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学之演变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唐会要》中也说：“贞观五年以後，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

　　近代中国国学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从日本引进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全盘西化，当时激起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认为日本大和民族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有自己的国学，有自己的国粹，用不着全盘西化。日本人所谓的国学是指在日本本土发生而为日本所特有的学问，与西学相对。后来黄遵宪、梁启超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来，专指在中国本土发生而为中国所特有的学问，与日本国学原来的所指完全不同。自从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就成了一个文化讨论的关键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色彩，褒贬不一，至于就这个名词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来说，却是聚讼纷纭，混乱不堪，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暂且避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干扰，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从名词本身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先谈国学包括哪些内容，这是这个名词的外延，再谈国学的核心价值，这是这个名词的内涵。

二、国学之含义

　　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三、国学之分类

（一）考据治学

　　考据之学是实事求是的考察真实的学问，又可细分为三项：

　　1、考求文字的真相

　　包括研究字形结构的文字学，研究字音的音韵学，研究字义的训诂学。文字学又可分为普通文字学、古文字学、俗文字学、字书学等。音韵学又可分为普通音韵学、等韵学、古音学、韵书学等。训诂学又可分为普通训诂学、语词学、方言学、训诂专书学等。在《马氏通文》之后，又发展出语法学，包括普通语法学、文言语法学等。以上是识字和读书的基础，是一切学术的根本。

　　2、考求书籍的真相

　　包括书籍著录的目录学、研究书籍版本的版本学、研究书籍勘误的校勘学、研究辑录的辑录学、研究书籍真伪的辨伪学、研究书籍年代的避讳学等。这几门学问，古代人称之为治学的门径。

　　3、考求文物的真相

　　包括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古迹、文物的考古学，研究中鼎彝器、碑铭刻石的金石学，研究龟甲兽骨刻写记号的甲骨学，研究出土竹简、帛书的简帛学，研究西域文献的西域学，研究敦煌文献的敦煌学，研究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库档学等。这些出土或新发现的实物资料，往往对国学研究有突破性的影响。

（二）义理之学

　　研究国学的思想理论、内涵精神之学，可细分为下列诸项：

　　1、经学

　　经学史中国学术的主流，在国学研究中是很重要的方面。包括经学思想、经学历史、经学专著研究等。

　　2、诸子学

　　凡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者及其著述，皆可归于诸子的范畴。先秦诸子中，儒家的孔子、孟子过去列入经学，现在也可与荀子一样，列为子部。还有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管子、韩非子，名家的公孙龙子，阴阳家的邹字，杂家的《吕氏春秋》等。两汉诸子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杨雄《法言》、桓谭《新论》、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等。两汉以后，如徐干《中论》、王通《文中子》、刘基《郁离子》等，也是具有独立思想的著述。

　　3、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代一种崇尚老庄道家的哲学思潮，是魏晋人士生活放达、精于思考时代精神的表现。当时人士崇尚清谈，以老、庄、《周易》为三玄，弃名教而任自然，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经典，加以佛教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追求玄虚义理的学术风尚。大致可分为三阶段：正始时期的玄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竹林时期的玄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原康时期的玄学家以向秀、郭向为代表。

　　4、道教神仙之学

　　东汉末年以后，道教形成，《抱朴子》、《太平经》等道教学术著作自成系列，社会上道观林立，对中国民俗风情、文学艺术、学术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六朝隋唐佛学

　　印度佛教，相传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在六朝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逐渐成为中国人信仰和发展的宗教。到唐代，佛教发展为十大宗派，完全中国化，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门类之一。

　　6、宋明理学

　　宋代以后，儒学受到佛学和老庄之学的激荡，而产生出宋明理学。有北宋的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到南宋朱（熹）、陆（九渊）和永嘉学派，又发展到明代的王阳明心学。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

　　7、清代的汉学与宋学

　　清代学者发展出的主张或汉学或宋学或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

　　8、新儒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处理一批著名的的思想家。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由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50年代至70年代，在香港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他们所重视的是儒家的心性之学，把它看作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和开发现代科学与民主事业的根据。

（三）经世之学

　　读书治学的目的，由内外两端，向内讲究修养性，发展完善的人性；向外主张贡献服务于社会人群，如此才能将知识转化为有用之学。如果说义理之学为体的话，那末经世之学便可视为用。可分三类：

