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部《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近日一出台就引起激烈辩论，其中“虐待动物及食用猫肉狗肉，将被罚款、拘留”的内容争议尤其多，众多西方媒体对中国公众的意见分歧给予了关注。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81年提出“人类以外的动物们终将重获被人类暴政剥夺的权利”学说200多年来，“动物是否应该享有免受虐待等‘人权’”的问题让世界一直争论不休。在澳大利亚，人们一边对“两枪杀袋鼠”事件争论不休，一边向外推销袋鼠肉；在美国洛杉矶，市民因虐待动物被判有罪和人们质疑消防局用直升机救落水狗的新闻同时出现；韩国因为食用狗肉而备受国际批评，而许多组织仍致力于推广“狗肉汤文化”，但也经常遭到“动物爱情实践协会”等组织的抗议。有分析称，“动物权利已经成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道德挑战”。在这个多数人已经开始走出温饱阶段的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索：善待动物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的义务？

　　中外网民激烈争论“禁吃猫狗肉”

　　中国“动物保护法”项目组起草专家近日对媒体透露，《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草案将于今年4月递交最高立法机关审批，据称这份法律草案内容不仅包括野生动物、经济动物、宠物等多类动物的反虐待措施，还规定将对违犯者处以罚款和拘留。这项被一些媒体简单地概括为“禁吃猫狗肉”的法律不仅在国内，国外众多媒体和网民也议论纷纷。美国广播公司称，这是中国第一部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草案。宠物爱好者协会在中国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也有一些人坚持称禁止食猫狗肉行不通，认为通过法律禁止这类事不适当，也不会起作用，尤其是一些地方已把狗肉列为了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中国许多网站都推出了有关“是否有必要为动物专门立法予以保护”的调查。在一家网站上，多数30岁以下的人支持“禁食猫狗肉”，而30岁以上的人反对者居多。有人谴责“活熊取胆”、“生抠鹅肠”等“野蛮行为”，也有人认为，在保护动物前更应该考虑提高老百姓的福利。英国“动物权利保护网”称，这项法律在中国引起的争议是以阶层为基础的：富裕的爱好宠物的中产阶级起来反抗中国食猫狗肉的习俗，而那些收入较低的人则认为没必要为动物专门立法予以保护。

　　报道这一新闻时，英国《卫报》网站刊登的图片是刚被从市场上解救下来的关在笼子里的一群猫。《泰晤士报》则称越来越多中国人把他们的宠物带上饭桌一起吃饭而不是吃它们，并配发了一张年轻夫妻和宠物狗一块吃饭的温馨图片。在英美等许多国家的媒体网站上，网友对此也意见不一。网友Ian称：“禁止吃猫肉和狗肉这一举动让中国离21世纪国家又靠近了一年。 ”也有网友说：“吃猪肉或狗肉没大的区别。归根到底，还是和生活质量和畜牧业有关。” 还有网友表示：“吃猫肉或狗肉也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风俗，应该予以尊重。在意大利某些地区，猫肉也是当地一道菜呢。”网友Hamface写道：“和捐赠给慈善机构帮助饥民的钱相比,，花费在那些又肥又娇的宠物身上的钱多到不可思议，对此我更觉得难过。”

　　是否出口袋鼠肉让澳头痛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也正在为一桩“两枪杀袋鼠”案件争论不休。27日，一名墨尔本警察用枪射杀一只受伤袋鼠的图片被刊登在了当地报纸上。据称，警察为了不让这只受重伤的袋鼠阻碍电车的通行，开了两枪才将其毙命。此举立即遭到动物保护组织的谴责，该组织称“一枪可以接受，开两枪就太不人道了”。而当地媒体“punch”报则批评动物保护组织太吹毛求疵，“难道第一枪没毙命，就应该让袋鼠先生离开？还是让警察以后好好练枪法，争取一枪毙命？”

　　澳大利亚政府近来也因为其加大力度射杀境内成灾的袋鼠和骆驼而备受国际谴责。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从去年开始，澳政府开始在首都等地区捕杀已经泛滥成灾的袋鼠，并投资1900万澳元用于捕杀骆驼。这让美国CNBC的一个脱口秀主持人批评陆克文是“种族屠杀者”。澳袋鼠工业协会还积极向国外推销袋鼠肉，他们最希望攻占中国市场。业内人士认为，这会给澳袋鼠肉产业带来每年4000万澳元的收入。

　　在美国洛杉矶，近几天来最受人关注的两件事都与狗有关。《洛杉矶时报》27日称，当地一个名叫约翰逊的退休消防队副队长因为用石头砸死了邻居家的德国牧羊犬而被起诉，尽管约翰逊辩称他只是为了自卫，但他仍然被判有罪，将面临4年的牢狱之灾。而此前两天，洛杉矶消防局紧急出动一架直升机和50名消防员去救一只落水狗，美国各大新闻台当时都对这一新闻进行现场直播报道，但也引起许多民众的争论。有些人称消防员是“英雄”，但也有许多人批评“花费如此巨大去救一条狗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在韩国举办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时，“狗肉风波”曾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等人警告韩国注意“吃狗肉问题”，而法国一个电影明星甚至称“吃狗肉是野蛮人的行为”。不过直到现在，韩国各种狗肉餐馆并没见减少，一些餐馆还成立了推广狗肉文化联合会，还曾经请一些西方国家的艺术家品尝狗肉。但这些举动也遭到动物保护协会的街头抗议。韩国国家电视台KBS去年播放了“说一说动物福祉权”的节目，专门讨论了动物权利到底是什么，它们为何应受到尊重，并从中寻找对策。韩国《国民日报》称：“看了KBS的节目后，肯定有人决心成为吃素主义者，但是大家也都在争论，既然鸡、牛都是养出来吃的，他们有什么福祉可言。”

