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伦敦世博会中国馆版画

一切始于“赛奇会”

　　——中国走向世界的奇异之旅

　　1851年－2010年：从赛奇会到世博会，从清政府到新中国，从香港港口到上海外滩，从李鸿章到应行久。中国之于世博，曾渐行渐远，今又如影随行。

　　1846年12月6日，在轰隆的礼炮声中，一艘名叫“耆英号”的木质轮船缓缓驶出香港港口。船上有30名中国人，其中一人名叫希生。

　　经历了漫漫航程，轮船抵达伦敦。在伦敦，停泊在泰晤士河畔的“耆英”号吸引着大量英国人参观游览。一天，维多利亚女王参观耆英号后，邀请梳着长辫的希生老爷出席首届世博会开幕式。

　　1851年

　　“耆英号”上的希生老爷

　　“耆英”号是几个英国商人秘密购买用于商业航行。彼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被迫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狭小的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对西方开放。

　　“耆英号”的命名是英方为表彰广州钦差大臣耆英。他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耆英号”满载着英方雇佣的30名中国人，丝绸，瓷器等一干精美中国货品，穿过爪哇岛、印度洋，驶向英国。精明的英国商人深知，一旦这些东方玩意儿运到英国，利润将会成倍叠加。当“耆英号”抵达英国，这里的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展开。自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资本高速运转，伦敦迅速成为欧洲金融中心。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提议下，英国决定举办一届用于炫耀英国最先进技术的博览会——1851年的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就这样诞生，它又被后人视为第一届世博会。

　　此时，正停泊在泰晤士河畔的“耆英”号吸引着大量英国人参观。一天，维多利亚女王参观耆英号后，邀请梳着长辫的希生老爷出席世博会开幕式。

　　当年《匹茨菲尔德太阳报》记载着希生老爷在开幕式上的表现：希生与其他外国人站在一起，当唱诗班唱起《弥赛亚》时，希生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突然从外国使节、达官贵人中走到女王面前，优雅地向女王行礼。

　　现存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埃尔伯伦博物馆的一幅名叫《女王在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油画也见证了希生老爷在世博会开幕式的露面：一个身着官服的长辫子男人，兴趣盎然地站在人群中。

　　也正因这幅画，很多西方人都误认为希生是大清政府派遣的使者。

　　但据1850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记载：在华的英国商人在第一届世博会前，确实专门成立了中国筹备委员会。但后来忽然停止了工作，理由是，英方认为应该由中国政府出面组织参加。《北华捷报》曾呼吁上海商界为博览会选送产品，但只有英法美三国领事和少数商人相应，政府和百姓均漠不关心。

　　“这是西洋人的‘赛奇会’。”清政府这样定义世博会，在他们眼中，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是不值一提的“奇技YIN巧”。

　　在收藏家仝冰雪的《世博会中国留影》一书中收录了一张《1851年伦敦世博会中国馆》的版画，版画说明写道：中国馆有来自神秘岛屿的铜器、中国瓷器、屏风、椅子、象牙雕刻品、珐琅彩铜器等。

　　没有清政府的官方参加？哪来的中国馆？

　　原来19世纪中叶，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品用来国外市场销售，原料大部分从国外进口。为了拉动贸易，在确定中国政府无意参加世博会后，英国官方督促在华工作的英国商人组织货品，搭建中国馆。

　　仝冰雪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在当年西方人眼中，中国依旧是东方大国，残留的余韵充满魅力。英国政府把第一届世博会定位为世界规模的盛会，从这点而言，中国绝对不能缺席。或者说，英国急需中国参与。”

　　一位叫徐荣村的中国商人应该感谢英国人的越俎代庖。1851年春天，徐荣村偶然获悉英国要举办工业博览会。出于商业敏感，他把自己经营的丝绸“荣记湖丝”捆成12包，装上货船送往英国，摆到中国馆展出，并最终获奖。

　　2002年，正当上海如火如荼地申办世博会时，一位叫徐增生的上海市民向组委会递交了一份家族祖谱。在这份《北岭徐氏宗谱》中记载着徐荣村当年的获奖评语：推君丝为会中第一，中外人无异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奖状。”