　　1、自然科学

　　即研究人类生活与自然关系之学。包括天为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

　　2、社会科学

　　如研究人群血统演进的“氏族学”、记载人类生活的“史学”、研究人群战争的“兵学”、研究人群组织管理的“政治学”、研究财政食货的“经济学”、研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学”、研究人群相处规范的“礼俗学”、研究学识经验传递的“教育学”等，都可概称为社会学。

　　3、应用科学

　　人类发明了许多技术，来维护和改善生活条件，叫应用科学。如有关衣食的“桑农学”、治理水土的“水利学”、房屋园林构建的“营造学”、治疗疾病的“医药学”等。

（四）辞章之学

　　辞章之学可称为文艺之学，包括文学和艺术两项。

　　1、文学

　　在清代以前，文学是文字著于竹帛之学的总称。以后，文学逐渐自觉独立。如有研究文章体制作法的“文章学”，研究文法结构的“文法学”，研究文采修辞的“修辞学”。研究诗、词、曲、赋、戏剧、小说的分别称作诗学、词学、曲学、赋学、戏剧学、小说学等。研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叫“文学批评学”。研究著名作家或作品的也可独立成学，如研究《文心雕龙》的“龙学”、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等。

　　2、艺术

　　艺术包括音乐学、书法学、绘画学、舞蹈学、雕塑学等。

　　考据、义理、经世、辞章之学并非截然独立，而是必须结合的一个整体，才是完整的国学。考据之学是接受和检验知识之学，由外向内，臻于至真；辞章之学抒发情意，描状自然，由内向外，臻于至美。义理之学是体，经世之学使用，替用结合，内外兼修，旨在造福人群社会，臻于至善。

　　至真、至善、至美的社会人生，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追求的远大目标，也是我们研制国学的理想和企盼。

四、学国学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大家知道，五四时期，学术界围绕着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思想派别，一个是“全盘西化派”，另一个是“本位文化派”。“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当时所有一切消极的东西，都是由传统遗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因袭的重担，为了向现代转型，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全盘西化。“本位文化派”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看法。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进路，只是在物质文明层面暂时落后于西方，主张“中体西用”。这两个思想派别，前一派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后一派以梁漱溟、辜鸿铭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把这两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辜鸿铭，都兼收并蓄到北大，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深入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华文化的转型和复兴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向。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文化，但是后来收归国有，改造为清华大学，立即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致力于中西会通，这种理念宗旨是和蔡元培先生完全相通的。

　　当时的所谓中学，也叫做国学，指的是中国的学问。照“西化派”的观点看来，西学先进，中学落后，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所以中西文化的对比是先进与落后之比，新旧之比，时代先后之比，传统与现代之比。但是照“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作为一种由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民族性，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如果否定传统，与传统割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中国人不再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国将不国，现代化的事业也难以取得成功。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先生根据《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提炼出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命题，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所谓“旧邦”，指的是古老的中国和传统的文化，所谓“新命”，指的是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的事业。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其固有的精神资源，中西会通，新旧整合，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冯先生的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心愿，也是对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两派争论的一种折中调和。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是后来经济建设的高潮没有到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成功的，紧接着以后也没有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至于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盼啊盼也没有盼到。

　　那个时候，我们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破不立，破字当头，只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都破掉，弄成一张白纸，才能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什么也没有画出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文革”，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传统都属于被打倒之列，孔子的儒家思想更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文革”的灾难我们现在记忆犹新，极左思潮使得国学沉入了谷底。

　　到了八十年代，告别“文革”，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了一股以《河殇》为代表的思潮。那是一些年轻人想让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国学，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封建、落后、反动，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阻力。就指导思想来说，虽然《河殇》批判国学和“文革”不一样，一个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一个是极左思潮，但是他们共同继承了五四时期激进派的做法，联手起来，左右夹攻，来否定国学，并且形成了一种强势的话语，使得中国人一谈国学就显得封建、落后，反动。

　　进入九十年代，国学出现了一点复兴的迹象，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消歇了。当时有一些教授们，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季羡林先生，张岱年，他们在教授的圈子里搞了一个学院派的国学，出了一批国学丛书。可是马上受到了批判，认为是一股复古思潮，不利于改革开放。

