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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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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二十一到二十六章着重阐释了“诚”这一核心概念,说明“至诚之道”如神灵一般可以见微知著预知祸福。君子不仅要“自诚”,还应将这一美德推及他人。只有不断追求至诚才能与天道相配。《中庸》的二十七到三十章的内容前承前面几章而来,集中论述圣人之道、至诚之道、君子之道。

(一)至诚之道的实践路径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伟大呀,君子圣人的大道啊!洋洋洒洒,广大无边,养育万物。高迈啊!优秀而宏大呀!在感慨感叹之后,开始真正进入思辨性的层次,阐释了三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礼仪和威仪的问题。“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短短八个字说明周礼分为两部分。“礼仪三百”,大礼有三百条,主要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威仪三千,曲礼指小的一些礼节,就是那些关于做人的风度、规范和言谈举止的礼节,繁琐到有三千条之多。

第二,展现个性和修养自身的问题。“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些礼仪等待圣人出现以后才能实行,假如没有至高的德性,他要把伟大的事业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几句话在《中庸》中非常重要。“尊德性”,开发自己内在的光辉的德性,这是对内。对外要好好地去“道问学”,要努力请教学习探讨,把自己的内德和外学结合起来。“致广大而尽精微”,追求广大——上天入地对整个宇宙天地万物了然于心,但是对极其微观的世界、极其微小的事理也要“尽精微”,用心思去穷尽它。“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接物待人处事方面,要达到极其高明,就是思维、思辨、明辨极其高精澄明,但做人在言谈举止和行为措施上,要实行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只有温习过去的那些经验教训,才能够知道自己未来怎么做。把自己修养成拥有敦厚的德性,才能尊崇礼仪。这样才能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显示出一个君子的光辉形象。

第三,国有道和国无道时君子的选择问题。“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作为上级领导不能骄奢淫逸,作为下级不能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传统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也忠,国无道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精神操守。相反,儒家强调国家清明和谐、万物兴旺、百废待兴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施政自己的纲领,使国家振兴起来。当国家昏暗无道时,应以他的沉默对抗表示绝不跟随,以他的沉默表现出自我的特立独行,因为知识分子是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所以《诗经》上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以聪明智慧保存自己的身体,保存自己的思想学说,保存自己的教学的延续性和弟子的传承性,并以待新政来世。

其实,这种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孔子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作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则。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作为教育的辩证法。在“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中,彰显为孔子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走向仁爱的普遍和谐观。

《中庸》第二十七章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是礼仪和威仪的问题,第二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问题,第三是在国有道和国无道时君子的选择问题。德治养身,明哲保身,这样才能达到至诚之道。

(二)与时俱进的文化意识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开篇就说出三个负面问题,一是“愚而好自用”,愚蠢而刚愎自用,本应好好学习,反而刚愎自用,觉得自己很对永远正确,这样的人无药可救。二是“贱而好自专”。地位很低还以为自己重权在握,还要把自己的权力用尽,永远不给人家提供任何的方便。三是“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生在当代,反而要返回古代治国之道,结果就是“灾及其身者也”,灾祸随后而至。反古之道的意思是,反而推行古代之道,返回古代治国之道。这一命题说明孔子不是一味地尊古,相反,他整体思想上仍是与时俱进的。这一章说明了儒家的思想不是复古。过去人们有一个成见,认为孔子以及后儒都是一些复古复辟的不可理喻的怪人,这样的看法是相当偏颇的。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如果不是天子君王,而是士、思想者、知识分子,他们就应该去做自己份内之事,而不能去议定制礼,不能制定法度、考订文字。因为议礼、制度、考文是最高领导君王去做的。今天,天下车辆已经同轨,文字已经统一,行为也已经有同伦常的关系。如果拥有天子的地位,但是没有圣人的德性,你是天子也不敢去制定礼乐。同样,如果有圣人的德性,但没有拥有天子之位,也不敢去制定礼乐。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说,我喜欢夏代的礼仪。“杞不足征也”,但是夏的后代已经衰亡,现在只有一个杞国,却是不足以证明夏礼的情况啊!这是文献不够。我学习殷商的礼,那个时候殷商的后世宋国还存在,还可以考辨,但是也不全了。“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夏是古代,商也是古代,孔子都不选,因为他认为夏礼殷礼的很多东西都弄不清楚,文献不够,即使用了不一定就好,所以孔子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说“吾从周”,用今天的礼,用天下人都用的周礼,用当代的周礼来推行,这说明孔子能够与时俱进。其实,韩非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间推移事情必不一样;事情不一样在策略上就要有变化。所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要对古代的东西抱残守缺,纹丝不动。“不法常可”,要与时俱进,要有新的法则。那些认为孔子抱残守缺恢复周礼而反对今天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中庸》第二十八章引用孔子的话否定了生于今世而反于古道的人,可以说,这与一般认为孔子有复古主义倾向的看法有所冲突。其实,孔子所要恢复的周礼恰好是为了满足当今之用,而不是一味维护古之道,因此不能认为孔子是抱残守缺的复古主义者。整体上看,孔子一生其实充满了创新精神。就时代而言,孔子之前的“儒”,大抵为灭亡的殷商遗民的文化宗教,其现状为亡国遗民柔顺心态以取容,所以不少的古代思想家将“儒”训为“柔懦”。而孔子却提出了“入世”和“有为”的实践哲学理念,汰变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坚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抱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信念和求道态度。

