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时期合格的知识分子，其文化素质的结构应该有这样几部分：道德品格，综合修养，专业知识技能，业余爱好。这四部分应当均衡发展，形成合理态势。道德品格是决定人的境界高低、人格尊卑的东西，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综合修养主要指文史哲的基本训练和积累，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应该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而现代教育只重专业知识训练，而忽视人文道德，职业教育成为主导性的；即使有人文课程，由于教学方式不当，结果起不到充实精神生命的使用，常成为取得学分和学位的工具，这是必须加以调整的。而要加强道德和结合文化训练，阅读经典是必要的途径。这是一个笨办法，难收立竿见影之效，但它是最有长效的办法，可使人一生受用不尽。

经典中有哲学，有道德，有历史，有文学，有大圣大哲的睿智卓见，有为人处世的不移箴言，蕴含着真善美的精华，可以使人高雅、深厚，长才智，有文采。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逍遥游》），我们也可以说经典训练不实，则其做大事也无力。其人也许可成为专业人才，但难成为大方之家。我这样说是历史证的。在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仅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艺术家、人文学科的大学者，都无一例外的接受过文化要典和国学的严格训练，即使是大的自然科学技术专家，也都有较深厚的国学功底，无不对本民族的经典相当熟悉。如华罗庚、苏步表、钱学森和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者是学贯中西、文理双通的，故能有博深的见识，恢宏的气度。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至少应该读一读《论语》、《老子》、，孟子》、《庄子》、《孙子》，不能再少了，否则往往比不上一个外国的科学家和学者所拥有的中国学知识，怎么样样去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呢？

　　我们必须把经典学习的意义，提到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新的世界，决不如美国亨廷顿教授所预测的那样，将是东西文明冲突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将是东西文明互补共进的时代。这个进程实际上早已经开始，目前正加速。西方工业社会在取得工业文明的划时代和世界性的成就的同时，面临着生态失调、人际紧张、精神空虚、人性堕落等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不得不做出重大的调整。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东方文明包含着补救西方文明弊病的超前内容，正加紧努力研究东方学术，钻研《论语》、《老子》、《周易》等经典，认真从中吸取智慧，促进西方在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模式上有所改变。与此同时，东亚一些国家和中国，在努力复兴或保技东方文化传统的同时，已经或正在学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及其他先进学说，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东方特有的现代化模式。由于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发展背景的东方文化也相应地提高了国际地位。很明显，东西文化双向交流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潮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富有成效，这是世界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东西文化之间当然有对立和冲突的一面，但那是次要的，互渗、互补和合流才是主要的。在这种国标性文化格局下，中国现代和未来的知识分子，必须兼有东西文化的素养，才能适应新时代文化国际化的需要，否则不仅会丧失民族风格，而且也跟不上西方文明发展的最新潮流。

　　中国中断经典教育为时很久，开初一段时间内，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渐渐地，其不良后果陆续显露。由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国学根柢普遍浅陋，大师级的学者便难出现。学校教育没有经典训练，社会青年缺乏基本道德观念和基础性传统文化知识，于是造成社会道德滑坡和精神生活庸俗浅薄。所谓“中华是礼义之邦”早已是过去的事情，而今“礼义”二字竟在何处？目前社会道德风气的败落、社会行为的无序状态、拜金主义的猖獗横行、精神信仰的无所归依，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大家有目共睹，亲感身受。这种状况不是靠短期内突击措施所能改变的，尽管这些临时措施不能不采用，归根到底还是要靠社会管理水来的大幅度提高，和人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改善。这就与国民教育的战略有关，它的着眼点是二十一世纪，它的基础工程则是经典教育。必须从现在起，真正切实地把经典教育纳入大中小学的教学活动之中，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近的原则，编写有关课本，选读或通读经典的篇章或全书，把经典课作为通识教育的必修课，聘请最优秀的老师担任教学，长期坚持下去，日后必有大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或者从事精神文化事业的人，还应当把读书的范围适当扩大，对国学要典有较多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