　　回顾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激进派一直占据上风，保守派则是弱势群体，居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直到21世纪，国学的命运才算真正有了起色，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股“国学热”不是政府的推动，不是学者的提倡，也不是媒体的炒作，而是由民间的各种自发的力量所促成。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寻找文化认同。21世纪的中国，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经济起飞，文化失落，经济上创造了世界的奇迹，文化上却由于长期对国学的否定，缺乏应有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和整合的力量，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定位和确认，涉及到精神家园的依托和归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走出国门，从事世界性的交往，普遍地感到对国学的无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不能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茫然无根，于是激起了一种内在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重新认识国学，复兴国学，这就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自发地促成了一股“国学热”。

　　实际上，这股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现象是和中化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人们学习国学，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返本开新，创造一个光辉的未来，也就是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前两年，北京大学开办了一个乾元国学教室，向社会开放，普及国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也有一些人仍然站在五四时期激进派的立场，对北大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指指点点，冷嘲热讽，认为这是宣扬复古，用国学来反动西学。后来北大开办了一个西学教室，向社会普及西方的文化，把国学与西学两个教室并肩而立，平等对待，让社会大众自由选择。应该看到，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已经和五四时期不一样了，人们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没有必要再去重演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了。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大趋势，大潮流。复兴并不是复古，而是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文化复兴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国学，使我们知道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跟上当今世界发展的形势，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应该超越五四时期的那种旧思维，把当前的“国学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新的评价。

五、国学的核心价值

　　为了对国学作出恰当的定义，必须准确地指出它的外延和内涵。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它的外延和内涵，外延是指它所包括的范围，内涵是指它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外延大则内涵小，外延小则内涵大，此二者大小关系是反比例的。比如人这个概念，外延极大，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它的内涵也就很小，只能说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有理性的动物，或者能运用符号的动物。如果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下定义，它的外延缩小了，内涵则要相应地扩大，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般属性之外，还要加上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特殊的属性。前面说过，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外延极为宽泛，凡是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一切的学术，被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所登录的，统统包括在内，它的内涵也就不会很大，而是缩小到一种最为基本的属性，归结为一种文化精神。五四时期的一些激进派对国学的批判，往往是出于逻辑的混乱，弄不清国学的外延和内涵，他们一方面把国学的外延等同于经学、儒学，或者封建礼教，专制王权，同时又把国学本身并不具有的内涵强加在国学身上，认为全是负面的东西，必须打倒。当年梁漱溟先生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站在保守派的立场，写了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大作，对激进派的这种看法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照梁先生看来，世界上有三个大的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精神。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外延包括中国所有的文化，西方文化的外延包括西方所有的文化，印度文化的外延包括印度所有的文化。至于这三种文化的内涵，则是它们所特有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哲学理念。就每一种文化本身而言，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就三种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则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可以通过世界性的交往，取长补短，会通融合。梁先生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界定国学的外延，用中国的精神来界定国学的内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激进派的逻辑上的混乱，消除了许多对国学的不必要的误解。

　　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独树一帜，那么究竟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应该来怎样界定。梁漱溟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说法，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什么认同。梁先生为这个问题苦苦探索了一生，直到晚年还写了一本《中国文化要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期间，写了一本《新原道》，副标题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所谓哲学的精神也就是文化的精神。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不相同的地方，关键在于贯穿了一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中庸”是指现世生活的人伦日用之常，“高明”是指人对宇宙的完全觉解和超越的天地境界，不脱离现世生活而又追求超越的境界，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冯先生的这个说法，在学术界也没有达成共识。此外还有一些见仁见智的说法，说明当时许多一流的学者都在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是把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当作理想的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尽管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原因，理想未能实现，仍然是始终坚持，毫不动摇，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称之为中和、太和，也就是和谐。我们学习国学，应该通过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站在文化精神的高度，来深入体会和谐理念的内涵，并且与时俱进，进行现代的转化。进入到21世纪，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这两个关键词已经由中国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千年的理想即将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是由传统到现代的一种成功的转型，在传统的和谐理念中，我们加进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些崭新的现代内容。作为我们个人来说，从事人格修养，提高人文素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