(三)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

儒家强调只有推行中庸之道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君主,称王天下有其实行的方法。“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治理天下有三重境界,可以减少过失。第一重境界:“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上古时虽然很好,但无从证明,无从证明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信任,百姓就不会顺从。也就是说,再好的理论,没有实践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都是行不通的。第二重境界:“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后世时虽然很好,但是没有崇高的尊位。没有德高望重,高山仰止的德性,就没有尊位,没有尊位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信任,老百姓也不顺从。这个时候,圣人大道出现了,就是第三重境界。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这里《中庸》把君子之道一分为六,也可以说是六个基本原则。第一,“本诸身”,从自己本身做起,即以自己的品德修养为根本。第二,从老百姓反馈中验证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纲领是否正确。第三,上推去考禹、汤、文王三王,比较他们做的事和我做的事,看自己有没有犯错误。第四,借助天地之间,看是否合乎自然的规律。第五,问天地鬼神看有没有疑义,看有没有愧对自我本心。最后,等到百世之后,圣哲之人来临也不感到疑惑,没有异议。把天、地、人、神,当代、未来、自我本心、老百姓,从实践层面到观念层面都触及到了,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之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也”,也就是说,让鬼神来考辨,都觉得无愧于天,无愧于鬼神。百世之后的圣人来看待这个问题,看待我们的纲领,也都不会有疑惑。这就叫知天知人,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圣人举动要代天下之人去立言而且被人称道,行为要被天下之人所效仿,语言要被天下之人所遵从,这样就会产生高山仰止的感觉,亲近他的人再也不会厌烦而抛弃他。《诗经》说,那里没有厌恶,那里没有嫉妒,白天黑夜都可以保持自己的名誉。而关键在于,君子从来都是这样的,只要推行这种法则,君子的名声就可以遍被寰宇,四海之内都知道他。

《中庸》认为君子只有修中庸之德行至诚之道才能登临绝顶,并将自己的思想德行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样才是胸怀天下的真正君子,而不应该敝帚自珍、言大于行。

(四)天人相喻的文化意义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祖述”即传述传承相述,“尧舜”即唐尧虞舜圣人。孔子把尧舜的思想、观念、德行以及制度都传承下来。“宪章文武”,“宪章”即取法彰显的意思,“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孔子把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德行、做的伟大事情和纲领继承下来。孔子不是反古,也不是完全遵循古代,更不是将古代思想一成不变地照搬。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表明了他对待古代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绝非抱残守缺。今古人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但是在具体措施上要从当下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把事情做好。“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往上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些规律,往下沿袭本土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的法则。“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就像那高天与厚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承载覆盖的。“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譬如一年四季的交错运行,好像是太阳月亮的轮流照耀周遭。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地万物都可以欣欣向荣地生存,但互相不构成一种利害关系。“并育不相害”是说,天地不是厚此薄彼只生长一种东西而让其它都死掉,天地之间不是说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而是你中有我和谐并存。当今西方世界过度强调竞争、斗争、战争的结果就是非并育而互害,背离了儒家的并育共生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思想更具有生态文化精神。“道并行而不相悖”,大道周遍适用,道不是只有一个方面,而是能够贯彻到万事万物当中,具有周遍性和普世性,不是互相背离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小的德性就像川流不息的江河,润物细无声,养育万事万物。尽管它很微小,但是它深入到方方面面,深入到广袤的土地中。而“大德敦化”,大德是和造化、大自然同生同息一脉相承的,此天地之所谓大也。微小的道德就犹如江河流水,宏大的道德就犹如敦化造化,这就是天地自然之所以为大的道理。一句话,不藐视和拒绝小,就必定成其为大。反之,凡是不注意小处,就必定要走向失败。

在现代性话语中,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客体加以盘剥挖掘,自然成为人的征服对象。在中国思想谱系中,人是天地化育中的一维而又促进天地化育,人要按照天地化育之道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而反对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加以征服盘剥。先秦经典谈论人在天地之间的论述很多,可以文本互释:“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子夏曰:‘三王之!,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天子者,与天地参,故!配天地,兼利万物。”“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卻,忽然而已。”曰:“功参天地,泽被生民。”这说明,“天人之际”的问题始终是人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解决的方案大抵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学解决的方法是“天人对立”。《中庸》既重视处在天地之间的人的能动性,又重视人与自然的相生相合的和谐性,在维护天地自然的多样性与整体性中,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性和统一性。

这里《中庸》以孔子为典范,盛赞他上宗尧舜、下法文武,与天地并立,并可以化育万物,为后世学者塑造了一个崇高不朽的圣人形象。从《中庸》本身的结构来看,这也由对中庸之道的理论方面的阐述,落实到具体人格榜样的确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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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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