　　在印度马路上，神牛在悠闲地踱着步，印度总统府对将机密电脑偷走的猴子们也无能为力。尼赫鲁大学一位法学教授对记者说，人类与动物需要和谐相处，但也无需过于表面化或者片面性地强调“动物权”。印度视牛为神圣，但对牛的保护，主要依靠传统和社团的力量，而非刑罚的威严。印度目前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这部法律也引起支持舞蛇等传统的组织不满。

　　瑞典曾因禁止解剖动物遭批

　　1822年，英国人理查德•马丁提出“反对虐待以及不恰当地对待牛”的法案，并在国会获得通过，这就是著名的《马丁法案》。现在，欧美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有防止虐待动物的法律。目前，英国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有十多个，如鸟类保护法、动物保护法、野生动植物及乡村法、宠物法、斗鸡法、动物麻醉保护法、动物遗弃法案、动物寄宿法案、兽医法……1992年，瑞士法律通过认定动物为“生命”而非“物品”。2002年，德国将动物保护的条款写入宪法。在德国买食用鱼时不能把活鱼带回家。如果执意要把活鱼带回家，必须去药店买一粒“晕鱼丸”，鱼几秒钟后就会被麻醉而晕睡，这样宰杀时鱼就不会有痛苦了。

　　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教授卡尔•托比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动物保护方面，虽然瑞典现在已经被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称为“典范”，但其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究其原因，就是人与动物之间该优先保护谁的问题。托比庸说，20世纪初就有瑞典人提出“善待动物”，当时他们主要反对解剖动物，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全瑞典反解剖协会”的组织。不过，当时这个组织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批评。许多人指责该组织“不顾人的死活，只想着动物的命运，表面上看起来很仁慈，实质上是最大的残忍”。最终，那个反解剖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自行解体了。

　　上世纪40年代，瑞典又有人旧话重提，这次他们不但没敢触碰医学解剖动物这一领域，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无功而返。比如骑马是瑞典一项很流行的运动，当时的动物保护组织声称要限制骑马者的体重和骑马时间来保护马的权利。可大多数瑞典人都对这样的提议嗤之以鼻。上世纪90年代前后，瑞典社会已经富裕到相当程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国的动物保护主义运动进入到“黄金时期”。托比庸对记者说，那段时间，瑞典从国家到百姓“富裕得钱都不知道该用在哪”，这是动物保护主义兴盛的主要背景。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瑞典开始起草《动物福利法》。但该法律用了十几年时间才最终出台，关键原因仍是有许多人认为，“保护动物固然是对的，但绝不可超越对人的保护”，所以保护动物的尺度成为各方争执的焦点，而这一尺度也随着瑞典国家的经济状况几经变化。到1998年该法律最终出台时，有关条款与当初的设计有了很大差异。

　　即使到现在，关于人与动物谁该优先的问题，在瑞典仍有很大的争论。去年年底时，斯德哥尔摩曾通过焚烧野兔来供应居民取暖。这一做法遭到了动物保护组织的批评，但也有支持者认为，与石油相比，焚烧野兔可以更加环保，更何况斯德哥尔摩已“兔多为患”，那些兔子还相当程度地破坏了当地的植被。托比庸说，世界上动物保护行动做得好的，多在发达国家，即便这样，也都会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例如瑞典的《动物福利法》写得比较笼统，而挪威、冰岛至今还没有就保护鲸鱼进行立法。至于许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动物保护更没什么市场。

　　保护动物要考虑不同文化传统和国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人类历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那些最高尚、最睿智的思想中都包含由己及人、再及他物的普世怜悯情怀。从传统上而言，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人们很多都是有食物禁忌的。比如藏民不吃鱼，穆斯林不吃猪肉，印度教徒不吃牛肉等。人应该有一些食物禁忌，只有有所畏惧才更有助于人类的健康和生态平衡。

　　周宁认为，西方很多民族历史上过着半游牧半畜牧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就让西方人对狗等动物有着一种天然的、传统的亲近感。而农耕民族对于动物的这种亲近感则比较少。东方历史上一次次人口膨胀一再打破食物的警戒线，所以人们不得不什么都吃。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他说，西方的动物保护主义不像东方一样奉行信仰法则，而是更多奉行世俗法则，包括法律、武力、社会政治很多因素。西方的很多保护动物主义者从出发点上确实有着非常真诚的一面，这是应该尊重的。但是如果在方式上是用一种暴力去取代另一种暴力，则是不可取的。保护动物更应出自对生命的自然尊重。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说，在动物权益保护问题上，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多样性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来区别对待。深厚的中华文化中一直都有着对物与我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因此我们对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探讨要充分关切，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人的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权益还是更加重要的。目前动物权益保护问题上的紧迫性还没有达到西方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要区别对待，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