　　1851年的世博会留给世界的印象是：英国的火车汽船已经代替马车帆船，蒸汽机、气压机在展馆里隆隆作响；已经铺建而成的22条铁路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六条京广铁路。

　　民国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西学与新潮》一书中曾这样回忆1851年前后中国的景象：大清王朝对一切并不自觉，亿万人民仍旧悠然自得地过日子，像过去一样，从摇篮到坟墓。一部分人开始采购外国货，有的为了实用，有的为了享受，对变化以及其必然产生的结果茫然无知。

　　1867年

　　巴黎“赛奇会”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都认为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才是有中国人参与的第一届世博会。这一切源于清末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在《漫游随录》里的记载。

　　王韬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曾和太平天国有所接触，被清政府“通缉”流亡到香港，在传教士的帮助下，搭乘鲁士号轮船抵达英国。

　　1867年，王韬在法国亲历了巴黎世博会，在《漫游随录》中，他记录了一个广东戏班在世博会上的演出。这是首次见诸中国人笔墨的世博印象。在目睹了巴黎的街灯，商场和一系列工业建设后，王韬感叹“眼界顿开”。

　　王韬出访欧洲的背后是中国内部正在酝酿的一场变革，变化发生在1860年前后：太平天国，鸦片战争和长年的饥荒、瘟疫让满清政权岌岌可危，洋务运动就此启灶；1861，清帝批准新设处理西方关系的总理衙门，被迫承认天朝和外邦是国与国的关系；1865年，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江南制造总局设立。

　　但清政府仍旧对世博会保持高度敏感：1853年的纽约世博会、1855年的巴黎世博会和1862年伦敦世博会，三届世博会均没有邀请清政府参加。在西方使臣眼中，梳着长辫子的中国官员难打交道，每每提起世博会，他们多坚称为“赛奇会”。

　　1866年，清政府总理衙门首度受邀参加1867年的法国巴黎博览会，但对博览会免除参展出口税的惯例产生疑问，再度拒绝参加。

　　英国人赫德的出现改变了清政府对世博会的态度。这个19岁就来到中国，能操一口流利汉语的外国人，28岁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后，曾在1866年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着重说明了与西方外交活动的种种好处。他暗示，他的劝告如果得到采纳，中国将会变强，而如果不加理会，中国就要沦落到在国际上被奴役的地位。

　　这份提案间接促使清政府决定在1866年派遣一个非正式的赴欧考察团，由六十开外的官员斌椿率领。由于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该团使命是前往西方搜集情报，换而言之，公费观光。

　　观光团遍游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回国以后，团员们就详细记述所见所闻：和前文提及的王韬一样，他们的观察主要以西方的社会风俗习惯、高楼大厦、煤气灯、电梯和机器为主，对政治制度一笔带过。

　　显然，这些早年走出国门的人深受李鸿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理念的影响。正如李鸿章在改革初始，自己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超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行。”

　　1867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法国艺术光耀世界，雨果为巴黎市导游册写序，戈蒂埃向游客介绍卢浮宫。日本首度组团参加世博会，意图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开展革新运动。

　　这一年，《纽约时报》引用了一位叫阿尔伯·毕克默的观察者描述时下的中国：实施洋务运动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的最大障碍只能是中国人民对所有外国人抱有敌意，以及他们的迷信思想。

　　1873年

　　“赫德之赛会”

　　1870年，一份来自奥匈帝国的1873年世博会邀请函再次呈到清政府面前。总理衙门认为世博会是“炫珍耀奇”的无益之举，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助”为理由再度拒绝参加。在奥匈公使的反复请求下，政府勉强同意民间商人自愿选购物品。

　　1872年，奥匈政府请求中国建立专门机构负责世博会，清政府委托赫德监督各口岸民间商人参展，但中国应征者寥寥无几。于是，总督衙门索性委托赫德全权负责。

　　擅长外交事务的赫德深知世博会对各国间贸易的重要性，他在一年内连发了9道宗税务通令，调集各种展品，一并集合在香港口岸，经由意大利港口利亚斯特，汇总到维也纳。

　　1873年，由赫德领衔的清一色洋大人出现在维也纳世博会，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派团出席世博会，

