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宗教根源于对生命创造者的感恩之情与敬畏之心，“孝亲”是儒家宗教的重要内容。《论语》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孝道的言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儒家强调“博学于文”，以重视教育著称。孔子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若要成为“君子”，“文”（后天的文化教育）与 “质”（质朴的善良本性）缺一不可，因而，“学文”是儒者不可或缺的人生内容。不过，勤奋好学、自学成才的儒宗孔子认为，就做人的根本而言，比“学文”更加重要的是“孝”与“弟”，即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

　　“仁义”是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孝弟”则是“为仁之本”。在“孝”与“弟”两项中，更为根本的是“孝亲”。在这一点上，儒教与基督教有很大区别。基督教也提倡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爱上帝、爱基督。《圣经》上记载，基督要求信徒们爱天父和基督超过爱自己的生身父母。孔子则认为，凡是不能够将爱父母作为人生第一要义者，就是在做人的根本上还没有立起来。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儒家文化对人的生命来源的看法与基督教有所不同。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一位男性的天父———上帝———创造了一切，与天地万物一样，人也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人最该爱戴与感恩的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造物主天父。儒家文化则认为，天地孕育万物，父母生育儿女，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既要敬畏感恩造就了这一切包括人类的天地大父母，又要孝顺感恩养育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在基督教徒的婚礼仪式上，感恩与顺服上帝是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的婚礼上，则一拜天地（人类和万物的大父母），二拜高堂（自己的生身父母），最后夫妻对拜，男女合德。


　　正因为中国儒家文化认为生身父母是个体生命的来源，所以对父母极其感恩，父母在家庭中地位神圣， “孝亲”是儒家宗教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主张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父母在生时要在物质上尽力供养，在态度上恭敬和顺，父母过世后依然要如同他们在生时一样供奉祭祀。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同情，宽恕，主张推己及人，仁人爱物，“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又肯定“爱有差等”。“爱”之所以有差等，是由血缘的远近所决定的。最该爱的是父母（自身生命的来源），其次是兄弟（自身的同胞手足），因而，“孝”与“弟”就是最重要的家庭道德，是一个人能否仁人爱物的根基，也是做人的根本。儒家也弘扬博爱道德，致力于培养“民胞物与”的境界与情怀，不过，儒家认为，要求一个人“爱无差等”，即爱别人跟爱他的父母兄弟一样，是不自然、不合理、不近人情的，因为血缘关系才是最根本的人际关系，“我” 的爱是从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依次扩展出去的。

　　在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中，对生身父母的爱是最重要的。2008年四川大地震，一位正在上课的高中老师在地震发生瞬间不顾学生，只身逃离。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当时的情况，引发强烈谴责，因此得到了“跑跑”的绰号。事后，“跑跑”先生公开声称，如果当时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同时在场，他很可能会救女儿而不是自己的母亲。按照儒家的传统道德理念，在危难中，儿子毫无疑问地应该先救生养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的生养之恩与生命价值高于女儿。这种把母亲生命的价值放在女儿和自己之后的言论，在传统中国社会无疑会被视为忤逆不孝，这就好像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期，有人敢公然宣称不信上帝一样的可恶。

　　正因为个体生命来源于父母，在儒家传统中，父母对儿女行使体罚就具有正当合理性。“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棍子底下出好人”，父母既然生养了儿女，当然有权对之实行责罚。对于父母的责罚，儿女应该痛悔己过，顺受无怨。《圣经·旧约》记载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无条件服从。亚伯拉罕毫不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和其要求的合理性，遵照上帝之命，用独子献燔祭。同样，在中国传统孝子们的心目中，生身父母就是自己的上帝，是自己生命的创造者与绝对权威，父母的任何要求责罚都有其合理性，都应该和婉顺应。

　　胡适成名于上个世纪初期全盘反儒家文化的激进新文化运动，他逝世时，蒋介石在挽联中称之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位新文化运动大将是深受传统儒家孝亲宗教陶冶同化的孝子。在《四十自述》一书中，胡适生动描述了童年时代寡母对他十年如一日的孝亲“布道”，以及在做人和学习方面的严格督导，包括犯错时所受到的训责和体罚。中年胡适深深感激母亲，赞美自己的寡母既是“严父”又是“慈母”，将自己做人和为学的成就归功于母亲教子有方。青年时期，胡适曾一度因失意而酗酒浪荡，一次大醉后与巡捕争斗被关押了一夜，清醒后，他看着镜中狼狈的自己，想起了在家乡时时期盼他成才的母亲，决心痛改前非。不久，他考取了官费留美，数年后学成归国，迅速在学术文化界爆得大名。胡适广受到异性青睐，在婚姻问题上却惟母命是从，对母亲包办的发妻始终爱护不弃。三岁丧父的胡适对父亲毫无感性印象，却致力于从父亲遗留的文字中追寻其思想轨迹。在《四十自述》中，他称自己明理性重经验的为学路径是步父亲的后尘。他不仅学成后扬名显亲，还整理出版了父亲的全部遗著，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他进而大量补述了父亲一生的主要事迹。综观胡适的生平可见，父母在他生命中的地位近乎神明，母亲的“布道”内化为他的人生动力，他的生命可谓是实践父母期待的一生。胡适的作为正是儒宗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当“善述父之事，善继父之志”的具体实践。

　　因为“孝亲”，孝子必然会珍爱自己的生命，爱护自己的荣誉。“孝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儒家认为，生命是父母给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能损毁，应该爱惜。人生一世，要好好做人，努力做事，在家尽孝道，在外行忠信，为父母争气，为祖宗争光。记得曾看到美国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的电视访谈节目，赵女士说自己无论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在社会上做事，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心理动力，那就是要为父母争光。赵小兰是姐妹中的老大，她的几个妹妹也都很出色。在她的家庭教育中，中国传统“孝道”仍然起着作用。

　　应该说明，基于父系家族人伦道德的传统，儒家孝道与崇尚个体自由、人权、人人平等的现代世界普世价值有重大冲突，因而，维护父子、君臣、男女三大不平等人际关系的传统儒家“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断裂不可避免，新文化运动提出 “打倒孔家店”的武断口号并非历史偶然。儒家文化在大断裂后的再度复兴必须经过重大转型改造。不过，儒家仁义道德和孝道的精华，诸如敬爱、感恩、善待和回报生养了我们的父母，珍爱生命，和睦家庭，并从家庭伦理进而扩展到社会，立己立他，尽忠守责，仁人爱物，乃至“治国平天下”，建立和谐社会，因此显身扬名，荣耀我们的父母，等等，无疑应该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人权与人人政治平等的文化框架内继续在个人生命中发挥作用，为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与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