧粲的修行方法强调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也就是说要修行是远离思量和揣测；泯灭分别心。
道信禅师为中国禅宗第四祖。他继承了达摩在《楞伽经》中授持的观心禅法；并且发展出《般若经》中记载的一行三昧，强调常坐；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的修行方式。道信也介绍了念佛禅的修行方法；讲求口诵佛号，佛即是心，系念于前，念佛与念心平等无差别。这种方法不同于西方净土的仅仅持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方法。
弘忍被尊为中国禅宗第五祖。 他认为：“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本来清净；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万诸佛”。他相信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开悟，而不是必须要在经过寺院的学习才能见性。他认为禅不应脱离日常生活，能于行住坐卧以及对五欲不失此心，妄念不生，正念不失就是禅。因为他的禅修方法简便易行，所以很多行人聚集到他坐下，法门大开。他的弟子把他的教法收集编纂成册，名为《最上乘论》。
弘忍坐下有两大很有影响力的弟子；即神秀和慧能。慧能后来被其弟子尊为中国禅宗六祖，并把禅宗发扬光大。然而这也形成了东山法门下北宗神秀和南宗慧能两个支派的分裂。神秀主张渐修开悟，与慧能主张的顿悟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对证悟的见地有所不同。后来禅宗文献比较倾向于慧能顿悟一系的教理。
禅宗经过了这段时期的蓬勃发展得以发扬光大，并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
（作者来自：上海宝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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