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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心的世界、心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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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初，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忧虑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展望新世纪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需要什么思想？最后达以共识：到2530年前汲取孔子智慧。
“神” 是人类文化的起点；“神”功德无量，帮助人类度过了其最初、最危险、最无助、最困难的历史时期；“神”是人类此一时期，即人类浑沌时期及文明初期的主宰；轴心时期之后，“神”仍然是一种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超然的存在，是使人敬畏的存在，一种监督的力量。原因很简单：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人的认知和行为能力是有限的。然而，“神”只指向人的心灵，而无关乎人的身体；对于人类而言，神毕竟是外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神有先天的缺陷：出世。因此神的世界不是，也不能是人类的久留之地，在神的世界人是不能得以最终的安顿的。正像外国谚语所说，人人都想见上帝，但是不死怎么能见上帝？因此不能唯“神”。否则必然导致理性的丧失，乃至全社会宗教的迷狂，发生社会危机。于是，中世纪终于来临。中世纪便是唯神的黑暗，唯神的危机，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危机。自兹以降，人类转入第二路向：物。于是人类社会获得了加速度的大发展，工业革命爆发了，科学发育了，生产进步了，人类物质生活丰富了，至今全人类仍在这条道路上一往无前地飞奔。 “物” 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科学要在寻求“物理”，而使人日益增强获得物的能力，从而使人生活得日益方便和舒适。因此“赛”先生功德无量，人类离不开“物”。然而对于人类而言，“物”只服务于人的身体，而无关乎人的心灵；“物”同样是外在的；人的物质需要毕竟是有限的。正如庄子所云，鹪鹩栖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因此“物”的世界亦然不能使人类得以最终的安顿。因此不能唯“物”，如若只重物理，忽略人道是危险的，迷恋于物的世界同样使人迷狂，同样导致社会危机。一战、二战、越战、伊战，接踵而至，无不是唯物的危机。能源枯竭，环境污染，人类物化，道德沦丧，诚信失落，艾滋，金融海啸等等都是唯物的危机。而今，人们惊恐地发现，这匹飞奔的马已几近失控。于是，全世界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孔子。 人是万物之灵，孟子把人分为身、心两部分。身是“小者”，心乃“大者”，心是人生命的主宰。“心至大无外，至细无内”，“融乎全身，又超然身外”。从“心” 到“心”，才形成社会，“心”、“心”相连才形成历史，构成人类大生命。人生是情感，而不是智能。人不是神，不能生活在神世界，永远听命于神；人不是器物，不是动物，不能生活在物的世界，而听命于物。人类只能生存在人世界，“心”世界。然而作为人的物质躯体之一部分的“心”不能独立存在，必存活于身体（宋儒说腔子）之内，因此人类不能离开“物”；人需要精神家园，心灵需要安顿，人的存在不可能只满足于本能的需要，而必然或终究会实现超越，因此人类需要 “神”。“人之生，其心能通于他人之心，能通于古人之心，又能通于后世人之心，则此心即通于天地而为神。因此所谓“心”的世界不是唯心的世界，而是神、物、心三位一体，以心为主宰的世界。只有在“心”的世界，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孔子所指示的人的世界，这就是孔子所开辟的人类社会“神”、“物”之外的第三条路向——人类社会的康庄大道。 那么，在孔子所指示的这个世界里，人怎样生活？或曰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或曰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什么？答案是心的生活，辜鸿铭称之为“心灵化的生活”。 心的生活即礼乐生活。礼乐是中国古典社会主要支柱：其功能一是涵养理性，安顿人生；功能二是以人伦组织社会，实现社会的秩序化运行。 礼乐生活即“以天赋本能的和谐为基础的生活”，即“顺着自然而生活”：既不听命于神，也不受制于物，而是自己主宰自己。不是到彼岸世界寻找解脱，而是在现实世界学做圣贤；不是一味追求物质的最大满足，而是寻求心灵的尽可能愉悦。或曰不是因有所得而满足，而是即使无所得亦愉悦。使人超然物我而安和自得，而不是分别物我而唯物是取，唯利是从。 “礼，报本反始也”。“礼始于天而成于人”。“礼者，人道之极也”。 “礼别异”，礼的基点是分。分有二：天人之分和人人之分，旨在天人关系、人人（人伦）关系乃至身心关系的确定，分而后明分、定位、知宜。进而要求：各守其分，各安其位，各行其宜。“礼本于仁”，“仁，相偶也”，“仁，心之安宅也”。仁旨在建立人际和天人以及身心之间一种亲和关系。孟子曰“仁者爱人”，但爱并非仁的主要涵义。爱属自然，是本能的，人与动物均然，爱有等差，有时限，可拒绝，讲占有；敬则属社会，是人伦的，无等差、时限，不可拒绝，和而不争。故子曰：“无敬何以别（犬马）乎？”敬是处理人人、天人及身心关系的要津。故二程说：“敬是人道之本。”朱子说：“敬是圣门第一义。”敬之基本涵义有二：一是积极的，即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消极的，即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际贵在心灵相通。《中庸》：“从容中道”。善者从，不善者容。从即忠，容即恕。 “礼之用，和为贵”。礼的目的即和谐，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即和谐，而社会和谐离不开外在自然环境，也离不开内在心理情境。对天、对人、对己（个体生命）都以礼相待，就可以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和身心和谐。 中国文明是四季农业文明，是时间文明，因此是和的文明，是礼乐文明。 礼的基本精神是秩序，乐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二程：“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人文祖先将这一准则用来安排和组织中国古典社会，这就是《论语》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者，上天也。人文祖先则（效法）天道而走出来一条道（人道），这条道被孔子命名为“中庸”。“中庸是孔子的重大发现”（毛泽东语）。中庸之道乃当行、可行、必行之正道、大道、公道、常道。 中庸释义：中，其字本义“无与伦比”，即“天人相通之孔道”。所以“中”绝非中心、中点之谓，乃合适、适中之谓也。故二程定义为：“不偏之为中”。故王夫之曰：“盈天下只是个中，更无东南西北；盈目前只是个中，更无前后左右”因此孔子称：“叩其两端而竭矣”，其目的很明确：“执中”。庸，以适中的方式做事，是庸有二义，一是用（用中），二是常（规律）。故二程曰：“不易之为庸”。中为体，庸为用。中庸的基本内涵或基本表现形态即两个字：序与和。 “大道泛兮，以其终不自以为大，故能成其大”。“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此《中庸》所谓大经即大道，即取法天地之道，即大中之道。中华民族文化即以此为根本生存法则，以此为发生发展的内在依据。取法大，故能成其大，“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故中华民族乃成为一个与天地同体并生，与万物为一，与大化并行的民族，于是中国文化就成为高明、博厚和悠久的文化，大智而大年的文化，五千年中华文明绵绵而不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