　　在这届世博会上，意大利展出了巨大的火车模型，比利时人拿出了最新研制的电力能源产品。赫德千挑万选的精美瓷器虽在技术上无法和工业革命的成果媲美，但因炫目新奇吸引了大量西方人。《万国公报》称：“中国寄往各物遐迩，争观恐后，以为见所未见也。”

　　世博会后，维也纳为表彰中国海关的努力，制作三种特别勋章赠与赫德，清政府大悦。到1905年，38年间中国参与的29次世博会，一概由海关洋人负责。有史料称这一时段的世博会是“赫德之赛会”。

　　有些爱国人士曾抗议，称赫德代表中国出访世博会在选调展品时，以外国利益为重，迎合外国人黑暗心理，有意展出娼妓、小脚妇人等照片。但除了赫德，清政府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有能力组团出访西方的中国人。

　　在赫德控制海关代表中国出访世博的近半个世纪，他扮演的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一面捍卫西方列强的利益，一面顾全中国官员的身份。另一方面，在萎靡腐败的晚清行政体系中，赫德管理的海关是整个中国最有秩序和效率的部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中国参与世博会的连续性。

　　此时，朝廷重臣李鸿章无暇顾及世博会，他正忙于组建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从事民用业务的现代公司。在官商盛宣怀的倡议下，这家轮船公司完全靠民间资金运作。李鸿章骄傲地宣称：这个企业创办的目的是与西方轮船公司展开竞争。

　　至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洋务运动开展近十年：各式西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福建担任总工程师的法国顾问日意格回忆：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层决心恢复中国的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让人印象深刻。

　　同期，《纽约时报》刊载了一条旧金山来电：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的中国人都好看。朝廷拨出100万美金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这是中国官方派遣的第一批留美幼童。

　　1876年

　　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中国人

　　洋人领衔的中国海关成为世博会的常客，也为更多中国人正式出访世博创造机会。

　　1876年费城世博会，宁波海关李圭被选为工商业的代表，跟随中国代表团去美国参观，他是世博会中国代表团唯一的中国人。

　　19世纪，美国正从西半球崛起，至费城世博会举行当年，美国的经济已经跃居第一。在那届世博会的开幕式上，美国总统启动了当时功率最大的蒸汽机，轰鸣震耳的机器声证明了美国已经全面实现工业化。

　　在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中，翔实地记载了费城世博会的盛况，他感慨：中国要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光荣一席，则不仅要依靠传统的手工业和手工制品，要大力开展近代工商业。

　　那届世博会上，李圭巧遇了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他们恰好在哈佛学习，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参观费城世博会。

　　李圭问幼童：“想家吗？”幼童答：“想也没用，唯有好好读书，报效国家。” 李圭又问：“对世博有什么看法？”幼童答：“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识见，其新物善法可效仿之，又能联络各国交谊，益处甚大。”

　　在《环游地球新录》中，李圭详细描述了留美幼童的生活细节：“学生被分成小组，每组十二个人，每三个月里有两个星期在美国哈特福德度过，在中国教习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背诵、习字和作文。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渐渐地美国化了，把辫子塞在大帽子底下，兴致勃勃地打垒球。他们甚至在女监护教师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礼拜。

　　李圭之于世博的意义是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回国后，李鸿章亲自为李圭所著的《环游地球新录》作序，称赞其“甚远且大”，书在中国出版后，坊间竞相翻印。

　　这一年世博会，海关税务司长赫德记录：“由于中国赴会展品很受欢迎，中国人不愿意参加世博会的观念逐步开放了，每一次参加世博会，都会使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更友好，更有益。”

　　也正是在1876年，李鸿章开始研习西方礼仪制度，在一次登上了停泊在烟台的西式军舰远望时，他看到正在中国实习的日本留学生，遂萌生出派国人学现代海军的念头。

　　几个月后，七名年轻的中国淮军军官身背三年盘缠，前往德国学习战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