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多年来，向西方学习，中国正在失去自我。儒学—国学的提倡似乎就是要找回自我。其实，自我自在心中，或许下意识没有提高到理论高度，才似乎失去了自我。30年的高速发展，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的。未来的转型和创造，仍然离不开传统文化。不过，文化和道德的起落，也是难以避免的正常现象，不必悲观。

最近，美国的比尔•盖茨退休并从事社会慈善事业，他决定把580亿美元的全部财富捐赠给慈善基金，而没有留给年幼的子女。中国的网民或舆论界，为此对中国的富豪，提出了道德的责难，希望他们重视社会公益事业。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缺乏学习盖茨的文化根源”。中国的富豪目前缺乏社会责任心，其实有很复杂的原因，当然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认为“我们缺乏学习盖茨的文化根源”，则明显是因为不了解传统文化所致。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发达的社会救助系统。善人修桥补路更是社会常态。宋朝的儒士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将入相，享受高官厚禄，但身后竟贫无以为葬，留给子孙的只是“施贤活族之仁”。也就是他把钱都拿去捐助贫困而有道德才华的人。他把私蓄拿来创设义田，救济贫困的族人。结果，他自己一无所有。毕竟，盖茨拥有天量财富，还有豪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侨巨商陈嘉庚，一生毁家兴学。晚年（解放后）就住在集美学校的一个小房间里，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努力从事学校的恢复和建设，而没有去修建他的被战争毁坏的家宅。他的格言是“子孙自有子孙福，莫为子孙作马牛”；“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所以，即使是最后一点剩余的财产也没有留给子孙。他自己说从事公益事业是出于天性，但事实上是中国传统社会救助系统，即范仲淹精神的继承者。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有消极面的，陈嘉庚就对华侨富商不热心公益事业深表遗憾：“所可怪者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多为子孙计，若夫血脉已绝，尚复代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其愚不可及。”但这并非是社会的全部，也不能据此认为“我们缺乏学习盖茨的文化根源”。要不然，陈嘉庚的毁家兴学精神怎么解释？

毛泽东与陈嘉庚

范旭东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集团永久黄集团的创办人，他为企业制定的信条： “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他本人没有什么资本，拿一份低工资（50元）度日，终生是一个穷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去世。侯德榜在纪念范旭东的会上说： “先生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其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范先生为人者，胥能道之……范先生死后，有某机关人以为范先生创立偌大事业，必留有许多遗产，来相询问。殊不知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

卢作孚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及民生集团的创办人，他的股份只有公司股份的1/2000。他作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有才华的企业家，同样一生清贫。有人评价他:“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他去世后，他的遗孀只能依靠子女生活。

中国的儒学向来重义轻利，服膺儒学伦理的人，进入近代工商业领域以后，同样轻忽个人利益。他们有能力发财，但根本就没有想为自己发财。解放后，我们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是自私自利的社会，其实，在解放前，是西方人批判中国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究竟哪个社会更自私自利？我没有研究。德国学者马克斯• 韦伯不认为在不同文化之间，人的贪欲和自私自利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成都华大校长毕启，一位美国人，在演讲中说，中国人的弱点，就是自私自利。卢作孚作为对这种评价的回应，有一段很有趣的解释：“中国人一向的美德是抑制了自己乃至于牺牲了自己以为集团生活——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今天虽然集团生活有所转变，转变为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乃至于一个国家的，而抑制自己乃至于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生活的美德，却仍然是一样需要的。不但不会抛弃而且反会加强。”他要发扬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更能抑制自己、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的精神。

　　现代个人主义者也许要批评卢作孚的集团精神，而盖茨的捐赠行为出来后，又有人要批评中国人的自私自利。中国人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中国人正在走什么样的路？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还没有进入研究状态，总是产生一些诚惶诚恐似是而非的话语。我想，好好静下心来，真正地研究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才能真正把握好时代的脉搏。